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嘉禄

难以数计的中国古老乐器都烟消云散了，比如篪、尺八、箜篌、胡笳等，今天我们只能在《辞海》或专业而冷僻的音乐典籍中看到它们枯枝败叶的形象，也无法想象古人如何操持。但外形极简约的古琴传了下来，这主要得益于高山流水的知识分子，中国文人一直将古琴视作自己的生命伴侣。倾听与诉说两种功能结合得最完善的，当数古琴。琴、棋、书、画是文人的必具修养，抚琴、挂画、品茶、闻香又是文人的四大雅趣。这里的琴，古称瑶琴、七弦琴，到了20世纪初才被称作古琴，并非体形稍大一点的古筝。

抱琴看鹤去，枕石待云归——文人墨客对这个意境神往不已。

“现在哪里去找这个环境？外面的世界太嘈杂了，嘈杂得快放不下一张古琴了。”戴晓莲对记者说。陽春三月的一个下午，上海音乐学院教学楼。授课的时间到了，三个学生如约而至，开门间隙，二胡或琵琶的声响就从扁扁的门缝里钻进来，这个楼面是民乐系的。师生坐下后，先喝一杯乌龙茶，让心静下来，手机关了，戴老师约略点头，一个学生就将手指按在弦上，乐声响起，记者听出是《渔樵问答》，从地老天荒传来的内心沉吟。

戴晓莲现为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她学琴教琴的经历，真实地反映了古琴这门艺术在当代中国忽冷忽热，忽上忽下，为主流社会弃如敝屣，又捧到至高无上地位的戏剧性命运。尤其在市场经济运作机制中，在中华文化复兴的喧腾声中，对“当春乃发生”的“古琴热”现象，提供一种可以冷静分析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