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博洲

1960年，我出生于台湾中北部的客家小镇苗栗的工人家庭。我是来台第六代，祖籍是广东蕉岭。

我记得，读小学时，大陆正风风火火展开“文化大革命”，在蒋介石流亡政权的反共戒严令统治下的台湾，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国民教育则是近乎歇斯底里的反共、仇共教育。因此，我们这一代人要克服反共亲美的意识形态禁锢，显然是非常困难的。

1975年，我因为贪玩任性而失学……就在感到自己随时就要掉入社会的阴暗底层时，我偶然接触到文学，仿佛突然开窍一般，从来不思不想的我开始去想：人为什么而活？人的一生要怎么活才有意义？于是逐渐远离浪荡街头的生活，窝在图书馆，一本接一本地读着馆藏的各类文、史、哲书籍，同时决定以文学写作作为自己一生努力的志业。

1979年夏秋之交，我到台北念大学。大学期间，担任文学社社长的我，有系统地组织邀请杨逵、陈映真等日据以来的乡土文学作家莅校讲演，为空洞无力的校园注入一股思想的活水。我自己也通过杨逵与陈映真两位不同时代政治犯作家的人和作品，初步探触到因为长久以来的政治禁忌而笼罩在重重迷雾当中的台湾近现代历史。为了拨开历史的迷雾，我开始系统地阅读能够找到的有关台湾近现代史的著作。然而，雾，实在太浓太重了！一时之间，我还是无力拨开迷雾，进而找到自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所站的位置。我因此不免经常陷入思想的苦闷当中。

1982年的某个冬夜，我在思想没有出路的极度苦闷当中开始写了第一篇小说。这段短暂的习作生涯一直持续着，入伍服役期间，我又先后写了一本中长篇小说和一个获奖的短篇小说。

1985年春天，在杨逵先生的告别式上，亲眼见到上百名50年代白色恐怖幸存政治犯组成的“绿岛大学”祭悼队伍，让我第一次感受到活生生的台湾现代史，以及历史的真实力量所带来的震撼与教育。

1986年6月，我从军中退役，随即投入推动台湾学生运动的杂志的创刊工作。其后又下到中南部，为当时的党外立委候选人助选。大选结束后，我一度留在高雄，准备从事工人运动……

1987年春节过后，我决定选择一种介于文学创作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工作，作为思想锻炼的场域，于是加入了小说家陈映真领导的《人间》杂志报告文学的工作队伍。

在《人间》，我的第一件差事即是有关“二·二八”事件的田野调查与写作。由于这个题材仍然是政治禁忌，看不到公开的有关著作；尽管我从台北的事件现场出发，一路循线南下，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田野寻访，可历史禁忌的限制，终究让我无从进入这段迷雾般的历史核心。这样，我写的稿子终究被退了回来。我一度想放弃这个题目，改作其他主题的报道。可陈映真先生鼓励我继续做下去！我于是继续研读在采访过程中新近搜罗的史料，终于，通过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印行的《“二·二八”真相》的小册子，偶然找到进入那迷雾一般的历史现场的线索，然后通过台湾牢龄最高的政治犯（34年又7个月）林书扬先生的转述，第一次听到了1950年死于白色恐怖的刑杀之下的日据末期到光复初期台湾学运领导人郭琇琮医师的名字与生命故事。

对当时还未满三十岁的我而言，忽然认识到郭琇琮及其时代的台湾历史时，我的思想起到无以名状的震撼的反应。一直要到那个时候，我才具体地理解到：原来，“二·二八”之后，台湾还有一段更加禁忌敏感的历史——50年代的白色恐怖。郭琇琮的生命史也立刻抓住了我那原先在历史的迷雾中失去方向而感到受挫的心，重新激起我探寻历史真相的热情……后来，通过林先生的居间联系，我终于采访到隐名四十年的郭琇琮遗孀以及几位昔日的同志。随后，我以《美好的世纪》为题，在《人间》杂志发表了关于郭琇琮生命史的报告文学。由于它在题材上突破了四十年的政治禁忌，由于郭琇琮理想主义的人格与对待生命的态度，文章发表以后马上在台湾知识文化界引起出乎意料的轰动！

据官方机密档案的记载，1949年秋天以后，台湾地下党在全省各地的组织遭到破坏，无以数计的民众在这场全省性的肃清行动中遭到逮捕，其后分别被处死刑或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日据以来，台湾民众为反日帝、反美帝及反国民党官僚而谱写的青春之歌，终于在这批热血青年洒下鲜红的热血之后画上休止符。由于四十几年来的反共戒严统治，这些前人的“革命”事迹始终在父祖辈的恐惧心态下不被谈起；这些英雄先进们的热血行动，因而也就始终是“不在的”历史！他们成了没有名字的人。

当我在采访现场被那段历史感动时已经下定决心，往后的人生将全力投入挖掘这段被湮灭的台湾史与台湾人的故事。于是，我辞去《人间》杂志的专职，以“自由作家”的身份，专心从事迄今仍在进行的我的台湾民众史的调查采访与写作的工作。二十几年来，我自觉地承担让被湮灭的历史重新出土的社会责任，几乎走遍了台湾的城镇与山村，甚至远赴大陆各地、香港和日本，采集幸存者的历史证言。这样，我陆续出版了二十本左右相关著作及大量而丰富的口述历史的纪录像片。

我相信，我还是会继续写作的；无论是历史的或是文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