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_ 叶倾城

旗袍，不是已经从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隐退了吗？

它最后一次大规模地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是在《花样年华》中。张曼玉饰演的少妇，绰约地、隐隐诱惑地，一件一件换旗袍。为什么她连下楼买碗面都得换件没亮过相的旗袍？那无非说明她寂寞，她的心、她的身体，太久不曾得到过男人的注视，连街头巷尾的惊鸿一瞥也值得重视。

然而这一瞥大概也就够了，那情欲之火尚不曾从她身上完全消退，却也不足以燎原—旗袍的领口竖得那么硬，一襻连一襻，不是一双笨拙的手可以胜任的。这是压抑的勾引、远兜远转的拒绝，她恰可以进入唐诗宋词，含泪说“还君明珠双泪垂”，而任由对方更香艳地说：“心有灵犀一点通。”

这样一想，就理解了很多：丁香一般结着愁怨的女子是穿旗袍的；诉说“我与悲鸿”“我与道藩”的蒋碧微也是穿过旗袍的；身为传教士之女、曾经无比洋派如小公主的宋氏姐妹们，到年长之后，自觉自愿地全以旗袍面世……她们的共性大概都是：承载男性的幻想，但不真正发生些什么。

几乎很容易把“春闺”“春怨”“闺怨”等我们看熟了的词汇放在旗袍女子身上，虽然那是曲折热辣的欲望，却是被禁锢着的。无论她们的灵魂是多么洛丽塔，旗袍总归是她们的巴别塔，锁住沟通与念想的可能性。上世纪30年代，就是这么一个幽幽委婉的年代。

一个时代的性观念，往往以时装的形式展现。女装书写着男性的绮梦：永远的高跟鞋，是古今中外男人共同的“我为金莲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