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纪红

福克纳的小说《押沙龙，押沙龙!》以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的美国南方社会为故事背景，通过叙述约克纳帕塔法县萨德本家族近百年的兴衰历史，反映了美国南方社会特殊时代背景下普遍存在的精神危机与人的生存困境，生动揭示了处于急剧转型期的美国南方社会中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己内心的各种伦理冲突，通过萨德本及其家族的最终毁灭唤起人们对伦理道德的人性思考。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的创始人聂珍钊在《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一文中曾明确指出，“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后，文学的伦理价值取向越来越明显，主流文学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对现实社会道德现象的描写、评论和思考，甚至文学被用作某种伦理道德的载体，以实现某种教诲的目的。”①邹建军认为，“自从文学现象产生以来，就存在着种种对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描写，也就是存在着对人类社会中的种种伦理关系的描写。因此，探讨作家的伦理思想、解读作品的伦理内涵、揭示文学现象产生的伦理背景不仅成为可能，也是一种必要。”②因此，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阈来阐释小说《押沙龙，押沙龙!》的伦理道德内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

作为家族创始人的萨德本童年时代过着天真、混沌的生活，从未听说过土地由私人拥有，更不知道这些土地拥有者的地位高低取决于他们的肤色和财产。有评论家认为有关萨德本的“天真理论”源自康普生将军的杜撰，克林斯·布鲁克斯曾经提醒读者，康普生将军并不是从传统意义来定义“天真”这个概念的，他认为萨德本天真是因为“他(萨德本)相信所需要的无非是勇气与精明，前者他知道自己是具备的，而后者，他相信他能学到手如果那是可以教会的话。”康普生将军的孙子昆丁认为萨德本的天真与其童年时代所生活的西弗吉尼亚山区环境有关。萨德本的童年时代“未能使他得到一种强烈的家庭归属感，他对家庭几乎是完全冷漠的……山区的贫困艰辛和与世隔绝导致了萨德本过于简单化的处世方式。”③

萨德本少年时代在一个种植园大宅门口遭受的侮辱使他意识到自己贫困卑微的处境，同时也将年轻萨德本所有的伦理道德观念扫荡一空。他决心成为一个比那个种植园主更富有的人来洗掉自己所蒙受的耻辱。一个宏伟规划在他的内心形成，“我有过一个规划。为了完成它我得要有金钱、一幢房子、一个庄园、要有奴隶和一个家庭——自然也总得有位太太。我着手去拿到这些东西，不向任何人乞求恩赐”(266)。年仅14岁的萨德本愤然离家出走，漂洋过海前往西印度洋群岛，从此再没有与自己的家人有过任何联系。少年萨德本所生活的那个贫穷白人家庭无法缓解他心中因遭受有钱人的侮辱而产生的愤怒，家庭作为一个社会个体生活的第一场域对于萨德本而言已经失去任何意义。

在海地，萨德本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一个甘蔗种植园主解除了敌人的围困，赢得了种植园主的青睐，并娶其女儿为妻。在他们的儿子查尔斯·邦出生后，萨德本发现他的妻子是个有黑人血统的混血女人。萨德本认为这个女人和孩子对他的宏伟规划不利，便无情地抛弃了他们。萨德本30年后为此行为所做的理性辩解使康普生将军深信，萨德本的那份天真“相信道德的合成也跟馅饼或蛋糕的揉捏一样，一旦你称好、量好、搭配好，把各种材料搅合起来放进烤炉一切便都完成，出来的除了馅饼或是蛋糕之外便再不会是别的了”(266)。正如詹姆斯·盖蒂所言，“这个比喻表明萨德本的天真源于他的需要，因为那次侮辱，少年萨德本对世界的认识遭到破坏，他需要规定一个秩序体系，萨德本世界里这种秩序的缺乏对他而言犹如一种黑暗，这黑暗体现为邦(查尔斯)对其规划所构成的威胁”。在萨德本的规划中不存在任何道德责任，萨德本少年时代“企图通过辛勤劳动和勤勉努力来缓解自己遭受的伤害，这种理想化的企图现在已经成为成年萨德本僵硬冷漠的抽象概念，其他所有的道德价值和意义结构则被迫遵从这个抽象概念。”④

