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娜

方汉奇，中共党员，博导。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历任中国人民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三S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新闻学会常务理事、首都新闻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届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编委兼“中国新闻事业”部分主编、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多次获得“校先进工作者”、“全国一级优秀新闻工作者”和“全国优秀教师韬奋园丁奖一等奖”等荣誉，其学术奖项更是不计其数。

编者按：2011年是新闻史学家方汉奇先生从事新闻史教学60周年的纪念之岁，从1951年冬春之季受邀为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开设新闻史专题课至今，先生甲子耕耘矢志不渝，其间之执着拔萃，令人观止。为此，笔者专程赴京拜访，希望就一些与新闻史学相关的话题求教这位开宗立派之师。可喜的是，方先生欣然允诺，爽快回应，于是便有了这次与泰斗的面谈之机；不巧的是，约见当日先生临时有会，无意使既定访谈计划略显仓促，而期间数番求教电话的打断，更是让我二人措手不及。也罢，笔者索性抛开访谈提纲，与方先生做了一番无纲无领、无拘无束的漫谈。即便如此，这位被学界称为“活字典”、“每根白发都是学问”的老人，在谈吐言行间依旧给人留下了难能可贵的回忆。因之将此番题外畅言拾记于此，以敬先生，亦飨读者。

——本栏责任编辑王文娟

2011年4月18日，中国人民大学宜园，方汉奇先生的家中，85岁高龄的方汉奇行动敏便，鹤发仪端，在其自谦为“螺蛳壳里开道场”的大书房里，笔者亲见了曾给太多访者留下深刻印象的细节：三面环拥的藏书，梁漱溟先生赠的题款，丁聪先生画的肖像，兄妹七人的合影，各方颁授的奖证……然而最让人难忘的，还是眼前这位声望颇隆却如此平和可亲的老人。

在现当代的新闻史学研究者中，方汉奇的贡献与地位无疑是卓著的，他是为数不多的在断代史、编年史、通史、专题史、图史等方面均有建树的新闻史学家；他在关于邸报、京报、进奏院状、邵飘萍身份考证、鲁迅报刊活动研究、太平天国新闻活动研究等领域早有开创性观点；他所倡议创办的中国新闻史学会是目前国内新闻传播学界唯一的国家一级学术团体；他所培养的学生不仅遍及全国，更多有国内新闻传播学教研重镇的中流砥柱与后起新秀。而在这六十多年梯山航海、逾沙轶漠的新闻史学之路中，方汉奇更愿意从何聊起呢？在了解到笔者正在从事一项口述史的相关研究后，方先生颇为关切，话匣子竟由此打开。

一、意义与遗憾：谈口述历史

“口述史是很值得关注的一个研究选项，就是对健在的这些人口述的凡是涉及他个人的相关历史记录下来。华人学者从唐德刚开始，在这方面很关注，而且也很有成果。像胡适的、李宗仁的、张学良的，包括最近许倬云的、何兆武的，口述历史完成的比较多了。特别是对一些年事已高的，自己写作已经有困难的人，通过口述历史的方法给记录下来，是一个很好的积累和研究的方式。”

方汉奇对于口述历史的理解无疑是准确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学界对于“口述史”到底是什么还没有完全走出误读的阶段，换言之，人们在概念理解与具体操作上还未能将口述史与采访记录、书写史和音像史彻底区分开来。用方先生所提及的最早从事中国口述史研究的专家唐德刚的话说，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因此，口述史首先就是一种研究方法，即通过历史亲历者的经验与诠释，来帮助理解历史事件或社会生活的整体情貌。而至于其通常被理解为一种学科分支等其它方面的涵义，尚需等待实践的发展与检验。

方先生继续平静地说道，“关于口述历史，国内如果能再早一点觉悟，比如说建国之初就开始关注，也许能够保存下来的材料会更多一些。主要是我们前三十年尽折腾了，尽搞阶级斗争，尽搞敌友我，一个一个的推敲，然后抓住了就斗，彼此之间也都有了戒备，每一个人都在想办法保护自己，哪有时间去做这方面的记录和研究？而且那个时代偏见也比较多，很多人被划入异类，很多人成为‘贱民，都不能成为做口述历史的对象了。”

