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雪峰 段华丽 编辑/柳向阳

上：广州天河体育中心、中信广场与周边的商业大厦。 摄影/吴吕明/CFP

下：广州海关缉私警察及海上缉私舰艇。摄影/小文/CFP

在中国历史上，广州是著名的外贸口岸。唐宋元时期，来自印度、波斯、大食等地的蕃商为这座城市的历史平添了斑斓色彩。明清时期，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国商船云集广州。1980年代以来，广州这座港口城市在国际贸易中又得以再领风骚。广州，不愧为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对外窗口。

海上丝路

从唐代开始，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也是世界闻名的东方大港。中国的海舶从广州启航，直驶伊拉克的巴士拉，这条“广州通海夷道”长达约14000多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航线。

广州，在其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作为中国海上丝路的起点而被称为中国的“南大门”，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前沿。汉以前，今天的广州市区大部分为水所淹，有“负山带海，博敞渺目”的说法。这里居住的古代越族先人，靠竹木筏和独木舟在浅海湾里渔猎，获取食物，彼此往来，进行部落间的产品交换，因而《淮南子·人间训》中有“越人擅舟”之说。

据临江靠海之地利，广州逐渐与对面环南海周边的岛国作文化交流，进而与各大洋交通。海上丝路——这条世界上最为古老的航线，是广州历史长河中不可磨灭的篇章。据考，海上丝路起于秦汉，兴于隋唐，盛于宋元，明初达到顶峰，明中叶因海禁而衰落。

广州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每年4-5月间，商船乘西南风来，9-10月间，再随东北风去。秦汉，广州与海外交往渐趋频繁，中国的丝绸、瓷器从这里起航送往海外，换回珠宝、香料、象牙、犀角等，季节性的互市随之兴起。

隋以前，海上丝绸之路只不过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公元751年，也就是唐玄宗天宝十年，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帝国——大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在怛（da）罗斯激战，唐军以失败告终，四年后，安史之乱爆发，盛唐势力退出中亚，陆上丝绸之路被连绵的战火阻断。伴随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航路的纷纷开通与延伸，海上丝路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宁波、泉州、广州、澉浦、温州、杭州等一大批港口城市发展兴盛起来。广州一跃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也是世界闻名的东方大港。根据唐人贾耽的记载，至五世纪，中国的海舶从广州启航，历南海、印度洋、波斯湾，云帆高挂，直驶伊拉克的巴士拉。这条“广州通海夷道”，长达约14000多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航线，古代海道交通大动脉。

元明清三朝海禁时开时禁，政府对广州却一直实行较为宽松的政策，乾隆年间，又在广州实行“一口通商”，使广州迎来了对外贸易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华南师范大学金岱教授曾将广州与国内的上海、天津、香港、高雄、泉州，国外的伦敦、威尼斯、里斯本、阿姆斯特丹、马赛、圣彼得堡、大阪、釜山、孟买、伊斯坦布尔、亚历山大等港口城市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广州几乎是人类史上唯一的绵延两千多年而从未衰落过的纯粹的世界性滨海商都。

禁海与一口通商

元、明、清三朝厉行海禁，但一直保留着广州对外通商口岸，尤其是清代乾隆朝，指定广州为夷人贸易惟一之商埠，又指定广州黄埔港为外国商船唯一的停泊口，确立了广州独口贸易的地位，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

海禁始于元朝。明初，政府为了遏制东南沿海倭寇的侵扰，实行更为严厉的海禁，还禁止民间使用及买卖舶来的番香、番货等，并为此制订了严酷的处罚办法。尽管明朝禁海十分严厉，但仍然保留着广州市舶司，广州持续地起着中外文化交流的门户作用。

清顺治年间，为了防止沿海民众通过海上活动接济反清抗清势力，下令沿海省份“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并强行将江、浙、闽、粤、鲁等省沿海居民分别内迁30至50里，设界防守，严禁逾越。直至康熙二十二年（1684年），台湾告平，清廷方开海禁，先后设立闽、粤、江、浙四海关，管理对外贸易事务。但是，面对日益严重的“海寇”活动和西方势力在东亚海域的潜在威胁，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下令关闭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指定广州为夷人贸易惟一之商埠，此外不得在中国各地通商。1759年，又指定广州黄埔港为外国商船唯一的停泊口，确立了广州独口贸易的地位。一时间西方舶来品不断在广州登陆，黄埔水域百舸争流，万樯林立，商贾云集，物宝交驰，东西方文明在此碰撞、交汇。