萨德本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他有的只是恃强凌弱的本能和对物质财富的欲求。他选科德菲尔德的女儿埃伦为妻并非出于爱情，而是因为科德菲尔德家清教徒般正直的名声有利于他宏伟规划的实现。从此，科德菲尔德小姐开始成为萨德本宏伟规划的殉葬品。在百里地庄园，萨德本聚集乌合之众捕猎、打牌、酗酒，不仅挑动黑奴们互相搏斗，而且自己也参与其中，并与黑人女奴生下混血私生女克莱蒂。在伦理道德缺失的百里地庄园，游手好闲、傲慢自大的萨德本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

埃伦对自己的生活和婚姻也开始默认并妥协，沦落到在她临终之际竟要求比自己女儿还年幼4岁的妹妹罗沙来照顾她的儿女。在儿子亨利离家出走杳无音信后，萨德本为继续实现自己的宏伟规划，建议与罗沙一起“作一次实验性的繁殖拿出件样品来，倘若是个男孩他们就结婚”(180)，毫无人性地践踏了罗沙作为一个女人追求幸福的权利与梦想。当他残忍地侮辱刚为他生下一个女婴、年仅15岁的小米利连匹母马也不如时，骄狂的萨德本被小米利的外公琼斯用一把生锈的镰刀当场砍死。萨德本的毁灭充满了讽刺性的意味，因为终结道德堕落的萨德本生命的人恰恰来自萨德本原本所属的贫穷白人阶层。鲁帕斯堡曾经指出，昆丁的父亲康普生先生在推测性地叙述琼斯故事时，充当了一个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对琼斯的性格、情感以及内心活动了如指掌，“康普生先生喜欢用比喻，他讲述的琼斯故事寓示着:一个拥有土地的上等人毁灭于一个恭顺的无土地的下等人之手。这恰好映照了萨德本1835年那段叙述，即关于在弗吉尼亚种植园大宅门前遭黑人侍者拒绝的叙述……由此，康普生先生为萨德本的崛起和堕落带来一个可能并不真实、但却极富艺术性的结尾。”⑤

二

萨德本的长子查尔斯虽遭父亲的无情抛弃，但凭借萨德本为“轧平自己道德上的帐目”而自愿放弃的财产，查尔斯过着衣食无忧、奢侈糜烂的都市生活。28岁时，心中充满迷惘困惑的查尔斯抛弃了自己的混血女人和孩子，离开新奥尔良，来到密西西比大学，拉开了一场兄妹乱伦、手足相残的悲剧序幕。初到萨德本百里地的查尔斯毫不费力地迷住了亨利和朱迪思这对乡村兄妹，引起了喧哗与骚动。查尔斯在百里地庄园第一次与萨德本相见时，便产生了一种对自我身份认证的强烈渴望，但他所期待的并没有发生。在萨德本看来，查尔斯与母亲的黑人血统注定了他会失去拥有一个父亲的权利，查尔斯天生就是一个被父亲、被上帝抛弃的人。在萨德本的心目中，查尔斯的黑人血统注定了他作为儿子身份的迷失。在伦理道德缺失的萨德本家庭，查尔斯注定要成为种族矛盾和伦理失范的牺牲品。面对异母弟弟亨利的枪口，查尔斯仍然坚持自己作为儿子的身份和权利，并为之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次子亨利虽然扮演了一个弑兄者和乱伦者的角色，但同时也是萨德本家庭伦理失范的牺牲品。书名《押沙龙，押沙龙!》取自圣经故事。押沙龙是古代以色列国大卫王的第三个儿子，他的生平事迹记载于《圣经·撒母耳记下》。押沙龙的胞妹他玛遭异母兄长暗嫩玷污。押沙龙因此怀恨在心、蓄意报复。两年后，押沙龙在宴席饮酒之际将暗嫩杀死并逃跑。因大卫王内心十分想念押沙龙，从未有过悔改之心的押沙龙不久被接纳归回。押沙龙在日后的叛乱中战败逃跑时，因自己所夸耀的美丽长发被浓密树枝缠住而被人刺死。圣经所记载的押沙龙生平，几乎都与权位、计谋、仇恨、凶杀、叛乱有关。但有一点例外，押沙龙弑兄足以体现他对妹妹的疼爱。虽然小说《押沙龙，押沙龙!》的故事结构与《圣经》典故并非完全吻合，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圣经原型的再现。肖明翰认为，“福克纳用《圣经》故事来为这部小说取名极大地增加了小说的道德和感情深度。大卫王的人性的充分显示和他悲痛的呼喊同萨德本的冷酷无情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也是对他的践踏人性的‘蓝图’的批判、讽刺和否定。”⑥

