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生

《人民论坛》5月（上）《超越美国的N种版本》问卷调查和专题文章引起读者广泛关注。调查报告分析得出，公众对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信心指数为73.11，处于信心较强区间。上期策划共分上、下两篇，上篇为《超越美国的梦想与现实》；下篇为《如何续写“中国奇迹”》，共刊发了名家力作十余篇，其中包括《五种障碍困扰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持续高增长的新动力》、《2016超美梦想之审视》等，一经推出，引发广泛关注与热议。本期，有关专家从其他角度对此话题进行追踪，以飨读者。

最近几年，无论国际还是国内，都热衷于预测和计算中国何时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笔者认为讨论的重点不是何时超越美国以及如何预测的问题，而是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赶超战略以及如何保证中国的增长趋势长期持续的问题。

2016年很可能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大“坎”

在过去的30年，我们成功地跨越了低收入陷阱，下一步能否把体制机制和战略调整到一个新的结构层次上，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未来发展要面临的一个严峻考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到2016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可能超越美国。然而，事实上，2016年很可能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大“坎”。

中国取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时点也是2016年，但彼时中国可转移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转移完毕，而印度等巨量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的时点也很可能发生在2016-2019年之间。这意味着到2016年，我国持续30年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将逐步衰竭，那时很可能成为一个拐点，即我国经济将从低成本要素驱动阶段进入规模驱动阶段。

这种趋势如果继续下去，我国的贸易顺差将下降。如果考虑到扩大内需和“走出去”将使我国国际收支差额发生转变，到2016年，我国国际收支结构和差额趋势有可能发生逆转。对此，如何促进自主内生性出口因素的增长，实现发展方式和结构的根本转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今天的起步和今后的努力。

国际竞争的输者可能是谁？

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有一位美国专家说，如果中国与美国竞争，输者肯定是中国。这个问题一直引发着人们的思考，如果赢，我们会赢在哪里？如果输，又会输在哪里？

当年，日本与美国发生激烈的贸易摩擦时（1985-1995年期间），日本和美国的GDP分别占全球份额的比重，在1985年分别是10.6%和32.7%，1995年分别为17.9%和25.0%。然而，到2007年，分别为8.1%和23.5%。贸易战最终以日本全面失败而告终。

在这场竞争和较量中，日本究竟输在哪里？1985年，美国由于较高的经常项目赤字和财政赤字，使其供给端结构调整很难继续下去。为此，西方五国召开了会议研究对策，最后达成了“花园广场协议”。其中的对策之一是日元大幅升值以解美国高汇率困境。1985-1987年，日元从一美元兑250日元升值到120日元，并且持续下去的时候，日本开始面对如何应对泡沫经濟和如何化解产业二元结构的双重困境。其结果是到了1990年，日本经济增长陷入了长达20年的低速和停滞，美国却迎来IT革命和新经济繁荣。

事后，无论是美国经济学家、日本经济学家还是中国经济学家，都普遍认为日本输在泡沫经济应对不当。然而，同样是美国应对2001年的IT泡沫和2008年的金融楼市泡沫经济不当，造成了一场几十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美国不会输吗？当前，美国走向经济复苏的主要手段，中短期主要是扩大出口（5年出口倍增的振兴计划）和量化宽松（新一轮泡沫经济的开始），长期是回归高端制造、回归创新、回归出口和回归高端就业岗位创造的结构调整，美国的这个结构调整期估计至少需要10年。那么谁将为美国中长期结构调整埋单？

关于发展模式的调整，国际上有一种说法，即美国应当扩大出口而中国应当扩大进口。在全球需求持续萎缩的情况下，美国采取促进出口翻番的战略，只会加剧国际贸易摩擦。事实上，美国应当调整其低储蓄、高碳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调整其过度依赖金融部门的产业结构，调整其全球化即美国化的价值取向。但是，美国会做出这样的调整吗？不会。反过来，全球经济再平衡、人民币汇率、自主创新、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产业政策和国有企业等议题，都会成为中美竞争和较量的关键问题。如果全球再平衡的责任方是顺差端而不是逆差端；如果量化宽松下的人民币升值成为热钱进入、国际套利、国内通胀的主要来源而顺差依旧；如果外商投资企业成为中国自主创新的主体而中国对美投资企业屡屡受到歧视；如果8000亿元政府采购市场充满合资和进口的中高端商品等等，中国的赶超前景还会乐观吗？可见，赢得国际竞争所需要的大智慧，就是看谁能够真正有效把握未来10年的结构调整期，切实解决制约本国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主要瓶颈和关键环节，自主形成独立的竞争优势。

中国该如何赶超

我国从经济意义上的大国转变成开放大国，确实还有一个较长的路要走。从目前的状况来看，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在理论上，一个经济意义上的开放大国是世界主要价格的决定者，而不是价格的追随者；是国际重要规则制定和修改的决定者，而不是规则的接受者；是国际重大责任的承担者或逆周期调节者，而不是责任推卸者或顺周期参与者。中国目前在世界很多重要领域上都是个大块头，但在价格、游戏规则、责任担当等方面，依然是一个追随者。

其次，在金融全球化阶段增强我国的资本跨境配置能力，是赶超中走向大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阶段，在我国对外金融资产中，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大致在7%左右，外汇储备资产的比重在70%以上。一般而言，持有外储的资产回报率很低，如果购买10年期美国国债，不算通胀通缩损益和贬值升值损益，名义回报率仅3%-5%左右。在未来的发展中，加快推进我国对外金融资产结构的多元化管理和配置，持续提高股权投资比重，逐步推进人民币和银行“走出去”，是中国走向大国经济的一个关键环节。

再次，在开放竞争过程中逐步打造区域乃至全球的创新策源地和人才集聚地，是我国在赶超中走向大国经济的一个重要标志。目前，全球研发和创新活动主要分布在美日欧大三角区域。从现状看，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很弱，创新环境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支撑力很弱，招商引资的直接技术外溢效果很弱，这些都是制约我国发展成为创新型国家的主要瓶颈，也是我国与美国在知识和技术进步上的最重要差距。

最后，提高我国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及软实力的持续影响力，是我国在赶超中走向大国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如积极推动国际贸易、金融和货币改革，努力纠正贫富差距扩大和穷国消费力严重萎缩等社会问题。在国际上积极促进包容性增长和发展(inclusive growth)，建立一个机会平等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和发展。

（作者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责编/李逸浩 美编/叶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