确实如此，标志着口述史正式诞生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研究中心正是由美国历史学家艾伦•内文斯(Allan Nevins)于1948年创立的，然而这一研究方法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在中国得到发展，个中缘由自然复杂，但三十年光阴的错过却留下了不尽的遗憾。用方先生的话说：“现在算是亡羊补牢，亡羊补牢也好，可是很多人已经赶不上了，很多机会也都丢失了。比如50年代、60年代，那时候的老人里头有很多是在建国前从事方方面面工作的，就拿咱们新闻学的研究来说，解放前的那些老学者、老报人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都还健在，虽然有的已经是风烛残年，但是那个时候就没有做这个事情，现在你再找这些人很多都已经找不到了，很可惜。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现在算老人，但是解放前我们都还是学生，还没有做事，做事的到现在不是去世就是老的不行，除非像周有光这样的很罕见。所以做口述史，我觉得要抓紧。”

在提及这一段遗憾时，方汉奇特别的谈到了王中。“遗憾的是王中没有赶上，其实王中是一位大家，是内涵比较丰富的人，这个人思想比较活跃，很善于思考，而且他是老革命当中少有的高级知识分子。那个时候到解放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去的，一般的都是中学生、小学生，真正念到大学这个档次的很少，而王中是大学外语系的学生”。方汉奇动情地说：“你看王中，可惜了，就留下一本《王中文集》，其实他有一肚子的话，有一脑袋的事儿。他是李良荣的老师，但是李良荣开始接触他也是在他平反以后，他之前一直戴着右派的帽子啊。1985年大众日报四十五周年的时候，我跟王中住在一个房间，那个时候他已经70岁高龄了，记忆力和精力已经不济了，后来大概是90年代去世的，没有把他那一肚子的学问、经历和见解完全留下来，可惜了……”

在众多已故或者受时代原因被耽误过的老学者、老报人当中，方汉奇唯独念兹在兹地谈及复旦大学的王中先生，这无疑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作为创办过华东新闻学院、复旦大学分校（现上海大学文学院），担任过复旦大学副教务长、图书馆副馆长等职，并先后两度出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的王中教授，曾因大胆探索并始终坚持其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新闻理论体系而在政治风云突变的1957年被划为“右派”，并且一压制就是二十余年。时至今日，王中的很多理论都被证明是正确的，而新闻理论界“南王北甘”的学派渊源亦常常被人津津乐道。然而，斯人已逝，我们没能留下王中先生以及与其相似的很多已故学者、报人的更多第一手资料，尽管这不能单线条的归咎于口述史研究的起步太晚，但其结果也确如方先生数度叹息的那几句“可惜了”。“所以，这个东西得赶紧做了”，方汉奇语重心长。

二、学生与先生：谈读书育人

为了给笔者提供更多的参考资料，方先生特地打开了一份他的弟子名录，“尹韵公在社科院，郭镇之在清华大学，谷长岭在人民大学，杨磊在全国记协……”方先生的如数家珍不是没有道理，在这份长长的“方门弟子通讯录”中实在汇聚了太多当今国内的新闻传播界名家，像胡太春、蔡铭泽、陈昌凤、倪宁、程曼丽、李彬、李磊、涂光晋、彭兰、周小普等等这些“方门弟子”都堪称学界一时之选，在学术的百花园中各领风骚。方汉奇淡淡的说，“他们个人成就都不一样，一离开校门就是修行靠个人了。”即便如此淡然处之，这绝非偶然的满门繁华依旧令人倍感好奇，在笔者追问是否有什么独特的调教章法之后，方先生做了如下相告：

“我们一般是一个月碰一次头，碰头的时候他们交读书报告，然后根据读书报告交换意见。当然事先会开阅读的书目，都是新闻史的家底儿，最基本的都要让他们看一些，像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搞新闻史的人都应该好好看一看。书目会随时调整，而且会根据不同的学生对象做一些增减。再就是根据他的研究题目、研究方向，缺什么补什么，需要什么关注什么。每个月半天，就坐在这儿（指书房沙发）。”