关于福克纳作品中的乱伦之恋，一些研究美国南方社会文化的学者曾指出，这种具有乱伦性质的兄妹关系在封闭的庄园主家庭中相当普遍。伊丽莎白·科尔曾经说过:“在约克纳帕塔法地区，夫妻之爱的缺乏与兄妹之间、父女之间的乱伦之爱形成具有讽刺意味的对照。”⑦肖明翰认为，福克纳描写这些不正常关系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揭露和批判产生这种畸形关系的社会、传统和家庭等因素;二是福克纳把这种关系看作是进行心理和道德探索的一种象征。在萨德本家庭中，母亲埃伦只是一个影子，没有自己的主见和意志。父亲萨德本为了实现自己的宏伟规划，无情地抛弃了第一任妻子和儿子，对亨利和朱迪思，萨德本也从未付出过应该给予的父爱。家庭中父母之爱的缺失使亨利只能在兄妹感情中寻求慰借。从而导致了兄妹之情的畸形发展和手足相残的悲剧结局。

三

虽然在萨德本百里地庄园充满着欲望和罪恶，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同样看到了爱与人性在萨德本百里地庄园的闪光。被欲望驱使的父亲萨德本一手酿造了家族的悲剧，而女儿朱迪思却以她的坚强柔韧与仁爱善良努力弥补萨德本家族犯下的罪恶。童年时代的朱迪思便表现出她的坚韧与善良。虽然同样成长在美国南方种族歧视的环境中，对萨德本与黑人女奴的私生女克莱蒂，罗沙和朱迪思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当克莱蒂伸手碰触到罗沙时，罗沙感到惊愕、忿怒、甚至恐惧。对克莱蒂以及她所属的那个种族，罗沙有一种本能的惧怕，甚至对克莱蒂接触过的物件都要躲得远远的。朱迪思则不同，少女时代的朱迪思就表现出迥异于萨德本家族其他成员的精神特质，她经常与克莱蒂一起玩游戏，一起玩同样的玩具，甚至还经常与克莱蒂同睡一张床。

当查尔斯走进她的生活，尽管与他相处的时间非常短暂，朱迪思却发自内心地爱上了他。虽然父亲、兄长竭力反对，但对真相一无所知的朱迪思却不顾一切地接受查尔斯。这种爱给朱迪思带来的温暖幸福虽然短暂，却赐予了她不可思议的力量和信念。在南北战争期间，朱迪思这个南方淑女任劳任怨，不辞辛劳，在一无所有的清苦日子里坚强忍耐，等待着父亲、兄长、未婚夫的归来。生活的磨难不仅让朱迪思坚强冷静，而且使她具备怜悯仁爱、温和柔顺的品质。当查尔斯与在新奥尔良的混血女人所生的孩子查尔斯·埃蒂尼成为孤儿时，朱迪思以她与生俱来的博大母性胸怀接纳了这个孩子。成人后的查尔斯·埃蒂尼由于对自我身份的不认同而内心狂怒，经常滋事斗殴，并与一纯黑人血统的女人结婚生下智障儿子吉姆·邦。朱迪思一直努力为萨德本家族犯下的罪恶赎罪，她同样接纳了这对母子，最后为了照顾患上黄热病的查尔斯·埃蒂尼染病而死。朱迪思在弥留之际仍不忘嘱咐克莱蒂将查尔斯·埃蒂尼的儿子抚养成人。

