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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嫌疑人之一 ——罗伯特·布朗，24岁，黑人，穿着黑色皮夹克，从车的后门逃出并全力冲向了死胡同尽头的围栏。这时，警察迈克尔·考克斯驾驶一辆无警用标志的汽车停在了嫌疑犯的车子旁边。他也下了车，紧紧追赶着布朗。

考克斯是一名便衣警察，他就在这附近长大，也是一名黑人。

这天，考克斯依旧便衣，穿着黑色带帽的大衣，追着布朗来到了围栏前。布朗正在试图翻越这个围栏，但是他的衣服被围栏顶端的金属卡住了，考克斯上前想把布朗从围栏上拉下来，但布朗还是成功地挣脱并翻了过去。就在考克斯也准备翻过围栏继续追捕时，他的脑袋被类似警棍或者是手电筒之类的坚硬物体击中，翻落在了地上。其他参加追捕行动的警察误认为翻落在地的考克斯就是嫌疑犯，他们一拥而上开始围殴倒在地上的考克斯。

不一会儿，有人发现了这是一场误会，并大声叫喊：“住手！他是警察！他是警察！”众人一哄而散，没有人理会考克斯，全部逃跑。躺在地上的考克斯已经失去了意识，轻微脑震荡，面部有很多伤口，肾部也受了伤。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警察加入了追捕行动，其中就包括肯尼·康利。康利是一名来自南波士顿的小伙子，在高中毕业后不久就进了警局，到现在已经4年了。就在众多警察围殴考克斯的时候，他也正在追捕布朗。康利把车停到了距离嫌疑犯车子40英尺远的地方，他刚好看到布朗翻越围栏逃跑了。康利也翻过了围栏，并最终成功追捕到了布朗。

康利并没有参与殴打考克斯，但是就在他翻过围栏时，殴打却正在进行中。

尽管其他犯罪嫌疑人最终均被抓获并绳之以法，但殴打考克斯一案却始终没有定论。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警察局的内部调查一直没有停止，大陪审团也要求追查到水落石出。到底是谁袭击了考克斯？他们为什么要袭击考克斯？他们仅仅是把考克斯误会成了在逃的嫌疑犯吗？如果只是误会，那么他们为什么最后全部逃跑，而不是紧急呼叫进行医疗救护？

这个案子一点进展也没有，直到1997年，地方检察官把案件移交给了联邦政府，才获取了更多调查波士顿警局内部相关情况的权利。

2

考克斯指认了三个在那天夜里对他进行殴打的警察，但是，三人都拒绝承认并表示对殴打一事一无所知。很多警察在向警局提交的报告中却说，考克斯因为踩在冰上不小心滑倒才受了伤。有近60名在现场的警察应该目睹了一切，但所有人都否认了解任何相关信息。同样，康利也表示对围殴一事一无所知。以下是康利在宣誓后关于此案的证言。

问：你的证词中说，在你看到布朗翻过围栏以后也跟着翻过了围栏，而且只用了几秒钟而已？

答：是的。

问：就在同时，你并没有看到其他黑人便衣警察也在追捕布朗？

答：我没有看到。

问：根据你的证词，根本就没有黑人便衣警察在追捕布朗？

答：是的，当时我并没有看到任何黑人便衣警察。

问：如果有人在追捕布朗，你是否能够看到？

答：如果有，我应该可以看到。

问：如果他在围栏的顶端拉住了布朗，你是否能够看得见？

答：我想我应该看得见。

即使直接询问康利是否看到考克斯与布朗在围栏上的纠缠，他的回答依旧是：如果这件事情发生，他应该看得见。

虽然康利的证词简短，但他是殴打一案中最重要的证人，因为他是参与追捕行动的警察之中可以看到殴打全过程位置最好的人。然而，康利拒绝承认他看到过什么，这使联邦检察官无法控告那些参与殴打考克斯的警察，也就导致了没有任何人对袭击案承担责任。

唯一能够被确认与此事有所关联的康利只好对此事负责。

1997年，康利被指控作伪证与妨碍司法公正。联邦检察官无法相信，康利居然没有看到发生在近在咫尺的事情，这就是伪证。记者迪克·莱尔在文章中写道：“考克斯丑闻简直就是警界道德的沉默，他们内部在互相保护的时候居然表现得如此团结。”

尽管康利坚持他的证言，但是殴打一案还是进入了审判。布朗证实，康利就是当时逮捕他的警察，而且他还提供证词说，就在他翻越围栏后还向后看了看，发现有一个高大的白人警察就在围殴现场的旁边，另外一名警察也证实康利当时就在现场。最终，法庭宣判康利有罪。陪审团认为，康利跑向围栏居然没有看到围殴现场，甚至没有看到考克斯，这实在令人无法置信。

直到2001年夏天，报道考克斯一案的记者迪克·莱尔才第一次见到了康利。经过这次会面，莱尔开始怀疑康利并没有作伪证，于是他把康利带到了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实验室。

3

就在康利的案件处于胶着状态时，丹尼尔正在为本科生上一门心理学研究方法的课程，克里斯是他的助教。就在这门课上，我们两人完成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这个实验是基于先锋认知心理学家乌尔里克·奈瑟教授于20世纪70年代，在进行视觉与注意研究时所设计的一个非常精妙的实验范式。

