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岭

1936年，英国作家奥威尔与新婚妻子一道，志愿赴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战斗，曾被子弹射穿了喉咙。在《西班牙战争回顾》中，奥威尔讲述了一件事——

一天清晨，他到前沿阵地打狙击，好不容易准星里才闯进一个目标：一个光膀子、提着裤子的敌兵，正在不远处小解……真乃天赐良机，且十拿九稳。但奥威尔犹豫了，他的手指始终凝固在扳机上，直到那个冒失鬼走远……他的理由是：“一个提着裤子的人已不能算法西斯分子，他显然是个和你一样的人，你不想开枪打死他。”

一个人，当他提着裤子时，其杀人的职业色彩已完全褪去了。他从军事符号——一枚供射击的靶子，还原成了普普通通的血肉之躯，一具生理的人，一个正在生活中的人。

多么幸运的家伙！他被敌人救了，还蒙在鼓里。因为他碰上了“人”，一个真正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军人，一个只知服从命令的杀手。那一刻，奥威尔执行的是自己的命令——“人”的命令。

杀手和杀手是有别的。换了另一个狙击手，敌兵的裤子肯定就永远提不上了。然而，这正是“人”與士兵的区别，希望也就在此。

与其称之为“奥威尔式”的做法，毋宁说这是真正的“人”之行为。所有的战争，最直接的方式与后果皆为杀人。每个踏上战场的士兵都配备清醒的杀人意识，他是这样被授予的：既是射击者，又是供射击的靶子……而“英雄”与否，亦即杀人成绩的大小。在军事观察员眼里，奥威尔式的“犹豫”，无疑乃一次不轨或一起严重的渎职，按战争逻辑，它是违规的、非法的，要遭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