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江海

胖子师傅

我警校刚毕业分到派出所工作，一年后带我的师傅提职，我也荣升为“片长”，出有车（三轮摩托），手有兵（三个联防员），拥有一片大大的“封地”（辖区），已初见“诸侯”之象。不想刑警队要扩充，我首榜被选，心中倒是十二个不情愿，很是留恋我的那个“片”长。

去刑警队报到的那天，先去了队长办公室。队长坐在油漆斑驳的桌子后烟雾缭绕，旁边的破沙发上坐着一胖子，屋内设施离我那“片长”室还差一大截呐。报上名号后，队长抬起眼看了看我没吭声，倒是那胖子起身向我打量。我也向他望了望，只见他滚圆的肚子外面绷着一件朴素的西装，一双小眼透着精明的光芒，过了一会便向我问这问那。我随意应付着回答，他看出了我的不乐意，沉下脸来教训我要热爱刑侦工作，又说如果干不好还要打回派出所。我听了却心中一乐，这下好，看来回派出所是有希望了。

第二天在刑警队上班后，我们几个新兵都被老队员挑为徒弟了，挑我的正是昨天那个胖子，这时才知他姓刘。跟了他两天后发现他在队上蛮有威信的，是队员中的老大。当时城区白天楼房入室盗窃案件频发，一天有近十个现场。我们一来就跟着师傅们出现场、搞走访、查宾馆和出租屋等等，忙得不亦乐乎。当我们大队人马忙着连轴转时，胖子师傅却另辟蹊径带着我去走市场，访熟人。两天后有人反映说有一对吸毒的年轻夫妇近来突然暴富，钱财来路不明。胖子师傅很上心，回去后和队领导商量了一下，几天后我们将那对夫妇堵在家中，当场起获了许多没有来得及处理的被盗金银首饰。我们以这个为突破口，一下就连带着破获了几十起案件。喝罢庆功酒后，我的心中也初尝了刑警破案后的成就感和喜悦感，想回派出所做“片长”的心思也就从此淡了很多。

跟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胖子师傅很有意思，他大腹便便，两腿略有点外八字，可酷爱足球，有空便去踢两脚，说起足球来神采飞扬，侃侃而谈，你要凑得太近包管你的脸上会落下“唾沫雨”。当时觉得他也就是赶赶时髦，谁知几年下来他兴趣依然，大家这才知道他是个铁杆球迷。

平常大家忙完工作后爱聚到同事家玩玩小麻将，赢的人最后出资买来大块肉、大碗酒解嘴馋。胖师傅也爱上场斗勇，但可怜囊中羞涩，于是上场后就使了最损的一招——偷牌。他偷牌不同常人，他经常是想和什么趁人不备从“河”里拿来就赢，也算偷得气势磅礴。好多次被人逮住，他却呵呵一笑，死皮赖脸地说，不算就重来。弄得我这当徒弟的也面有愧色，他却脸不变色心不跳。

他还有一大特点——惧内。我那师嫂秉性耿直，炮筒脾气，把他当孩子似地管教。师嫂被队上弟兄们戏称为“金头大麻丝”（可以理解成麻烦的粉丝），看到他的窘迫样，我们一个有创意的领导支了一招，在年底的家属联谊会上当众给师嫂发了一个“优秀警嫂”的证书。师嫂一番扭捏后接了证书，不料从此后性情大变，对胖子师傅客气有加。可恶的是师嫂在她淡出江湖时将我那小鸟依人般的妻子招到她家中面授机宜，言传身教。回来后我妻子常对我是眼若铜铃，声如牛吼，呵斥不断。不几日她就轻松坐上警嫂的第二把交椅，人送一雅号——“银头大麻丝”。

后来，胖子师傅被提官外放，做了所长。我碰见后就挤兑他，师傅啊，勤奋点，我也是队长了，赶上你了。他回首送来一拳：你小子，什么时候我都是师傅，呵呵！

队长老聂

老聂是我们警察学校的第一届毕业生，在队上的威信极高，平日少言寡语，烟瘾特大，眼睛也特大。他给我的印象是“貌似悠然淡定之态，却行疾风骤雨之事”。

那年夏天，有个“摩的”司机被杀在荒野的一条小路边。那天早上雨非常大，我们到现场后许多痕迹已被雨冲刷干净了，没有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物证。就在我们南拳北腿地大展侦探技能时，他却一个人冒雨来沿路探寻。

老聂探寻回来后就叫停了我们所有的侦查工作，他找到了一个最早的现场目击证人，反映说路过现场时发现尸体旁有一件外套。而我们到达时却没有了，受害人家属笃信受害人出门时没有穿外套。老聂下令让我们查找今早所有走过这条路的人，寻找那件衣服。我们私下嘀咕：不查案件，找什么衣服啊？

下午，衣服找见了，被一个贪便宜的菜农捡了回去。在衣兜里发现了一个已被水泡湿了的小纸条，技术处理后在上面找到了一个电话号码，第二天就根据这个线索破了案。我们欢呼雀跃地押回罪犯时，心中已暗暗被老聂折服了。

在老聂的眼里，我们既是一队生龙活虎的刑侦新鲜血液，又是一帮调皮的孩子。他在管理我们的同时，又在呵护着我们。

一天晚上，我们几个去乡下抓案犯，由于地形不熟，追捕时有掉在水沟的，有摔到坡下的，搞得很狼狈，最终案犯还是跑了。我们垂头丧气，灰头土脸地进了城。夜幕下的城市霓虹灯闪烁，音乐声迭起，不时地还冒出一个破锣嗓子，歇斯底里地唱着跑调的歌，让人听得心烦至极。我们不禁有些愤慨：我们拿这两个钱还日夜兼程辛苦，这些人却在纸醉金迷。有人说话了：刚跑的这家伙常在这种地方挥霍，要不我们去查查？我想了一下说：要查我们就查最牛的。一个兄弟说最牛的就是那家歌舞厅，老板背景很大，胡作非为了很久，根本不理我们警察。我咬咬牙说就查这地方！

我们进到那家歌舞厅，亮明身份后，里面的“歌星们”缩着头陆续撤离了。歌舞厅老板见状反锁了店门，随后一帮手下人围了上来向我们要赔偿，说我们吓走了客人，同时歌舞厅的老板提着电话向某个政府领导控告我们。我们解释了半天，谁知他们的气焰却越来越嚣张。一怒之下，我们拔出枪指着他们义正辞严地说：我们在执行公务，把门打开！他们被我们的气势和愤怒所震慑，只好乖乖地将我们恭敬地送出来。

不想第二天的晨会上，老聂就大发雷霆地质问我们昨夜的行动。我们低着头说明了过程，憋着劲准备收拾我们的老聂也慢慢泄了气。他说现在上面说你们随便掏枪，要求严肃处理你们，要你们停职反省。大家一听都炸了窝，七嘴八舌地嚷开了：要停我们就全停，这些人还是共产党的干部吗？于是有人执笔，有人口授，慷慨陈词地写了一封全体刑警队员致上面的信，大意是列举了那个歌舞厅老板的种种不轨行为，最后又画龙点睛说：谁再帮那个老板说话谁就是他的保护伞。而后，全体队员个个把名字签上。

老聂抽着烟默默地看着我们折腾，之后就将我们的合力“佳作”拿去面呈有关部门。再后来在老聂的默许下我们将那歌舞厅老板的一辆不明来历的进口车扣下了，此事以我们胜利而告终，但以后我们也收敛了许多。再碰上这样的事就冷静了，轻易不敢动怒掏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