2008年，广州南沙港约占整个珠三角集装箱三分之一天下。 摄影/严亮/CFP

据《粤海关志》统计，1758年到1837年（道光十七年）的80年中，纳入粤海关视野的外国商船共计5107艘。据《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历年来华船只统计，从1774年至1833年（期间除英国外缺1757-1773年的船只统计），到古黄埔港的船只为4749艘。这两份材料一份中文，一份英文，足以使后人对这个时期古黄埔港的对外贸易规模有一个大概的估计。这些外国商船中，著名的有英国的“麦士里菲尔德”号、瑞典的“哥德堡号”，美国的“中国皇后号”、法国的“昂菲特里特”号、俄罗斯的“希望号”和“涅瓦号”、澳大利亚的“哈斯丁号”等等，广州呈现出一派国际性港市气氛。

外贸的繁盛是一把双刃剑，在东西文明交汇的同时也输入了洋垃圾，鸦片就是一例子。从18世纪末起，西方殖民者开始大肆向中国走私鸦片。广州是当时唯一的开放港口，因此成为洋商走私鸦片的中心，并由此而引发两次鸦片战争，揭开中国近代史的序幕。随着香港割让给英国，及福州、宁波、厦门、上海、汉口、天津等辟为通商口岸，广州对外贸易的首要地位渐为上海、香港取代。

粤海关

从唐代开始，广州设市舶使、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直至清初康熙朝开设江、浙、闽、粤四海关，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海关的命名。乾隆朝封闭粤海关以外的三个海关，确立广州一口通商之地位，使粤海关成为大清海关、中国海关的代名词。

中国历史上出入境事务的管理机构，是由陆地边关逐渐发展到沿海的。唐代，广州设市舶使、市舶司，以管理对外贸易，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宋、元、明，直至清初。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开设江、浙、闽、粤四海关，受户部领导，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海关的命名。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封闭粤海关以外的3个海关，确立广州一口通商之地位，使粤海关极尽显赫，成为大清海关、中国海关的代名词。

粤海关大关设在广州五仙门内，由皇帝从内务府钦派海关监督一人，管理范围包括整个广东沿海（含现在的海南省和广西合浦、钦州等地），下辖省城大关、澳门总口、乌坝总口、庵埠总口、梅菉总口、海安总口、海口总口等7个总关口，各大总口下辖小关口共70个，其中虎门口和黄埔口隶属省城大关，是最重要的关口。

那时中国海关拥有海关行政管理的自主权，实行“钦定税则”。国内外商船碇泊黄埔水域，须向粤海关的黄埔口申请登记，接受检查。黄埔口的管理机构有税馆、夷务所、买办馆和永靖营等，税馆顾名思义是负责征收关税的机构；夷务所主要办理外国商船进出古黄埔港和外国商人进出广州城的手续，以及进行贸易方面事宜；买办馆为外国商人提供后勤服务；永靖营是清政府派驻港口的士兵营，保卫港口安全，防止外国商人寻衅滋事，可惜这些建筑后来大都毁于战火。

外贸的繁荣，给清廷带来了丰厚的税收，从清官档案中反映，粤海关每年税收上缴情况，各朝皇帝都非常重视，亲自阅批，分毫不漏。乾隆末年，粤海关年征收关税总额近一百万两，几乎相当于全省实征的地丁钱，是全年盐税的两倍；1839年，粤海关征税银近180万两，是广东地方财政收入的60%、清政府年关税收入的40%，对这笔经济收入，清政府自然心知肚明，这也是清政府虽然主张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却始终保持一口通商的重要原因。

鸦片战争后，海关主权旁落，第二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占据广州，为扭转海关税款锐减态势，1859年（咸丰九年），两江总督何贵清授权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仿照江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建立粤海关。其后，外籍税务司制在广东沿海逐渐推行，潮海关、北海关、琼州关、九龙关、拱北关、江门关、雷州关等相继设立。不同的是这些海关与粤海关不再是隶属关系，而是与粤海关并列，受总理衙门属下总税务司节制。

1950年，粤海关改称广州海关，直属海关总署。1980年，广东分署正式设立，指导广东省内海关工作。与此同时，广州、黄埔、九龙（深圳）、拱北、汕头、江门、湛江七个省内海关也相继升格。广东省内各海关的设置，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广东对外贸易的繁荣。

十三行

洋货行俗称十三行，是对广州独口通商时代具有经营进口贸易特权的机构的统称，十三行垄断了全国的对外贸易，积累了大批财富，有“天子南库”之美誉。

虎门大桥。 摄影/郭平洲

清政府设立粤、闽、浙、江四海关后，运到广州的商货很多，为了加强管理，保证关税的征收，广东巡抚李士侦会同两广总督和粤海关监督（关长）商酌决定设立金丝行、洋货行，“来广省本地兴贩，一切落地货物，分别住税报单，皆投金丝行，赴税货司纳税。其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分为行税报单，皆投洋货行，俟出海时，洋商自赴粤海关部纳税”，首次把进出口贸易从一般贸易中分离出来。海关和洋行的出现，把对外贸易管理（海关）和对外贸易机构（洋行）完全分离，是我国传统的朝贡贸易制度向商业行馆贸易形式转变的重要标志。

