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寇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这说的是长安而非陕西省西安市。『山峦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鲜妍明媚，如倩女之靧面而髻鬟之始掠也』，这说的是帝都京师而非『祖国的心脏』北京市。

事实上，文学这个东西在被“四大样式”（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盖棺论定之前，它不是非此即彼的固体样式，它近于液体，流淌于一切文字书写之中。《史记》不仅是史学著作，亦为文学史所谈论；《出师表》无非一道奏折，却在中学生语文课上被朗朗诵读。于今看来，“四大样式”同样荒谬。电影电视，网络报刊，发言广告……文学表述是无处不在的。“纯文学”是个形迹可疑的伪概念，世上本无之，庸人自扰之。换言之，一篇当代中国文学期刊上发表的糟糕的小说和一则在手机上传播的文学意味浓厚的段子，后者更有成为“时代文学经典”的可能。

所以说，我们如果试图谈论文学，那么谈论的必将是人类所有的文本遗存。也惟有如此，我们才能稍微弄清楚中国古人在“人与自然”这个话题上的认知能力和水平。而在我谈论古人的环境意识之前，我有必要提请看客注意的是，我们绝对是祖先的不肖子孙，是合格的逆子或孽子，换言之，我们是被祖先抛弃的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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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泽而渔是中国成语里的反面教材，意思是禁止竭泽而渔。据《尚书》记载，这一观念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夏代，自那时起，历代统治者都明白一个浅显的养用之道。如规定春天不准砍伐树木，夏天不准捕鱼，不准捕杀幼兽和获取鸟蛋。此类以政府法令宣示的环保手段，历朝历代都谨遵之，差异无非辞令有变，略作修改补充。

当然，此养基于用。它是世俗政治考虑的事务，与形而上的认知关系不大。一如历朝历代开国之初所采取的休养生息政策。刚刚结束的战争（往往长达百年）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所有的政权都需要鸡鸣需要劳动者，减租降赋，鼓励生产和生育，既可以实现帝王天下一统国泰民安的心理渴求，也为下一次大规模的杀戮培育杀人者和被杀者。这是帝王术的内容，而非可持续发展。事实很清楚，中国古代社会是静止的，朝代与朝代之间的关系等同于一个抽象生命的反复轮回，只是在投胎层面，这个抽象生命毫无技术含量，一副认准了再活一次前世的执迷不悟的嘴脸。总之，这一圆形操场结构已被二十四史记录在案。

当然，如果可持续发展这一论调仍以上述轮回为原则，那么它是可以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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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无法战胜自然的，这是古人的共识。“人定胜天”的原始意义是指人心安定，人人都能安守自己的本分，人们体现出的凝聚力和力量就能够超越自然界。然而到了后来，有人却曲解了古人的智慧，把它视为一句上古高人为自己可怜的政治把戏所撰写的口号，显然，他是一位古汉语不合格者。

儒不算宗教，它之所以能成为帝王术的指导思想，源自它的世俗特质。孔子就是一位俗人，他既可以“脍不厌精”，也可以“三月不知肉味”，改变他对食物兴趣的是物理力学，韶乐之美使他忘乎所以，使这位食肉动物暂时丧失了肉欲（韶乐在此的引力大于肉）。而物理力学本质上就是物体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说，儒家所阐述的正是“关系”。三纲五常，是人与人的关系，也提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仁民爱物”是其核心。大致意思是说，人和万物是一体的，推演开来就是天人感应。“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是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人感应的原则是：一、人不能违背上天和自然，二、天道即是人道，故无道者将遭受天谴，理应被讨伐推翻，而圣君则“德配天地”。儒家思想的先驱是周文王，据说他的宫苑中鸟兽成群，彼此亲睦。

