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少文

房地产业反暴利?

4月27日，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司司长许昆林向外界表示：继《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规定》于5月1日起实施之后，政府还会陆续出台一系列规范房地产行业价格行为的政策措施，这当中，“实施反暴利规定是最重要的措施之一”。

根据解释，反暴利的依据是国务院1995年颁布的《制止牟取暴利的暂行规定》。该规定适用于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和与居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商品和服务，目的是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制止牟取暴利，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房地产业是否属于暴利行业，这个争议由来已久，可能自1998年中国实行货币分房政策后就有了。而实际上，1995年颁布的反暴利暂行规定，几乎很少被真正使用过。

房地产业是否需要反暴利，首先要搞清楚暴利的概念。根据《制止牟取暴利的暂行规定》对暴利的规定，暴利一词既是一个法律概念，也是一个经济概念。是指生产者、经营者用不正当手段获取超过合理利润幅度的行为，其具体界限和认定通常由有权机构(物价部门、法院等)根据同种商品、同档次服务在同一地区、同一时间的相对价格水平认定。

因此，认定是否暴利，首先要确定是否违法，是否用“不正当手段”，其次是否超出了“合理利润幅度”。

原则上，只要不违法，利润率多少算合理，并无严格限定，也很难确定。而按照经济原则，除了极少事关公共福利的产品，价格和利润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衡量资本利得是否合理，主要看成本与利润的构成，而成本的构成比例虽然大致相同，但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中，也不尽相同。

事实上，《制止牟取暴利的暂行规定》之所以很少使用，是因为在《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中都有相关对“不正当手段”的规定。产生暴利的行为包括价格欺诈、价格垄断、行政垄断等因素，在这些法条中都有所涉及。

房地产的价格这些年虽然饱受诟病，但是否需要动用反暴利的行政法规，其和别的行业并没有太大的特别之处。特殊之处或许只在于房地产行业资金成本上的金融高杠杆，还有成本构成中的土地短缺。而破除暴利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制止违法行为，破除垄断，促进公平竞争。

从眼下宏观调控动用反暴利手段的背景原因来看，似乎也并没有逃脱这一行政法规出台的背景：1995年反暴利法规的出台，乃是抑制当时通货膨胀下价格投机行为的举措。

标准普尔“警告”美国

4月18日，金融分析机构标准普尔将美国国债的前景评级南“稳定”下调至“负面”。意即该机构在未来两年内“可能下调”其美国债务评级的几率为1／3。

标准普尔这一70年来前所未有的举动引发了股市的强烈反应，纽约股市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当天盘中一度暴跌250点，最终以140.24点的下跌收盘。美国金融界、学术界乃至白宫和财政部等，均就标准普尔的下调很快做出回应。

虽然外界对美国自金融危机以来的负债情况心知肚明，但鉴于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元仍然坚挺，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并没有下跌，对于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的恢复，外界仍然抱有信心。因此当标普对美国国债前景展望调低之时，被普遍认为更多是一种政治意味。

有诸多的分析认为，标普此举是鉴于美国国内政治的考量，主要日的在于刺激美国内两党在目前关于预算法案和财政赤字削减上的利益权衡，其主要目的是提醒和警示美国政府必须采取果断的措施削减赤字和稳固公共财政基础。

到今年3月，美国政府的国债余额已经达到14.26万亿美元，而目前美国国会批准的余额上限不过是14.3万亿美元，国会需要批准国债发行的上限。另外，美国2012财年的预算法案势必要体现中长期赤字削减计划的政治思路，而这一计划恰是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政治上所面临的核心之争。

抛开这些政治层面的因素，标普的这一举动也反映了目前世界经济所面临的诸多不确定性。在调低美债前景展望的同时，标普也将日本长期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同时，标普确认日本长期主权评级为“AA-”。日本政府也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并且日本大地震对日本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未来恢复也有诸多不确定性。

有意思的是，4月中旬，惠誉国际评级机构也表示，由于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未来3年中国银行业资产质量可能恶化，并将中国长期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的前景从稳定下调为负面。虽然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对这家评级机构的专业程度表示了怀疑。

标普对美债的前景评级调整对中国影响并不大。中国持有1.1541万亿美元美国国债，虽然在此之前，关于两房债券的风险性问题中国外汇管理局进行了说明澄清，表明债务风险水平并不高。但庞大的外汇储备和巨额的美国国债，也给中国经济决策带来了一些不确定因素。

周小川表示，中国需要减少外汇储备。改进储备构成，将储备多样化，减轻对美元资产的过度依赖。

温州中小企业“倒闭潮”

据媒体报道，近期以来，温州出现了多家中小企业集中倒闭的现象，有些企业主甚至因还不起高利贷而外逃。

不同于金融危机时一批以出口为主的中小企业的倒闭和企业主外逃，对于这一次温州中小企业倒闭或者“猝死”的原因，根据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的分析，主要原因是在目前中央银行货币紧缩政策下，本来就从国有银行很难贷到歉的中小企业只好更多地依赖民间的高利贷，导致融资戒本太高，资金链出现了断裂。

当然，一个企业的倒闭，原因不能完全归结到融资成本的问题上去，扩张太快、经营不善或者其他因素也是有的。但这种集中倒闭的现象需要找出共生的因素，进而对企业的生存环境进行反思。

温州中小企业倒闭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有多大的普遍性，目前仍难于判断。但从这些倒闭企业的身上，却看到了目前宏观经济调控中让人担忧的一面，温州的现象或许是种初兆。

由于过去两年宽松货币政策所造成的通胀局势，使得目前的货币政策转为名稳健实紧缩。不停地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加快了银贷的融资成本，减少了银行贷款的数量。在回收流动性的同时，也会给企业造成融资上的困难，过猛过快的紧缩也会给经济带来波动。经济的过热和过冷都不是好现象，目前的这种担忧表面上被归结为货币政策的“两难”局面。

但事情的真相或许并不如此，所谓紧缩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更大程度上是因为结构性失衡所导致的。在货币宽松政策时期，获得巨额财政注资和银行贷款的，其中政府投资项目和国有企业占据了主体地位，中小企业并没有占到多大好处。而在紧缩之时，原本杯水车薪的中小企业又直接受到了冲击。而很多政府投资项目仍然在建设工程中，银行信贷仍然会给予其支持，国有企业在紧缩政策下，获得的贷款份额，也会比中小企业多得多。

这种结构性的矛盾或许才是目前货币政策“两难”的根源。但中小企业要为此付出代价。同时，由于正规融资渠道的限制，民间金融长期不能进行规范，民间融资的成本变得更大，在江浙一带，民营中小企业对民间金融的依赖性加强，企业经营稍有不慎，可能就会面临倒闭和破产。

改变这种结构性矛盾，扶持和规范民间金融，是改善中小企业生存和竞争环境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