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成

探秘中国“第一乳娘村”

文/王成

被誉为中国第一乳娘村的散岔村（贾代腾飞摄）

乳娘，或许在遥远的古代，或许在混乱的近代。随着社会的发展，乳娘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然而，在山西大同雁门关外，有一个叫做散岔的小山村，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村子里80%的人家先后为当地的福利院养育了1300余名残孤儿童，被誉为中国第一乳娘村。几代乳娘以自己的勤劳、淳朴和无私的大爱情怀，养育着一批批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

孤儿们的幸福进行时

散岔村背靠采凉山南麓，位于大同市东北约20公里处。从远处望去，这个由窑洞构成的村庄，在周边同样色调的黄土环绕下并不独特。在村口，树立着一块醒目的石碑——中国第一乳娘村。村子里150多户人家，共600多人，是大同市社会福利院最大的家庭寄养点，目前有119户村民为福利院抚养着290名孤儿，这些孩子都在2岁半以下，需要全天候照顾。在寄养家庭中，几乎每家都有两三个孤残孩子，当乳娘是村里的妇女们最重要的生活。

43岁的王素平，静静地坐在炕头旁，温柔的目光落在3个熟睡的孩子身上。孩子并非王素平所生，而是大同市福利院寄养在她家的，每个孩子均有不同程度的残疾。老大党世荣，11岁，患有严重足内翻；老二党康峰，7岁，脑瘫；老三党和腊，6岁，脑积水。王素平自己的儿子已经成家，孙子也3岁了，照理说应该含饴弄孙，享享清福，为何她还要找这份苦差使？

“这是村子的传统。那么些可怜的孩儿，有人生，没人养，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家啊。”王素平边说边用毛巾拭去党康峰流下的口水。

老大党世荣刚寄养到王素平家时，只有5个月。王素平至今记得第一眼看到他时的情景：一双眼睛忽闪忽闪地望着她，小手不停摆动着，右脚很吓人，整个翻转了过来。王素平紧紧把他抱在怀里，“你就是我的第二个儿子。”一晃11年过去了，如今党世荣已经在村里的小学念三年级。

老大还算幸运，可以看看外面的世界，老二和老三大部分时间只能在炕上，任童年流逝。不过，有王素平的陪伴，两个孩子也并不孤单。为了避免长时间卧躺造成的血液阻塞，王素平没事就给他俩按摩身体，做一些康复训练。

六七年里，王素平寸步不离三个孩子。有时，儿媳妇埋怨开来，觉得对外人比对自己孙子还亲。“外人？这屋里没有一个外人。他们虽不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但这么多年了，也都打断骨头连着筋啊。”王素平感叹道。

今年1月，党和腊被送到北京手术治疗，这也是王素平第一次和孩子分开。那个月里，王素平觉得心都被掏空了，几乎每天都打电话到福利院询问和腊的治疗情况。一个多月后，党和腊回到了家中。由于治疗顺利，和腊的头比以前小了一圈，眼睛也可以四周转动了，最令王素平欣喜的是，她终于可以开口喊“妈妈”。

在散岔村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养一个，哭一回；抱一个，病一场。”待到三个孩子某天能独立生活的时候，或许会离开王素平。

在外人看来，除了身体上的异常外，寄养在散岔村的孤残孩子和村民自己家的孩子并没有分别。事实上，照顾身患残疾的孩子，需要养父母更多的精力。乳娘靳先梅说：“每天，我们这些乳娘们，都要想方设法把奶或饭喂进唇裂的孩子嘴里；为脑瘫患儿端屎倒尿，叠被穿衣。有的孩子生病后，几天几夜哭闹不止，是乳娘们守着他们熬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有时孩子哭得厉害，大人就在旁边陪着掉泪。”“你们看，这些才40岁左右的妇女，现已头发花白，过度的劳累透支了她们的健康。”在散岔村，哪个妇女若不能承担福利院的任务，会被视为品德差的表现。代养孤残儿童，一个月补助二三百元，和孩子的花销相比，有时会入不敷出，但他们无怨无悔。

大同市社会福利院是山西省的一级福利院，2003年，这里出台了全国首部保障弃婴弃儿合法权益的地方性政府规章《大同市弃婴弃儿权益保障办法》。要代养福利院的孩子，必须通过一系列的评估和审核。符合收养的基本条件是：家庭成员有一定文化程度，邻里关系比较好，没有犯罪记录，而且家庭成员都能接纳福利院的孩子。此外，一名弃儿进入寄养家庭需要经过8个工作流程。寄养家庭填写家庭情况登记表，递交代养申请书，福利院对寄养家庭进行审核、家访、评估，寄养前的培训，福利院和代养家庭签订协议后，孩子才能进入家庭。