与众多博导一样，方汉奇非常注重学生的广泛涉猎与博闻强记，“一般第一年希望他们看的多一些，博士要‘博。现在的教育有它的先天局限，高中、初中的应试教育基本上都为了应付高考，不像我们那个时代，中学就看很多书，看的也很杂，但现在的中学生哪有时间看书啊。所以通过现在的中学、本科上来的人，很多都没看过太多的书，就连最基本的文化读物都看得很少。如果考进来是新闻史方向的，那对文学、历史应该非常熟悉，特别是对历史，起码你得知道‘门牌号码，你知道有问题上哪儿去找，这都得靠平常积累啊。所以为了弥补我们这几十年教育的缺陷，第一年我都是鼓励他们多看书，不要考虑论文题目。第一年就谈论文写什么题目，下次就会围着论文题目看书了，就会放不开。”而关于这一点，方汉奇专门提到了其众多得意门生中的一位：“在这方面能够做到的、做得最好的是李彬，李彬看书看得多、看得快。对别的学生往往是第一年鼓励他多看书，李彬是到了下学期让他悠着点，因为他看得太多，看得太快。所以第二年就建议他别看太多的书了，因为看得太多怕他的论文就不够集中了，应该围绕论文来看。”

不独清华大学的李彬教授，方汉奇的很多弟子都在其离开校门后于各自的学术领域厚积薄发尽展风流，这其中缘由大概也与方先生倡导的博览群书、有的放矢不无关系。在方先生的书房中摆放着好几张他与众学生的合影，而方先生每年的寿诞，更是八方弟子不约而同云集团聚的宜机。单是散见于书籍报刊中由其弟子所撰写的访谈或札记，或是一篇篇方先生为其弟子亲作的书序，都能显见方汉奇与学生间亦师亦友、互敬互爱，彼此砥砺，令人称羡的佳境。

85岁高龄的方汉奇至今都没有完全卸下重担，“我现在还带着研究生呢，手头没有毕业的还有五个，今年还招了一个，所以就不能不看书。你要当好先生就要先当好学生”，方汉奇如是说。西汉扬雄曾经有云：“师哉！师哉！桐（童）子之命也”，意谓教师乃学生前途命运之所在，尽管方汉奇一再将其弟子的各有成就归功于个人的修行，但却反倒让笔者愈发敬重这谦恭谨持之风给满门俊贤所带来的濡染与惠泽。

三、退役与守望：谈学术政治

方先生饶有兴致地讲了两个笑话：

“俞平伯老年的时候给研究生讲课，说昨天看了个对联特别好，学生问怎么个好法？俞平伯说，上联忘了，下联是什么什么什么‘春，就剩一个‘春字了（笑）。原来社科院副院长、《新华日报》总编辑潘梓年也是，他年轻的时候博闻强记，等到了社科院当副院长时就不行了。有次参加会议签到，拿起笔来问旁边，‘我叫什么？人家告诉他，‘潘梓年。这都是笑话，但都是真的（笑）。”

毕竟已逾仗朝之年，心力不济无疑是令每一位笔耕不辍、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无奈却必须要面对的现实，方先生缓缓地说，“我现在不写文章了，写文章精力不行。课也不讲了，主要是记性不好，会突然卡壳，讲着讲着也会突然记不起来。”而关于人所周知的方先生的卡片与集报，方汉奇继续平静的说道，“我带博士生，第一堂课就是教他们做卡片。可现在我的卡片都送掉了，送给接班的人，给人大新闻学院搞新闻史的。我的资料也开始送人了，现在我基本上也不搞什么了，虽然不搞了也还是忙不过来看不过来，新闻学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望着眼前这位置身书林满头银丝本就不该再担重负的老人，这番讲述真是令人既欣慰又伤感，不想方先生却达观的说道，“新闻工作者是社会的瞭望者、守望者、记录者，而新闻史的研究工作者是新闻事业的瞭望者、守望者、记录者，所以在这个领域就必须随时关注现实的发展。我一直是在紧跟哪，我在守望着新闻事业的发展、新闻传播活动的发展、新闻教育的发展。搞新闻史研究我虽然是个退役的老兵，但我一直在守望着。”

方汉奇确实做到了，他毫不陌生的跟笔者聊起网络、飞信、微博，甚至IPAD……在每天的作息时间表中，读报纸看电视亦是他必做的功课，而每晚十一点凤凰卫视的《时事开讲》更是老先生钟爱的节目。他还鼓励年轻人多与国际接轨，并为自己每天中午必须小憩的习惯“耿耿于怀”，因为这让他与没有午休的国际惯例总是有那么一些不“兼容”。“我这老头适应不了，一吃完饭就犯困。其实中午也就三刻钟的时间，但是中午没的休息，一个下午一个晚上都没精神”，老先生为此悻悻的，但恰是如此，一代尊师的可亲可爱顿然鲜亮。

