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_ 叶倾城

旗袍，不是已经从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隐退了吗？

它最后一次大规模地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是在《花样年华》中。张曼玉饰演的少妇，绰约地、隐隐诱惑地，一件一件换旗袍。为什么她连下楼买碗面都得换件没亮过相的旗袍？那无非说明她寂寞，她的心、她的身体，太久不曾得到过男人的注视，连街头巷尾的惊鸿一瞥也值得重视。

然而这一瞥大概也就够了，那情欲之火尚不曾从她身上完全消退，却也不足以燎原—旗袍的领口竖得那么硬，一襻连一襻，不是一双笨拙的手可以胜任的。这是压抑的勾引、远兜远转的拒绝，她恰可以进入唐诗宋词，含泪说“还君明珠双泪垂”，而任由对方更香艳地说：“心有灵犀一点通。”

这样一想，就理解了很多：丁香一般结着愁怨的女子是穿旗袍的；诉说“我与悲鸿”“我与道藩”的蒋碧微也是穿过旗袍的；身为传教士之女、曾经无比洋派如小公主的宋氏姐妹们，到年长之后，自觉自愿地全以旗袍面世……她们的共性大概都是：承载男性的幻想，但不真正发生些什么。

几乎很容易把“春闺”“春怨”“闺怨”等我们看熟了的词汇放在旗袍女子身上，虽然那是曲折热辣的欲望，却是被禁锢着的。无论她们的灵魂是多么洛丽塔，旗袍总归是她们的巴别塔，锁住沟通与念想的可能性。上世纪30年代，就是这么一个幽幽委婉的年代。

一个时代的性观念，往往以时装的形式展现。女装书写着男性的绮梦：永远的高跟鞋，是古今中外男人共同的“我为金莲狂”；丝袜，是这样轻易地抓住了男人的心。于是我们看到，《巴黎最后一班地铁》里面，顶时髦的巴黎女人在腿上画出丝袜，为了逼真，连钩痕都画了出来。

而时装大潮退去，也就是说，审美改变了。红颜弹指老，旧时芳华， 就只能留着游园惊梦。

最近一次在电影里看到旗袍而且印象深刻的，居然是《蜘蛛侠》里面金发碧眼的洋妞，她在万家欢乐的街头，穿一件中国红的短旗袍，越发显得胳膊是胳膊、腿是腿，大白萝卜似的脆生生。这架势，跟我们穿巴基斯坦长衫一样，都是追求异国风情。

这是压抑的勾引、远兜远转的拒绝，她恰可以进入唐诗宋词，含泪说“还君明珠双泪垂”，而任由对方更香艳地说：“心有灵犀一点通。”

然后来了绿恶魔，洋妞尖叫着逃跑，从一个废墟掉到另一个废墟，毁灭就在她身边发生，直到伟大的蜘蛛侠出现，轻盈地搭救了她。旗袍以其行动不便夸张了女性的荏弱及有待拯救。当然了，晚礼服也不见得便利到哪里去，但至少还可以下摆一提，大踏步狂奔，旗袍如果衩开得不够高，连这个可能性都没有，一遇到非常事件，就是中国式《地狱变》。

同工同酬这件事喊了很久，女人被当男人使不是一个笑话，而是赤裸裸的现状。在这残酷时代再来婉约缠绵，要冒被当成“脑残”的风险。所以，每个女人仍然有一件旗袍，若有若无地暧昧着。她有时穿旗袍似的衬衫去上班；也许带两个大箱子去风景区旅游时，里面有一件旗袍，以供在石林前扮演“到此一游”；在婚礼上，她如果懒得穿礼服，也许会挑选旗袍，来担任换装的一环—这大概就是极限了。旗袍，就这样高度戏剧化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偶一为之。

很久之前，看到一部日本AV片，名字叫“中国人妻”，假装这荒诞不经的剧情发生在中国。为了装腔作势，背景里面有大花瓶、鸡毛掸子，还有一个穿着简陋的小保姆，而销魂的女主角就穿了一件难言美丑的旗袍。我看到那么典型的日本脸，配着这么中国的旗袍，忍不住扑哧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