党和腊

刘生梅和寄养孩子（图/xinhua）

散岔村最有名的男人

靳和贵在村里是个名人，风头一度盖过村干部。“他为国家培养出3个大学生。”大同市社会福利院副院长毛瑞波总爱拿靳和贵当榜样，说给其他村民听。因为爱孩子，靳和贵被选为散岔村寄养家庭管理服务站第二组组长。村民眼里，他是一个“奶爸”。在和老伴一起生活的34年里，他家先后代养过17个福利院的孩子，其中3个孩子成了大学生，足以让他自豪。

靳和贵10岁丧母，是大姐拉扯大的。成家后，他和妻子王格生了3个孩子。妻子看到村里很多人当起乳娘也动了心。24年前，这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山西汉子，蹬着辆破旧的自行车，花了一个半钟头，找到了大同市社会福利院。靳和贵在福利院见到了一个瘦小的孤儿，把她当宝贝似的领回了家，取名靳淑萍。

除了唇腭裂，靳淑萍身体发育迟缓、弱不禁风。在靳和贵的记忆里，靳淑萍快7岁时，走起路来仍晃晃悠悠，一刮风就蹲下，否则，铁定要摔跟头。靳家人想着法子给靳淑萍补充营养。买不到牛奶，就从集市上花钱牵回了一头奶山羊，挤羊奶给她喝。在靳家，靳淑萍并未意识到自己与哥哥、姐姐有何不同。直到散岔村因为孤儿寄养名气大了，政府工作人员与记者们纷至沓来，她才扯着靳和贵的衣角，奶声奶气地问：“爸爸，他们说我是孤儿。孤儿是什么？”

好在得知真相的小淑萍也并未难过。在靳家冬暖夏凉的砖窑房里，她察觉不到孤儿一词背后的伤痛，因为吃的、穿的，几个孩子都一样。

孤儿寄养在村民家中的开支，福利院会给予一些补助。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月十几斤小米。过了些年头，补助改成了几元钱、十几元钱……现在，村里每个孤儿每个月有1000元生活费，代养孤儿的家庭每月能领到200元服务费。

但靳家人代养孤儿，并不是冲着补助去的。靳和贵的姐姐靳先梅，家也在散岔村，代养孤儿的年头比靳和贵更早。就是从姐姐家看到了那些没娘疼的孩子，靳和贵才心头一热，想给孩子一个有母爱的家。在把靳淑萍抱回家后，靳和贵又陆续从福利院领回了几个孤儿。虽然好些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但靳和贵清楚地记得每一个孩子的名字和代养经过。一天深夜，靳家代养的孤儿党世严突然抽搐得厉害。靳和贵慌得跳下炕，抱着孩子就冲出家门。好不容易在村里找了辆车，靳和贵在去医院的路上不断催促司机：快点儿，再快点儿。低头试试孩子的鼻息，微弱得快没气了。孩子，你可不能有意外啊……靳和贵在心里默念着。医生的连夜抢救，总算把党世严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看着病床上安静地呼吸着的孩子，靳和贵这才放了心。

“美国的一对夫妇，在网上看到我家党世恩的简历后，打电话到大同市福利院，要求认养。虽然心里舍不得让他走，但终归是个好事，就把这事告诉了他，谁知小家伙挺让我们两口子感动，他坚决不走。”说起孤儿党世恩，靳和贵满含深情。“小家伙13岁了，聪明伶俐，很懂事，考试经常是班里的前三名。他不走，我们就给他做工作，告诉他美国的富有和繁华，但小家伙根本听不进去，急了，还和我们耍脾气。他舍不得这个养育了他13年的穷家。”靳和贵为“儿子”的表现打了一百分。

曾在靳家捡回了一条命的党世严，最终被一个美国家庭收养。她被从靳家带走的那天，靳和贵正在田里锄地。等靳和贵扛着锄头推开家门，家里的孩子们哭着跑过来央求他：爸爸，你快去把妹妹抱回来……靳和贵的爱人哭了一个礼拜才缓过劲儿，而在那几天，靳和贵也闷不吭声。

靳和贵的大养女靳淑英毕业于大同职业技术学院，现在是大同社会福利院老年公寓的护理员。二养女靳淑青现就读于长沙民政学院。养子靳淑兵目前也在太原一所大学读书。3个孩子都考上大学后，王格却患上了宫颈癌。检查出来时已是晚期，王格的身体每况愈下。

为照顾母亲，正在读大学的靳淑英和靳淑青不顾王格反对，请假回家。王格在最后的日子里，疼痛得昼夜不能安睡，2个女儿一直守护陪伴在身边。她大小便失禁后，靳淑英用手帮母亲抠出大便。“她被自己3个孩子照顾得很周到。”靳和贵回忆起往事，眼角挂满泪水。王格病逝后，2个女儿给她最后一次擦洗了身子，换了新衣服，送走了母亲。

担心母亲去世后爸爸伤心，靳淑英一到礼拜天就会从福利院坐车回到她长大的散岔村，回家看望父亲，料理家务。而每次回家，都会给靳和贵买点儿东西，有时候是一双皮鞋，有时候是一些水果。“几个孩子没有白养，他们懂我。”每当想念妻子时，靳和贵都这样安慰自己。