萨德本的混血私生女克莱蒂同样表现出福克纳笔下女性所特有的善良宽容和坚强忍耐。正是这些优秀品格使她们对生命和死亡深怀敬畏，并在冰冷荒芜的世界里找到活下去的理由。朱迪思死后，克莱蒂孤身一人将智障的吉姆·邦抚养成人，支撑已成半朽空壳的萨德本百里地大宅长达25年。在罗沙发现已经生命垂危的亨利藏匿在百里地大宅以后，她叫来了急救车和医护人员。照顾罹病的亨利已经4年的克莱蒂将急救车误认为是镇上派来抓捕亨利的囚车，为了保护亨利免于因枪杀查尔斯而被吊死，她纵火焚烧了百里地大宅，自己也葬身火海。

朱迪思和克莱蒂的死充满了古希腊悲剧和谐、悲壮之美，使我们看到人性的善良与美好，看到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小说《押沙龙，押沙龙!》中，福克纳借昆丁父亲之口这样赞美他笔下的女性:“她们面临痛苦与毁灭时自有一种勇敢与坚韧不拔的气概，能使最最刚强的男子显得像一个爱哭的娃娃”(196)。英国文学批评家、道德形式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利维斯曾经说过，“小说大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提升了人性意识和生活潜能意识”。福尔纳的叙事作品表现了对生活所抱的强烈而独特的人性意识与道德关怀，极大地提升了生活的价值，并“以此与技术—边沁主义社会中的物质主义、荒蛮主义和工业主义等势力相抗衡”⑧。

虽然克莱蒂天真地以为，不论萨德本或亨利做了什么，她和朱迪思把债都还清了，但萨德本家族仍逃脱不了彻底毁灭的最终命运。充满了悲剧与罪恶的萨德本百里地大宅在烈火中化为灰烬。

“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它通过艺术环境为伦理学批评提供更为广阔的社会领域和生活空间，通过艺术形象提供更为典型的道德事实，并通过文学中的艺术世界提供研究不同种族、民族、阶级、个人和时代的行为类型的范例。”⑨小说《押沙龙，押沙龙!》同样不例外。随着美国南北战争后奴隶制的废除和农业社会的逐渐解体，南方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经济上都遭受到深刻、剧烈的挫败，处于深刻的历史性变革之中。作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经典作家，福克纳通过小说叙事这一艺术形式，集中、典型地反映了处于急剧转型期的美国南方社会复杂的道德现象，描写了南方社会中存在的道德矛盾和人物内心的伦理冲突，以敏锐、深刻的洞察力表现了对生活的道德关怀和人性意识，并“按照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念去表现自然、社会和历史，建立自己的道德理想”⑩，从而实现了现代主义小说艺术形式与道德主题的完美统一。

注解【Notes】

①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外国文学研究》2(2006):13。

②邹建军:“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实用性与有效性问题”，《“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研究方法新探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聂珍钊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37。

③威廉·福克纳:《押沙龙，押沙龙!》，李文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249。以下引文凡出自该译本，只在引文后的括号内标注页码，不再另注。

④David P．Ragan，Absalom，Absalom!A Critical Study(Ann Arbor:UMI Research Press，1987)110、116、117．

⑤ Hugh M．Ruppersburg，Voice and Eye in Faulkner’s Fiction(Athens: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83)122 －123．

⑥肖明翰:《威廉·福克纳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年)364、250。

⑦ Elizabeth M．Keer，William Faulkner’s Yoknapatawpha(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1985)401．

⑧Raman Selden，Peter Widdowson＆ Peter Brooker，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4)25．

⑨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外国文学研究》5(2004):18。

⑩聂珍钊等:《英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