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旭阳

（作者曾是地市报记者，本文署名为笔名）

在冬日将近的傍晚，坐在夕阳余辉洒落的书房里，捧着热腾腾的咖啡，面对这样的标题，回忆离开报社的经历，我开始抑制不住地心痛！从头到尾，由始至终，我都以为这是一个错误；今时今日，纵使没羞没臊，我仍期盼有一天能回到那个集体，回归那份简单与现实。

与“媒”结缘

我可算是“媒二代”，因为从上初中起，我就蹲守在报社后墙边，吃着报社食堂，住着报社宿舍，晃荡在报社图书馆，管青年记者叫叔叔阿姨，等待父亲下班。日日耳濡目染，让我在人生规划中除自小憧憬铁肩担道义的律师外，也将妙手著文章的记者作了“备胎”。

然而，随着本科阶段对法律领域的逐渐深入，困顿于中国现实的律师在我眼里变成了恶劣路面上严重耗损着的主胎；而“锄强扶弱”、有任侠之风的记者在推进社会公义上显得更为有力。于是，2006年8月我进入本地日报社县市区部，成为一名农口记者。直至2009年12月离开报社，没有挪过窝。

在这3年零5个月里，我走笔“三农”，探土地流转的传承脉络，诉农民创业的百转千回，战台风袭卷的风号雨怒，享谷粮满仓的喜悦豪情；我记录事实，在北京见证奥运圆梦，入映秀找寻本地救灾第一兵，揭开过省内首座希望小学的暮气沉疴，留存下抗冰灾中牺牲的养路工之最后片段。

说真的，很少有职业能像记者这样高效地实现着自我价值。3年里的每一月，每一周，甚至每一篇稿子，我在书写世事的同时，刻画着自己的成长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