方先生直言不讳地说道，“我以前讲课历来都是不带讲稿的，我讲课一直都是这样。我不喜欢苏联专家那种讲法，在50年代、60年代所有的老师都念稿子，一个是跟苏联专家学的，一个是受政治运动的影响，怕讲错话。那时候我在北大，北大的老师像林庚、吴组缃、游国恩、王瑶、王力这些都是大师级的人物，哪个人都是满肚子学问，可是都用讲稿。像吴组缃，念完了这一段说，‘下面另起一行。其实这些人都是放开可以海阔天空的人，就是怕讲错话。吴组缃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时候说了一句，‘我一想起文化大革命初期就毛骨悚然，这是在聊天的时候说的，都让人给检举了，批他反对文化大革命。”

明显的是，方汉奇在谈及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时有着某种复杂的情感，在其先前的不少访谈或文字中很容易发现他对政治运动与时代背景对其自身学术研究所产生影响的反思。但同时，作为一名蔚然大家的学者，他又太过清楚政治环境与学术研究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与逻辑：“新闻史和政治的关系很密切，新闻事业受整个宏观政治的影响，宏观政治宽松了，新闻事业就宽松了，否则反是。像二十多年前曾经提出过的‘三宽，即宽松、宽厚、宽容，和新近提出的‘三善，即善管、善用、善待，就都体现了不同的把握的尺度和分寸。新闻事业受整个政治的影响，新闻史研究同样受整个新闻事业的影响，也受整个学术研究的宽松程度、思想活跃程度和思想解放程度的影响。”

在由此所提到的同样因政治环境与时代背景对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在体例结构与内容表达等方面的所带来的局限上，方汉奇坦陈，“《通史》的撰写是八十年代结束的，所以它下限仅到1987年，基本上是完成于思想解放了那么一点但又没有完全解放的时候。但是后来出的书已经开始调整了，像2009年出版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第二版教材，下限到2008年年底，很多内容和提法已经调整了，只是仍然不够。”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新闻史学者开始了对传统新闻史学在体例、观点、致思、表述等方面的突破与创新，而作为老一辈新闻史学家的方汉奇在这一点上不仅亲力亲为，更是多见其对后学的扶携与鼓励，先生其举之实、其情之伟，让人敬重。事实上，学术与政治的紧密相连，使每一代新闻学者都在各自的时代中履行着其独特的使命，也使其在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交接中展现出了无可替代的意义。在由“原始的历史”进抵“理论的历史”从而达致“哲学的历史”的漫长征途中，近百年来包括方汉奇在内的几代中国新闻史学者无疑给后世的研究打造了极为宏富的宝库，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这一开山之功无论如何都是不可估量的。然而，史学研究的道路毕竟任重道远，新闻史学的生命力还需一代又一代的新闻史学者在传承中突破，在反思中创新，而对于这一点，方汉奇先生殷切期待着。

正是因为传承与革新永远是史学研究中一对不可偏废的主题，因此对真理的追求越是坚毅，对自我的审视便越会严苛。方汉奇一直强调新闻史研究既要反对“左”，即不能以论代史，又要反对“右”，即不能数典忘祖，这确是历经时代沧桑的老一代学者对学术研究呕心沥血、坚韧自持的肺腑之言。知识分子的功力、真性、良知、担当是绝非朝夕就能兑现的，正是六十年的雄关漫道不悔初衷才塑造了今天的方汉奇以及他的史学世界，也正是六十年的风雨如晦行远自迩见证了方汉奇传世的学术地位与价值。可喜的是，由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刘泱育博士撰写的学位论文《方汉奇60周年新闻史学道路研究》已于2011年2月杀青，一方面，我们需对刘博士为新闻学界健在者做个案研究的学术勇气表示敬意，另一方面，我们则更应该关注到当下时代对以方汉奇为代表的老一辈杰出新闻学者的学术人生及思想体系进行回顾梳理工作的意义和必要。

“人之彦圣，若己有之”，这是方汉奇常以自勉的座右铭，在此借用，以祝愿方汉奇先生始终守望着的新闻学术与新闻事业大师代出，春色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