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洪溥

近日，北京市教委一口气关闭了50多所打工子弟小学和幼儿园，理由是“办学资质”存在问题。尽管，教委给出了问题解决的主要办法，比如在办好暂住证、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和全家户口簿等所谓“五证”基础上，可以进行学生分流安置。但此举仍引起了相当大的社会争议。

一方面，有观点相信教育是天赋人权，《宪法》优先于《义务教育法》，因此为受教育设定条件是“反社会”的做法。另一方面，还有观点认为压根就应该排除教育资质认定的行为，认为那些打工子弟学校尽管条件落后，但实际上承担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为社会边缘人口提供教育公共品的作用，强行关闭它们的做法是“恩将仇报”。

在关停打工子弟学校的问题上，我同情打工子弟的处境，但认为其中至少有五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谨慎评估、全面理解，并不宜轻易给出否定结论。

一是是否需要起码的办学资质。从北京市教委方面采取行政执法行为的动机看，打工子弟小学场地设施不完备、存在安全隐患是主要原因。我国义务教育机构有一整套的办学评估体系，这套体系立足强制性和公益性特征，对机构的教学硬件、师资状况等有明确要求，并非人人可以为之。这样做的原因在于，确保了义务教育的起码品质水准，让孩子们至少有一个相对公平的起跑线。在现阶段，我国义务教育资源领域的问题是分布不平衡，而不是总量不均衡，对部分存在安全隐患的打工子弟小学进行整理，生源进行归并，也有利于对孩子们提供更高品质的教育，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