中国乳娘村何去何从

半个多世纪以来，大同的“乳娘村”经历了明显的“瘦身”过程。据大同市社会福利院统计，全市乳娘村数量已经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8个锐减至上世纪90年代初的5个，而时至今日，庞大的“乳娘村”队伍只剩下了散岔村这孤零零一个。“经济发展是最主要的原因。”大同市社会福利院院长靳保利说。散岔村也不富裕，在村里走一圈，除了贴着瓷砖的校舍格外显眼外，绝大多数人家住的还是晋北的土窑，走的是一下雨就沾泥的土路。

村民蔡玉花并不掩饰她抚养孤儿最初是为了钱。30多年前，她开始抚养福利院孤儿，在村里是第三家。当时，福利院给孤儿的生活费标准是每月9元钱。蔡玉花说。那时，她的小儿子比她收养的孤儿大1岁，自己还有奶水，孤儿也吃她的奶，“1975年，9元钱还是挺管用的。”

如今蔡玉花已经65岁了，还抚养着3个孤儿，孤儿生活费也涨到了每人每月600元。蔡玉花算了一笔账：一个孤儿每个月至少吃8到10袋奶粉，每袋奶粉要8元钱，一个月下来是80元左右。如果喂养鲜奶，一天3袋，每袋1元，一个月90元左右。“现在养孩子的开支越来越大，谁还能靠这赚钱，再说，现在生活条件也好起来了，都想过空闲日子啊。”蔡玉花说。

根据国家的规定，结合每个寄养孩子的护理难度，福利院现在每两个月给寄养父母发放一次补助，每个孩子每月600到700元不等，另外还发放服装、食品和生活用品。也许刚开始一些乳娘还抱着挣一点零花钱的经济目的，因为村民平日里种地收割的粮食便能维持全家人生活。寄养的孩子由于都处于少儿期，所以吃饭并不是问题。然后有福利院的补贴，再加上节衣缩食，便能留下一些积蓄。但随着孩子的不断长大，乳娘已不是单纯的把收养孤儿挣取家用当成唯一目的，而是将母性和亲情彻底献给孤儿，与他们融为一家。

在乳娘村，孩子们大了以后，大同市社会福利院会尽力给他们安排工作，但还是有一些孩子安排不了，只有跟着乳娘们继续生活，政府会继续给他们发放每月260元的低保，但更大的负担要乳娘们为他们解决，养儿子的，要给他们盖房子、娶媳妇，没有几万元钱下不来。

“乳娘们比我们想得还要周全，有时候为了养子，能把自己的老本都拿出来。有时候福利院想问问看有没有能帮忙的，乳娘们把我们推到一边说，我自己的儿子，我自己解决。”大同市社会福利院院长靳保利说。

“乳娘村曾经是一种很好的寄养方式，孩子能够从中感受到家的温暖，有归属的收获。”靳保利说，但近年来，寄养家庭出现了由近到远、由不固定到固定的变化，这种寄养模式的弊端也逐渐浮出水面。“比如，农村环境较差，孩子虽能接受养育，所受教育却与城市有巨大差别。此外，农村环境对于孩子疾病的康复也带来不便。”他说，目前来看，收养是最好的方式。2000年以来，社会福利院已经有400多个孩子被国外的父母收养。

但在现实当中，据福利院统计，被收养的儿童只是很小一部分，大部分还都在继续寄养。福利院的工作人员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乳娘村人们观念的改变，这最后一方水土恐怕也“在劫难逃”，但这种家庭寄养的模式还可以继续借鉴和改进。社会福利院副院长毛瑞波说：“我们正在选购房子，跟社区沟通，引导符合条件的下岗女性、待业女性来参与。如果城市家庭申请寄养的数量越来越多，我们会慢慢取消在乳娘村的寄养。”

去年，乳娘藏玉梅下葬那天，毛瑞波声音哽咽地读悼词：“你为社会福利事业，为那些没有孩子的孤儿，当了40年的妈妈，你是伟大的母亲……”雪白的丧幡遮盖了半条街，藏玉梅抚养大的儿女们，从四方赶来，围在她的灵柩前。最大的孩子已经40多岁，最小的12岁。在村民看来，这是政府对乳娘几十年如一日养育“国家的孩子”的最好奖励。

乳娘马三女也是在2010年去世的。老人家得了癌症，去世时76岁，一生带过9个孩子。在第9个孩子养大，被福利院领走之后，“母亲为此伤了心，并发誓不再领养孩子。”马三女的儿子马柱说，母亲割舍不了对领养孩子的情感，孩子长大后，都被领走了，很多孩子各奔远方，从此不再见。但马三女鼓励自己的三个儿女从福利院抱养孩子，在她看来，这是积德的好事。■

编辑：程新友 jcfycxy@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