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

我回国十年以来，几乎到全国一半省份的大学都讲演过。每次都会留大量时间跟台下的年轻人对话。我发现，十年来，学生们给我递的条子，几乎是一样的，包括提问题的思路、写问题的句式和写字的样子。要不就是行政腔要不就是文艺腔要不就是干部腔。后来我慢慢明白了，他们受的教育就是一个统一考试，他们的父母，他们的老师，差不多也是受这个教育。我们的这一套语言发生了问题，语言的困境直接就包围在年轻人、知识分子当中，当然也在政治家和商人当中。

我回来的时候，遇到的第一批学生，年龄多是“70后”，到这两年我遇到的多是“80后”和一部分“90后”，平均年龄实际上在20岁到30岁之间。今天有很多“70后”已经是国家栋梁，下一个10年，我相信国家要交到“80后”手上。我个人接触的年轻人，看问题非常清楚，我自己那个年岁的时候远远不如他们。但我关心的是基本素质，他们跑出来会不会应对，有一个饭碗会不会做事？欧洲人2002年左右开过一个会，讨论再过30年，怎么跟中国打交道，因为那时候独生孩子将掌握国家。今天中国的年轻人，受这样的统一考试，这样的一个话语习惯，将来面对国家、社会重任，该怎么办？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只能笼统地说，在今天的中国，我感到了一个语言上的困境，而且我自己也在这个困境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