心理学实验

在学生的协助下，我们利用哈佛大学心理学系的教学大楼制作了一个简短的电影。在短片中有两队运动员，其中一队穿白色运动服，另一队穿黑色运动服，所有运动员都在不断地移动并且互相传接篮球。

影片拍好后，我们便开始在哈佛大学内招募志愿者进行实验。志愿者需要观看影片，并计算身着白色球衣队员传球的次数，同时可以完全忽略穿黑色球衣队员的传球次数（无论是空中传球还是击地传球都要被算做传球）。

影片持续不到一分钟。观看结束后，我们会立即询问前来参加实验的志愿者到底有多少次传球。真正的答案也许是34次，或是35次，其实这并不重要。我们要求被试者记住传球次数，是想把被试者的注意力集中到屏幕上，而不是关注他们的计数能力。

而且，我们这么做还有其他目的——在影片中，除了穿白色与黑色球衣的运动员外，我们还安排了一个把自己伪装成大猩猩的人，这个“大猩猩”走过人群并稍作停顿，还对着镜头敲打自己的胸膛，然后走开，整个过程在屏幕上不超过9秒钟。除了询问志愿者传球的次数外，我们还要探查一些我们更感兴趣的问题。

问：在你数传球次数时，你看到什么特别的东西了吗？

答：没有。

问：除了运动员，你还看到什么了吗？

答：我看到了这里还有电梯，还有就是墙上有S形标志，可是我实在不知道S代表什么意思。

问：除了运动员，你还看到其他人了吗？

答：没有。

问：你看到大猩猩了吗？

答：大猩猩？没有。

在这项实验中，大约有一半测试者没有看见大猩猩。当他们重新观看录像而不需要计数时，他们都轻而易举地发现了人群中的大猩猩。

到底是什么导致这么多人看不见人群中的大猩猩？其实这属于注意错误范畴，在心理学领域内，我们称之为无意视盲，它与视盲是有本质区别的。当人们把自己全部的视觉注意力集中到某个区域或物体时，他们会忽略那些他们不需要看到的东西，尽管有时那些他们不需要看到的东西是很明显的。

人们的确感受着真实的世界，但是对注意力之外的事物也是缺乏了解的。人们以为特别的事情会迅速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这样就会牢牢掌握身边所有的信息，可是大家真的错了。就像大猩猩实验那样，尽管大猩猩是那么栩栩如生，尽管它在人群中是那么与众不同，但是，人们真的很难注意到它的存在。

4

莱尔在听说了关于大猩猩的实验后，把康利带到了丹尼尔的实验室，他想知道如果康利参与这个实验，那么结果将会如何。

在实验室里，我们第一次见到了康利，他是一个很严肃而且沉默寡言的人，莱尔几乎成了他的代言人。其实我们也不确定康利到底能不能看到人群中的大猩猩，况且，是否能看到大猩猩与6年前他到底有没有看到考克斯被殴打也没有绝对的必然联系。不过我们很好奇，在康利知道这个实验的科学解释后会怎么想。

就在康利计数的时候，他发现了人群中的大猩猩。尽管丹尼尔向他解释了有关人类注意力的理论，但是他还是像其他发现大猩猩的被试者一样，无法相信有人会没有注意到这么明显的大猩猩。

为什么看见大猩猩的康利，却没有看见围殴现场？

正因为人们对于自己感知世界方式的认识是根深蒂固的，他们无法相信自己会忽略那么多重要的事物，所以，考克斯一案无论是在官方还是在民间才会出现这么多质疑康利的声音。

在案发的当时，康利看到布朗要翻过围栏，在他眼里全世界只有在逃的嫌疑犯一人，我们可以称之为“单通道视觉”。检察官当然不会相信单通道视觉的存在，而是认为康利不过是在自己记忆里把当时的场面重新“编辑”了一下，从而剪切掉了那些对自己不利场面的片段。然而，如果康利在全神贯注地追捕布朗，就像实验中我们的被试者必须集中所有注意力来计算传球次数一样，康利就完全有可能没有看到围殴考克斯的场面。

不过，康利的证词使他在案发现场这一事实毋庸置疑，再加上人们主观判断康利不会忽略那么明显的事情，两者共同作用，使检察官认定康利在作伪证并妨碍司法公正，其目的无非是保护自己的警察同伴。

2005年7月，康利终于赢得了撤销以往对他判决审判的结果，考克斯一案以康利胜诉告终。

科学已经为人们解开了无数谜团，但遗憾的是，人们没有条件对每天发生的那些错觉分别加以分析，然后去证明这是由于人类大脑某方面的机制所决定的。

就好像考克斯一案，我们无法确定康利是否由于无意视盲而没有看见殴打场面。如果进行一个严谨的科学研究，就必须全面真实恢复当时所有的影响因素。尽管如此，我们也不是完全无能为力，至少我们明白那些一味谴责康利的人走错了方向。案件调查人员、检察官、陪审员，都没有能够考虑到一个最大的可能性——康利根本就没有说谎，那天晚上他可能出现了无意视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