在儒家眼中，自然或上天仍是君主，讲究的是顺应，一如对君主的服从。比较之下道家则完全不认同。“道法自然”并非是说向自然学习，而是丢掉自己身上一切不自然的东西。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既非灵长或主宰，也绝不是奴仆。“不以人助天”，“无以人灭天”，人无权破坏自然，也没义务侍奉自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是“无为”。显然，无为不是无作为，并非权力厚黑学范畴。一切理念被断章取义巧取豪夺也一向是中国人的特长，在此不赘。

至于佛教，它强调的是“护生”，慈悲，也就是爱，众生平等，爱之如己。不杀生，似乎是佛教独有的教义。佛教由贵族下放到平民，与慧能法师有关。钱穆说过，中国文明的特点不在于军事上战胜异族，而是同化异族，套用毛泽东的说法，就是使其消失在中国人民吃喝拉撒的汪洋大海之中。佛教作为外来和尚，难免也要遭此“厄运”。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在唐代就开始大放光芒，这就是禅宗，自达摩祖师至六祖慧能得以确立，并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陈寅恪称赞六祖：“特提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旨，一扫僧徒繁琐章句之学，摧陷廓清，发聋振聩，固我国佛教史上一大事也!”而事实上，我以为佛教的本土化，也即是佛与道的媾和。到了宋代，看苏东坡文章，你已很难区分他的旨趣是趋于佛还是道。“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人在自然界面前的无力和敬畏，在时空中的卑微和渺小，一如人在佛光大道前的屈膝和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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郦道元的《水经注》（北朝）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优美的散文，他对三峡的描述使三峡成为中国的人文故乡—因为他所描摹的一切现已不复存在。

“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如此优美的文句，源于更为优美的生态（谁叫我们常说语言是苍白的呢）。这一景致所指向的也便是对世俗生活（人类生活）的质疑。同期的吴思（南朝）在一封致友人的书信中说：“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比之自然，人类那点小德性可以休矣。至于“朝发白帝，暮到江陵， 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的速度， 也被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所感同身受所抄袭。

提到李白，我们通常说他的诗歌表达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事实上对于李白来说，如果他当时能够置身美洲尼亚加拉瀑布也未尝不会“疑是银河落九天”。这和祖国无关，而只和古人对自然的态度有关。人和自然不是对峙的，如果人确实具有所谓的主观能动性，对自然的索取肯定不应该有石油那样的掏空之虞，而是如苏东坡所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才对。这些古代的文人向我们贡献的不仅是理念和态度，还在于他们比较好地解决了人如何与自然相处。因地制宜，因势利导，遵循山川河流的原貌构造宜居家园。所谓“深山藏古寺，惟见一红檐”，它不是绘画技巧，而是上述理念使然。

而宜居所涉及的风水学，虽则后来沦为巫术般的东西，但其本意确是考察山向、地质、水文、生态、小气候及环境景观等地理环境，然后择最好的环境建造房舍城郭和陵墓的实用技术。这一技术的目的是：使人能与天地合而为一，进入至善至美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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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之古代（也就几十年前吧），中国当代环境之恶劣、生态之岌岌可危已是不证自明；比之古人，当代中国人在环境意识和审美情趣上的低级和粗鄙也是触目惊心。而我们习惯于将其归咎于“发展”， 将破坏和糟践视为“代价”，其荒谬和反动已无需多言。

不与西方国家作比，这完全没什么问题，让人难过的是，移民成了这个国家头脸人物给其后代指出的唯一出路。似乎已经没有任何人还对这个国家的山山水水抱有信任，似乎此地最终沦为废墟已是可以预见的未来景观。人类活动，尤其是工业时代以来对自然的榨取和破坏确为全球性的问题和危机，但像当代中国这样空喊口号而毫无实际行动委实让人惊恐。何为弃婴何为孤儿？就是感觉自己并非有父有母，而是兀自蹦出，所以我们可以为所欲为，活哪儿是哪儿。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这说的是长安而非陕西省西安市。“山峦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鲜妍明媚，如倩女之靧面而髻鬟之始掠也”这说的是帝都京师而非“祖国的心脏”北京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