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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午餐”:撬动官民合作的慈善奇迹

2011-05-30张墨宁

南风窗 2011年26期
关键词:午餐免费慈善

张墨宁

从郭美美、中非希望工程到河南宋庆龄基金会,2011年的中国慈善界扯上了太多丑闻。当谎言和非议、作假与腐败让整个公益事业都蒙上灰色之时,一项叫做“免费午餐计划”的民间慈善行动却独独亮眼。

孩子是最大公约数

2011年2月,调查记者邓飞出席一次活动时偶然得知,一些贫困地区的小学生吃不上营养午餐,他深为震惊。实地探访之后,才发现状况比想象的更为严重,孩子们中午只能喝凉水或者在小卖部买假冒伪劣食品充饥。

个人的触动直接催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民间慈善行动。4月,邓飞联合500多名记者和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发起了“免费午餐”计划,倡议按照3元一餐的标准为贫困学童提供免费午餐。短短几个月,筹集善款2500多万,覆盖13个省区的110多所学校。在此过程中,微博的能量被释放到了最大化,人财物的调集和监督机制的执行,无不与之相关。90多万名市民群体成为捐助主力,窥得商机的企业也抛出“橄榄枝”,寻求合作。更为重要的是,公益行动开展半年之后,便引来了政府的回应。10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中央每年拨款160多亿元,按照每生每天3元的标准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

这种源自草根、蓬勃而起,最终影响国家决策的公益行动,在中国的公益史上尚属首次,无论其成长的速度、规模还是路径,都足以载入中国并不漫长的公益历史。民间社会、商业力量、公共财政聚集在这场慈善行动中,形成了强大合力。用邓飞的话来说,儿童的问题是一个最大公约数。由于牵扯较少的社会弊病和体制漏洞,能够在短时间内达成最大共识。

在对一些官方机构日渐产生失望情绪的公益生态下,社会的捐助意愿和能力开始向民间慈善分流,“免费午餐”的成功离不开这个大气候,而在诸多的公益项目中自成格局,是能够在短时间内汇集最大资源的根本所在。

从一开始,“免费午餐”便带有独特的温情色彩,蓬头垢面、处于饥饿的孩童戳痛了公众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屠童事件、甘肃幼儿园校车事故、佛山小悦悦的遭遇,当儿童的教育环境和生命安全成为整个社会的忧虑时,民众的爱心便自然而然被激发出来,形成共鸣。打动心灵的瞬间有时候比直白的宣导更为奏效,正如20多年前以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儿童为目的而建立的“希望工程”,大眼睛女孩苏明娟感动了全体中国人,以致于“希望工程”在其最为活跃的时候,几乎成为中国慈善的代名词。所不同的是,“免费午餐”的指向不是校舍建设和物质条件,而是公共服务未能企及的儿童营养保障,但对底层儿童的关怀却是其与“希望工程”的共通之处。

在中国社会尚未完成的现代化转型中,阶层和地区间的差距随着经济发展日益扩大,每当这种鸿沟和断裂以极端的血淋淋的形式呈现出来时,总是能极大地激发人们的爱心,这个时候,也总是会有一个标志性的公益项目和人物横空出世,用符合各自时代特色的路径来解决问题,当年是体制内的徐永光,如今是更加民间化的邓飞。

“希望工程”和“免费午餐”的奇迹都让世人相信,我们这个民族其实一点也不缺乏爱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些圣贤典籍里的社会理想,依旧深埋在国人隐秘的内心,只不过是暂时被物欲横流的迷乱世界遮蔽了,被体制化的不公和焦虑冲淡了。

当人们看到一个更加透明、公正和有道德感召力的公益项目时,他们的爱心汇聚便能创造出动人的奇迹。这个奇迹给中国的2011,带去了几抹亮色,让国人想起这一年的时候,能够抚平一些道德滑坡的群体焦虑感,能够减轻一些对佛山小悦悦、“甘肃校车”事件中逝去的幼小生命的愧疚感。

官民接力

當年的“希望工程”后来因为财务制度上的瑕疵而遭到了不少质疑,但这些原本既不严重也不复杂的问题却一直也没有彻底讲清,这让创始人徐永光至今都深受困扰。随着募得的资金规模越来越庞大,可以想见,今天的“免费午餐”在未来的运作中也一定会遭遇这些问题,但时代背景显然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民间公益有了更广阔的空间、更少的制度束缚,邓飞和他的伙伴们显然也有了更大的成长空间。

由于为记者群体所推动,“免费午餐”具有先天的媒介资源优势,筹款的去向和实际效果能够在微博和大众媒体上及时公布。如果说,基于感性的出发点是它的柔软外在,那么对于公开透明的坚持则是其硬实内里。善款首先进入合法的公募账户,每两个月向学校打一次款,每所受捐助的学校都要在微博上发布款项的使用情况,确保3元钱能够真正落到儿童的餐桌上。“免费午餐”计划实行之初,邓飞和他的团队就为申请学校定下了三条标线:确为贫困学校、没有食堂、大部分儿童中午是饥饿的;学校的所在地具备基本的道路条件、方便食品运输;要有基本的信息发布渠道、方便管理和监督。如果一个学校不具备上网或其他可以接受监督的条件,宁可先放弃。事实上,正是一开始就形成的标准化、流程化和对公开透明的严苛要求,才产生了“免费午餐”的公信力,从而形成了滚雪球效应。这恐怕是对整个公益界最大的启示,坚持公开透明才是立足之道。

“免费午餐”计划成形之初,走“战略公益”路线的发起团队就希望政府能够在两年内接手,形成公共政策,进而上升到立法层面,当国家全面负责学生营养午餐事宜之时,原来的民间公益团队便可以回到监督者的位置。中央财政160亿抛出,意味着他们的第一项目标提前一年半完成。在整个过程中,对地方政府的游说也未曾间断,湖南新晃和广西马山两地政府已经与基金会签约,为当地的“免费午餐”提供分别为每餐1元和2.5元的财政拨款。

民间探索、政府接力,“免费午餐”为处在纷乱之中的公益界提供了一个新的样本。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也对它评价甚高,称之为“中国慈善史上的一件大事”。当慈善与公共政策相对接的时候,它的意义便超出了调节社会资源的范畴,最终惠及更广大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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