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毅强

邓小平（1904-1997），中国的老百姓将他称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领路人；邓小平理论，我们党将其定位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旗帜、形象、方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90周年之际，让我们再次走近邓小平及其理论。

两大历史关头挺身而出力挽狂澜

第一个历史关头。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中国向何处去？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引发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当时华国锋和汪东兴对讨论加以压制，而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多数同志给予积极支持，讨论在全国逐步开展。1978年11月10日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真理标准问题成为一个热点。二百多与会者结合实际，阐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观点的正确性和重要性，指名道姓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党中央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平反，撤销了中央关于批邓的文件，提出为彭德怀、陶铸等同志平反。这次会议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邓小平在会议结束时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重要讲话。他指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在经济政策上，邓小平提出一个突破性的大政策，“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邓小平这篇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解放思想的宣言书，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同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认为，应当及时地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多方面的内容作了系统的概括，指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邓小平一直关注《决议》的形成，他9次对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发表意见，认为总结经验“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决议》曾经过全党高级干部四千人的讨论、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的讨论等多次反复征求意见修改。《决议》通过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认识程度，超过了新中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的水平。至此，邓小平率领全党完成了历史转折过程中开拓新局面和总结历史经验这两件大事，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明确目标。从此，这个理论有了科学定位。1987年9月，党的十三大第一次使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概念，认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开始“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党的十三大报告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第二个历史关头。1989年我国出现“六四”政治风波，1991年苏联东欧发生了“多米诺骨牌”的政治剧变，我国的改革开放向何处去？

1990年2月，一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在北京某报发表，提出一个带根本性的质问：“是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不久，一家有影响的杂志在第一期发表的《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和规范改革开放》中指出，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同年7月，北京某报发表《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把矛头直接对准当时颇为流行的“摸着石头过河”和“黑猫白猫”理论。1991大年初一，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联系上海改革实践、宣传邓小平改革开放新思想，用“皇甫平”名义陆续发表了《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等4篇文章。1991年4月，对“皇甫平”文章，北京一家刊物首先发起无限上纲的“大批判”，指责这些文章“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接着，又有北京几家刊物起来呼应，批判的调门越来越高，说“改革不问姓社姓资是‘精英’们为了暗渡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云云。到了8月份，北京一家知名大报和权威杂志也加入进来，上纲也上得更高了，而且提出批判“庸俗生产力观念”、“经济实用主义”等。面对这些人对改革开放的质疑、责难，甚至反对，邓小平力排众议，敢于坚持真理。1992年初，邓小平毅然南巡并发表重要谈话，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本质、“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和不搞争论等一系列重要观点，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南巡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是推动我国改革开放继续发展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宣言书。南巡谈话也可视为邓小平人生的“政治交代”。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很快成为中央决策的主轴，江泽民在这一年2月5日春节团拜会上呼吁“大胆探索”和“加快改革”；2月28日，党中央《关于传达与学习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的通知》下发到全国各级党组织。3月26日，北京召开“两会”期间，一篇1.1万字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在《深圳特区报》刊发。第二天，全国各地报纸均在头版头条转发。这篇非同寻常的通讯在民间激起了难以想象的波澜和轰动，几乎所有媒体都赞美这场新一轮改革是“吹遍全国的一股春风，吹散了人们心头的犹豫、焦虑和疑问”。这一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2.8%，远高于原先估计的6%。从这一年起，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显著加速发展阶段。

邓小平理论成为党和民族精神支柱

邓小平理论是在经受了“两大历史关头”的考验后并不断走向成熟的。党的十四大报告就是在邓小平南巡谈话的精神指导下形成的，并对这个理论明确冠以“邓小平”的名字，强调“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而且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党的十四大以后，国家所有制结构发生巨大变动，私有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到1994年，我国已有私营企业主30多万户，在一些沿海省份，有的私企甚至雇工超千人。如何面对私营经济？思想理论界1995-1997年初曾有过四份“万言书”，分别从国家安全、反和平演变、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方面，对私有化及价值取向进行全面围攻。1997年5月29日，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讲话有两个要义，一是高举邓小平旗帜，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讲话虽然没有直接涉及所有制姓“公”姓“私”的争论，但针对“左”的批评显而易见。“5.29”讲话的基本思想我们可从党的十五大报告关于所有制结构的论述中明显感受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明确了“邓小平理论”这个科学称谓，并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一起载入党章。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的特点概括为“四个新”，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光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总起来说，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1999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将邓小平理论郑重地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邓小平理论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这一举措表明两点：第一，邓小平理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的进一步展开和运用。虽然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属一个思想体系，但它有许多全新的、独创的内容，而且已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体系。故又称之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纵观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邓小平理论。如果我们把中国革命和建设比做一篇大写的文章，它应有上、下篇，“上篇”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下篇”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的生命力在于面对中国的现实进行不断创新，把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和发展。首先，它抛弃了对马克思主义某些观点的教条式理解和扭曲，克服了脱离生产力水平和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那些社会主义观念和政策，抵制了根本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思潮，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和创造性。其次，它在认真研究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基础上，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将其升华为一系列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和新的政策。正如十五大报告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邓小平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P370页）邓小平理论有两大历史性贡献：一是继承历史，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二是开拓未来，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事业。这就是既没有丢“老祖宗”，又敢于开创“新境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以往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错误的理论，它只能把我们引向动乱；苏东的那种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更是完全错误的理论，它只能把社会主义引向毁灭。我们既不能走过去的那种旧路，也不能走苏联和东欧的邪路，而只能走邓小平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

邓小平理论使中国焕发出活力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中共中央在悼词中对邓小平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路，邓小平曾作诗两句作为总结：“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这两句诗作于1993年12月13日邓小平视察上海杨浦大桥，也是邓小平生平最后一次在媒体上公开露面。人们常说，诗言志。据邓小平小女儿毛毛（邓榕）事后回忆，在杨浦大桥，毛毛曾好奇地问：“爸爸从来不作诗，今天怎么诗兴大发？”历经了近一个世纪人生惊涛骇浪的老人回答说：“这不是诗，是我内心的话。”邓小平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表明，从1848年马克思写下《共产党宣言》开始，经过马克思主义诞生百年的风风雨雨、经过了中国社会主义数十年的曲折实践和改革开放十几年的惶惑与争论，中国共产党终于彻底摆脱了计划与市场属于社会根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这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一种全新的目标模式，教科书没有记载，经典作家没有论述，它突破了马克思主义诞生百年以来人们思考的“禁区”。

《春天的故事》里有这样的歌词：“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市，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人们习惯把中国改革开放比作“春天的故事”，而那位指点江山的老人就是邓小平。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在毛泽东之后又成功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使我们党和百姓懂得：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不解放思想搞不成社会主义，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搞不成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上，亿万中国人民焕发出开拓进取的创造精神，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经受住了一场又一场风险考验。国民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综合国力日益强盛起来，人民生活逐步富裕起来，社会主义在中国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人均已超过4000美元；2010年底国家外汇储备余额连续五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的改革开放是20世纪末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中国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中站起来了，我们的国家社会政治稳定，综合国力增强，中国人精神面貌焕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