洋货行俗称十三行，是作为广州具有经营进口贸易特权的机构的统称，并不反映确切的洋行数目。1757年，广州成了全国唯一的通商口岸，十三行也一跃而为垄断全国对外贸易的组织。十三行不仅成为外商商务的全权代理，还是清政府与外商之间联系的媒介，兼有商务和外交的双重职责。

由于垄断对外贸易，十三行商积累了大批财富，与当时闻名的徽商、晋商一起被称为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其中以潘、卢、伍、叶四大家族为最。1834年，怡和行商伍秉鉴（1769—1843）资产约2600万白银，被誉为“天下第一富商”。十三行商馆内也是金山珠海，堆满银钱。据载，1822年商馆火灾，大火烧了七昼夜，价值4000万两白银的财物被烧毁，洋银熔入水沟，重新凝固，长约一二里，足见十三行商馆财宝数量之多及其奢华的程度。

每逢重大节日庆典，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和粤海关监督都要向皇宫进献大批价值昂贵的西洋奇珍异宝，如钟表、镶嵌挂屏、花瓶、珐琅器皿、雕牙器皿、玻璃镜、千里镜、日规等等，以博帝王欢心，达到加官晋爵的目的，这些东西大都“委托”行商采办，价值亦由行商“赔垫”，十三行也因此获得“天子南库”之美誉。

十三行历年交给清政府、皇室和各级官吏的捐输、报效和贡银，数量也十分巨大。如乾隆五十三年为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行商捐输三十万两；嘉庆六年华北水灾，初令各洋行捐输二十五万两，随即又令同文行潘致祥独捐三十万两；河南河工，嘉庆十六年和二十五年，行商每年捐献了六十万两，这些给行商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

鸦片战争前，广东十三行中的很多行商、买办成了西方资本的附庸，是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前身。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英国签定《南京条约》，规定：“凡大英商民在粤贸易，向例全归额设行商承办，今大皇帝准以嗣后不必照向例，凡有英商等赴各口贸易者，无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这样，十三行独揽对外贸易制度遂告废除。原十三行改称茶行，继续经营茶、丝等大宗贸易。1856年，十三行商馆在大火中化为灰烬，十三行商从此退出中国对外通商贸易的历史舞台。

西学东渐

西洋文明也伴随着西方奇器进入中国大地，冲击着人们的心灵，西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广州交汇，并向内地扩散，广州逐渐成为西学东渐的窗口。

从广州一口通商到鸦片战争的80余年间，广州总揽了全国的进出口贸易，而西洋文明也伴随着西方奇器进入中国大地，冲击着人们的心灵，西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广州交汇，并向内地扩散。广州自汉、唐、明、清至今上下两千年，一直是中国的贸易港口，历久不衰，而长期而持续的外贸地位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思想开放、包容，对西式器物和西方文明采取了更易接纳的态度，广州逐渐成为西学东渐的窗口。

明末清初，通过入华传教士带入中国的天文历法、测量以及“西洋奇器”等冲击着人们的思想，这些西方文化引起了清廷与社会上层的注意。1692年，康熙帝颁发了一道著名的敕令，允许天主教在尊重中国礼俗思想和风俗习惯的前提下在华进行传教活动。于是，汤若望、南怀仁、张诚、戴进贤、朗世宁等一批深谙西方文化的传教士先后登陆广州，部分赴京供职，对西方文化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影响了中国的天文、医学、绘画、音律、科技等方面。

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面对势力日渐壮大的天主教，清廷采取了禁教政策，全国各地的传教士陆续被驱逐到澳门，集中在广州的传教士则不许传教诵经，但西方文化的传入并没有因为禁教而被切断，反而随着商贸的发展而深入发展。如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开拓者英国基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于1807年抵达广州后便在担任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汉文翻译，他先后翻译出版了《圣经》中文版，编纂了中国第一部汉英对照字典《华英字典》，收入汉字4万从个，是中国第一部汉英对照字典，1828年又编撰了《广州话字典》等。

1815年，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海峡刊印了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成为反映西方情况的第一份中文杂志。1832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主编《中国丛报》，1833年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在广州编辑出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这些刊物主要登载西方宗教、政治、商业、科学等方面的文章，对于传播最新的西方知识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多彩的珠江夜景——小蛮腰。 摄影/李卫东

来华的洋人也将西医带到了广州口岸。1805年，英国商人将介绍防治天花的书籍带入广州，十三行行商郑崇谦将它翻译成中文，译为《种痘奇书》，于是，安全易行的牛痘术逐渐传遍大江南北，牛痘所到之处天花销声匿迹。1835年，美国传教士、医生伯驾在十三行总商伍敦元的赞助下，在广州创办了一所眼科医局。此后，来华的传教士医生不断增多，西医的诊所和医院也推广到香港、上海、福州、厦门、宁波等通商口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