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尹传红

日本《产经新闻》2009年11月28日报道说，为防止自杀现象蔓延，日本政府的“紧急战略小组”制定了“百日防自杀行动计划”，准备在100天里集中力量进行相关的调查和预防工作。文章披露：截至2008年，日本的自杀人数已连续11年超过3万人。由于就业形势恶化，政府担心年末自杀的人数可能增加，因此决定采取紧急对策。

关于自杀，多年来我一直记得有一个谐趣而又不乏悲情的说法：这是对一个暂时性困难的永久性解决。这也是人们基于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而做出的关于自己生命的决定。对研究人类行为的心理学家而言，自杀一直是个难解之谜。如果说，自我保护是人类最强烈的本能之一，那么，促使人们走上自杀这条不归路的动机一定更为强烈。

进化理论告诉我们，繁殖是进化过程的动力，而生存则是繁殖的必要条件。从进化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当个体实现其自身内在适合度的能力急剧下降时，自杀行为最有可能发生。能力急剧下降的指标包括预感自己未来的健康状态不好、慢性疾病、丢脸或失败、对成功的异性恋爱关系不抱希望，而且感觉自己成了家庭的负担。

进化心理学家认为，在上述条件下，个体要想将其基因传播下去，较好的方式莫过于让其亲属有更好的繁殖机会和条件。如果一个人成为其家庭的负担，那么，其亲属的繁殖和他（她）自己的适合度都可能因他（她）的存在而受到损害，假如他（她）死了，该个体的基因或许会有更好的机会被复制。现有的证据表明，人类有可能已经进化了对情境十分敏感的心理机制，用于评估自己未来的繁殖可能性，以及自己为家属带来的净代价。一个世纪前，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和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及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对自杀这种行为做出过一些笼统的解释。迪尔凯姆认为，所谓自杀，就是“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其根源在于社会因素，譬如说个体没有融入社会等等。弗洛伊德则认为，自杀是受人的本能所驱使（特别是他所说的“死本能”）。自杀的意念本来就存在于人的精神结构之中，这是指向自己的无意识的敌意，是向自己发泄愤怒。

后来的一些解释趋向于把自杀和精神抑郁、绝望及感情痛苦联系在一起。但这些理论都无法成功地解释一个有关自杀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在看似相同的环境中，有些人会自杀，另一些人却不会自杀？现在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是，大多数自杀者均有精神障碍，几乎都是由于脑部疾病或心理病理因素造成的。比如抑郁症、焦虑症、精神分裂症、厌食症、边缘性人格障碍、双极性失调或其他心情不适。其中，抑郁症和躁狂抑郁症患者自杀的可能性，比任何其他精神病人或医学上的高危群体都大得多，生活中遇到的难题只是加速了这一事件的发生而已。

有研究者指出，抑郁症状、心智敏锐和紧张、忧虑不安行为的结合尤为致命。在高度紧张的情绪主导下，一个人走向自毁的内心冲动逐渐增大，并达到摧毁其自我防卫机制的程度，悲剧就发生了。针对30项研究的一份综述表明，有平均1/5的躁狂抑郁症患者自杀身亡。从一个相差无几的视角看，自杀者中至少有2/3都被发现患有抑郁症或躁狂抑郁症。国外一项大型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没有精神障碍史的人一生中企图自杀的比例为1%，而在那些患有重度躁狂抑郁症的人中，这一比例竟然高达24%。

不止于此。导致自杀的几种危险因素通常是文化因素、个性因素和个体境况因素。一般而言，各种危险因素在一种特定的自杀行为中存在交叉重叠和相互影响的情况。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较早从社会学角度揭示，社会因素对自杀这种高度个体化的行为构成了一种根本性的影响，失范便是其中之一（涂尔干把某些令人困扰不安的境遇称为失范，这是一种由现代社会生活所激起的茫然感和绝望感）。他查看了法国官方的自杀记录，发现某些类型的人比其他人更有可能自杀，例如：男性中自杀的人比女性多；新教徒比天主教徒多；富人比穷人多；单身者比已婚者多。在每种情况下，都是更具个体主义色彩的社区有更高的自杀率。

他还注意到，战争期间自杀率较低，而当经济处于变革或不稳定期时，自杀率较高。基于上述发现，涂尔干得出结论：外在于个体的社会力量影响着自杀率。他认为，个体如果与社会群体充分整合，其欲望和抱负受到社会规范的调控，就不大可能会自杀（比如婚姻可以把个人整合进一种稳定的社会关系中，从而避免自杀）。致力于自杀的预防和干预工作的二位美国学者诺曼·法贝罗和埃德温·施奈德曼提出，自杀意图一般会以下述四种主要方式表达：直接的言语（比如“如果你离开我，我就自杀”）、间接的言语（比如“没有爱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生活”）、直接的行为（比如囤积安眠药片）和间接的行为。

而最后一种方式是有迹可寻的：一是，放弃珍视的所有物，立遗嘱或专注于其他最后的安排；二是，突然和极端地改变饮食习惯或睡眠方式；三是，伴随着抑郁情绪，回避朋友和家人或改变其他重要的行为；四是，学业表现或工作表现发生变化；五是，性格改变，比如紧张不安、容易上火或不顾健康、不修边幅；六是，滥用药物或酗酒。人们向来都把自杀作为社会现象来分析。法国作家、哲学家阿尔贝·加缪在其随笔《西西弗斯神话》中提到，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所有其他问题一概都是居于自杀之后的次要问题。西班牙哲学家米格尔·乌纳穆诺也在其名著《生命的悲剧意识》中讲过，理性主义的生命终结将是自杀。对此，丹麦宗教哲学、心理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说得很清楚：“纯粹思维方式存在的结果就是自杀……我们不赞扬自杀而只赞扬激情。思想家是一种好奇的动物，在一天当中的某些时刻，他是非常聪明的；但是在其他大部分时间里，他跟平常人毫无相似之处。”

今天，我们对于自杀，恐怕不能只看作病理、心理问题，更要从生命意识缺失的角度，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症结所在。早有教育工作者感慨：在这个技术宰制一切的时代中，教育封闭了通向灵魂的大门，对生命的异化和遮蔽使其迷失了方向，越来越远离生命的原点。许多人不懂得生命的宝贵，更不懂得珍惜生命、呵护生命的意义，这使得他们的生命出现一片无知的空白。一个以人为本时代的到来，呼唤教育回归生命的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