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特约记者 文丽 刘琳

“十二五”时期，中国人口发展形势将呈现出明显新特征。如何掌握并厘清这些特性，提供有效的人口战略与政策，需摆脱传统的“只就人口看人口”的思维，以经济化的视角提供观察新纬度——

“十二五”期间，随着中国老龄化的开始，劳动力人口的增长速度逐渐放缓，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需要人口优势从廉价劳动力时代转为人力资本时代。

与此同时，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带来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这些问题，无一不涉及中国经济与社会的长远、均衡、可持续发展，这正是李斌和她所在的人口计生委每天面对的“顶天”的战略问题。

作为为数不多的女部长，李斌拥有女性特有的亲和与细腻；同时作为经济学博士，李斌对中国人口发展战略与经济长期增长，却有着理性而宏观的思考。

“十二五”人口形势

在未来的宏观决策中，人口形势将成为一系列政策出台与实施的基本前提，这也是人口对于经济社会的基础意义体现。正因为此，掌握最新的人口形势变化，是“十二五”时期决策的基础性依据。

记者：您认为，“十二五”期间中国的人口发展形势面临哪些挑战？

李斌：随着经济总量扩大和人口总量增加，能源、淡水、土地矿产等战略性资源不足的矛盾依然尖锐。我国人均耕地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水资源是1/4，人均矿产资源是1/2，人均资源量综合排名世界第120位。未来二三十年，粮食需求总量将比现有粮食生产能力高出20%到30%，粮食安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我国还承担着减缓全球变暖、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等责任和国际压力。

一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势头，2010年经济总量达5.9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与全球第一的美国14.7万亿的水平相差甚远。人均水平仍然排在100位之后，还有相当数量贫困人口的生存发展状况亟待改善。

记者：您认为在这些形势和挑战之下，“十二五”期间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人口发展战略？

李斌：可以说，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面临的重大问题与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问题密切相关，必须全面做好人口工作。人口再生产具有很强的惯性，在人口问题上的任何失误，都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难以逆转的长期影响。

改革之初，就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曾经出现过“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现象。随着经济改革不断深化，人们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更深刻，对经济调控手段运用更成熟，“放收”之论已经淡出视野，少有提及。

人口再生产比物质资料再生产更复杂，不是一放了之那么简单的事情，必须科学审慎地对待这个问题。要在深入调查研究，掌握实情的基础上，科学预测论证，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在这过程中，要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好人口问题，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坚持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保障人口安全，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人口红利是综合作用

记者：近年来，过去似乎比较冷门的人口问题，如人口红利等，已经成为舆论的焦点。正如您所说，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正在不断凸显出来，并得到全社会的关注。您如何看待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李斌：对于如何认识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作用的这个问题，目前学术界还是有争论的。人口红利理论上的概念，是指在一个人口结构中，人口抚养比相对比较低，家庭负担比较轻，储蓄率比较高，从而有利于创造出更高的产出，有利于实现资本积累。

沿着小商河曲折的河道向上游走，发现小商河自西南方向先向北流，在距桥200米的上游向东折去，减缓了水势后才穿桥而过，因此，小商桥的桥墩避开了汹涌波涛的冲击，从而保证了桥的主拱基础稳定。所以，一千多年来，桥身和桥面虽有损坏，但小商桥的主体部分拱券和桥墩却从未进行过大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正处于劳动人口比重大，人口抚养比相对较低，能够提供成本较低的劳动力资源和较高的储蓄率的时期，在良好的经济体制保障下，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源泉和动力。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经济多年来的高速增长，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各项政策综合性的结果。劳动力、人力资源如果要发挥它的作用，也需要体制的支持。例如，如果中国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市场经济体制，就没有生产力的极大解放，就没有广阔的国际市场，没有目前我们拥有的大量出口规模；同样如果没有城镇化进程，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就无法转移到城市。那么如此庞大的人口总量，都闲置在农村的土地上，究竟是红利还是负债？

因此，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并不完全是依靠一个单纯的人口数量就可以达到的，是包括了市场化进程、走出去战略、科技进步等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记者：您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上述变化，将给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带来哪些影响？

