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伟

前不久，笔者应邀到上海的一所知名高校做主题为“我国死刑立法和司法的双重反思”的学术讲演。在回应法学研究生有关我国死刑适用“硬标准”中是否存在“杀人者死”的现实关切时，我给出了这样的判断：“杀人者死”是一种传统的社会观念，我国法律上的死刑仅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人员，现实司法中的死刑裁决，依然须在“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指导下谨慎适用。

其实，每当一些有重大影响的恶性刑事案件引发舆论聚焦，当涉案被告人“生死未卜”并出现舆论分歧意见时，总会有法律界人士发出法院應当排除舆论影响，依法独立裁判的吁请。但细加观察，我国现行死刑政策和刑事法律，其实都存在着较多的“弹性”、“模糊”和“抽象”之处。比如，我们长期都提倡“少杀”、“慎杀”的原则，一直坚持“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的立场，但也不断听到过“对非杀不可的，坚决判处死刑”的声音。不过，无论是强调前者的“不杀”抑或后者的“杀”，却对其前提条件的究竟什么是“可杀可不杀”，或者什么才是“非杀不可”，都似乎缺乏可靠、量化或者更具技术操作性的标准和论证。以至于经常出现各抒己见、各执一词、见仁见智的情状，最终只能依靠“少数服从多数”的程序性民主决策方式去交付司法表决。

从我国法律上看，杀人者确实未必都要判处死刑。现行《刑法》第四十八条确有“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的明确规定。通常所谓的“社会影响大”、“主观恶性重”、“民愤极大”之类，其实从来都不是决定死刑的法定理由，这恰如“临时起意”、“一贯表现较好”、“积极认罪、悔罪”等不是法定免死事由一样，都是只能作为综合考虑的量刑“酌定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