李斌：应该说，着力提高人口素质，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已成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提高核心竞争力、确保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必须下大力气提高人口素质，提高受教育年限，大力发展高中和职业教育，培养出适应产业结构变化的劳动力队伍，提升人口质量红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这一任务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可能尤为重要和紧迫。我国作为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要完成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离不开制造业强国支撑。据统计，我国传统制造业所依赖的20-4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2010年达到5.55亿峰值后逐步下降，2020年降至5亿左右；2018年，印度该年龄段劳动力规模开始超过我国。这些人口特征变化，决定多年来形成的低劳动力成本、高要素投入制造业竞争模式难以为继。

必须紧紧抓住未来人口趋势变动的战略机遇期，充分挖掘劳动力、内需市场和产业配套等综合优势，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培育企业创新能力，引导产业梯度转移，提高制造业竞争力，促进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

加速人口城镇化

记者：针对人口流动与迁移问题，人口计生委在这方面有哪些应对的措施？

李斌：针对这个问题，国家批准人口计生委专门设立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我们的职责，第一就是掌握流动人口状况，第二是提供流动人口的均等化服务。

由于在基层有比较广泛的网络，我们现在已经建设了一个全国流动人口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在获取流动人口动态信息的作用上，是不可替代的。

例如，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重大灾害发生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数据库，了解这一地区有多少实有人口，多少外出打工人口、多少留守人口等基础信息。

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我们掌握的这些流动人口动态的生存发展状况，则可以为国家各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与基础。

在流动人口的均等化服务上，我们按照属地化管理、市民化服务的要求，提供包括生殖健康、优生优育、计划生育的服务与管理，也包括对流动人口增长情况的管理。

记者：但是在城镇化的过程中，部分地区城乡差距反而加剧，农民难以获得真正的市民身份，同时也存在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您认为，近几年中国的城镇化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如何才能进一步发挥城镇化拉动内需的作用？

李斌：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城镇化蕴含着巨大的内需空间，我国作为人口大国最大的内需在城镇化，最雄厚的内需潜力也在城镇化。当前，我国人口城镇化发展现状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国内需求的有效扩大。与工业化水平相比，人口城镇化水平明显滞后，2010年我国城镇化率49.7%，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也低于约旦、乌克兰等人均收入水平与我国相当的国家。

要保证城镇化对扩大中国内需、促进经济长期发展的作用，必须要积极稳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逐步解决符合条件农民工的城镇落户问题，对暂不具备落户条件的农民工，也要着力改善公共服务和提供权益保护；要有序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加快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进程。

记者：推进主体功能区规划，是“十二五”期间中国区域规划与发展的重要一步。该规划的顺利推进，需要包括人口政策在内的一系列配套政策保障。针对该规划，人口政策将采取哪些配套措施？

李斌：按照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我们将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区域，制定和实施积极的人口迁入政策，鼓励外来人口迁入和定居；在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合理控制人口规模，探索通过产业转移带动人口向周边地区分流的机制。

在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我们将制定和实施积极的人口退出政策，建立利益补偿机制，引导人口有序迁移。将人口流动现象作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重要依据，解决好流动人口就业、就医、定居、社会保障及子女受教育问题。

搭建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系统

记者：从经济的视角看待人口问题，书写人口战略的经济账本，这应该说是新的经济增长和人口形势下，中国人口发展战略必须要达到的高度。与过去主要作计划生育这项具体的工作相比，未来人口计生委面对的工作更系统、也更宏观、更具长远性。目前，人口计生委在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方面， 有什么规划？

李斌：我们正在建设一个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系统，也就是一个以人作为出发点的宏观决策系统。

人作为经济活动的基础，自出生之日起就在衣食住行、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各方面，对社会产生需求。人口的变化，将对宏观经济、各个产业、土地能源等各种自然资源产生系统性的影响。

这个系统建成后，我们很多宏观政策将有更加科学的依据来决策，例如建设高速铁路的规模应有多大。这一问题实际上与人口流动性密切相关，涉及到流动人口平均里程、流动人口收入水平、流动人口出行在短途、中途、长途旅程之间如何分布等基础数据与指标。这体现了人口总量、人口结构与人的行为的变化，同宏观政策之间密切的互动关系；将人—这个微观个体与宏观决策联系起来，从而提高我们国家各部门研究和制定政策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前瞻性。

李斌

1954年10月出生于辽宁，中共党员，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国家人口计生委党组书记、主任，1982年吉林大学经济系本科毕业，2004年吉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历任吉林省委常委、副省长。2008年3月被任命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