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剑锋

稍显破旧的院落里，潦潦草草地种着一点花儿藤儿。虽只一掌之地，却是张亭栋嘴巴上所谓老有所养的全部诠释。“我老实，也不唱歌，也不跳舞，也没有其他什么爱好，就是爱好病人，一看病人精神就来了。”

躲在犄角旮旯里自娱自乐的张亭栋，是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终身教授。行医50年，本该早早粉墨登台，博一个天下无人不识君的名声。也许是性情使然，这个老实人的出场却被推迟到79岁。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近期发布长文，高度推崇张亭栋的建树—1970年代，他即开创性地采用砒霜治疗白血病，以极高的治愈率证明此病并非不可救药。紧接着，国际药业巨头葛兰素史克中国研发中心亦将一项“生命科学杰出成就奖”颁给了他，同获此奖的还有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员屠呦呦。这将老头迅速拽入公众视野。有人开始称张亭栋为“国宝”。

被动包装

凭空冒出来一个大奖，张亭栋一头雾水，于是乎警惕复警惕，听对方说去年卫生部部长陈竺也获得过这个奖项，他就找陈竺核实情况。

“陈竺讲有这个事儿，你就大胆地去吧。”张亭栋说，“如果我不是终身教授，叫我去北京开会我都不会去，那时候他们也没讲路费谁承担啊。我去得我自己拿钱住旅店、出路费。不是终身教授，医院就不管你了。”

授完奖，饶毅对老人家表示，接下来应该争取申报一个国家科技进步奖，但此事需要发明人自己主动。老头就坐在那里静静听着，啥意见也没发表。

“我离人家十万八千里呢，都没敢想这个奖，我已经拿过一个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那个奖就挺高了。”

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是国务院于2000年颁发的。同一年，他的发明还被中国科学院列入20世纪中国十大科技发明之一。他将这些奖项开列在一张纸片上，试图证明自己并非如饶毅等人所指那样“默默无闻”。

“中国科学院都说全国十大发明这是其中之一，重视到什么程度啊！饶毅不了解情况。他说要扩大（影响），我就不理解能再怎么扩大法。”

不唯如此，1996年开始，张亭栋发明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一事，把外国人也惊动了，一些国际知名媒体纷纷出动，跨国追踪他的事迹。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的摄制组甚至跑到中国来要给他拍纪录片，在东北都活动半个来月了，只怪他自己太死板，最后没有搞成。

碰到这样一个心眼不活的人，葛兰素史克也要徒呼奈何了。

“他这个人的确是蛮落伍的。”葛兰素史克中国研发中心副总裁鲁白说，“现在中国浮在水面上的科学界，过分张扬是一个问题。中国科学家多的不是谦虚，多的是夸张，是浮躁，是乱吹。像张先生这样的品质，在中国科学家里面确实是非常非常少的。”

为了将这个保守的老头精心打造隆重推出，在此之前，哈医大一院也下了不少功夫。

“我当院长之后，始终领着他在媒体上到处跑。但我们没有饶毅影响力大，没有引起全国关注、重视。”哈医大一院院长周晋说，“张老师自己也不出头，不会自我包装，都是我们帮他联系。”

“包装”二字，在张亭栋那里不知从何谈起。1960年代，老头带领的科研组就首创了双黄连注射液，可这一干人拿在手里压根儿不当宝贝，反而将之拱手予人，只卖了500块钱。

走了个双黄连，又来了个三氧化二砷。此药虽在1972年就发现了，之后的漫长岁月中，除在几个专业刊物上发表数篇论文，张亭栋守在医院里，啥也没做。直到后来由于王振义和陈竺出面提点，他才略微开了些窍。

王振义和陈竺都是知名血液病学家，当时主持上海血液病研究所的工作。他们使用过三氧化二砷，发现疗效出奇，便提出与他合作搞研究。因为这样一次机会，张亭栋才正式被往前台推了一把。1996年，世界血液病大会在美国召开，他们共同撰写并提交了一篇论文，陈竺还在会上特别将张亭栋引荐给大家认识。一时间全场为之轰动。

掌握了奇效药物，也不见他打出灵丹妙药惊世招牌大开染坊，就直截了当给它取个名字叫“癌灵”。这虽然也属“创意”，但在圈内人眼里却不免土得掉渣。有人给他支招儿。

“这个灵那个灵，太庸俗了。说你这个药将来一定会走向世界，这个名不能叫癌灵，就叫亚砷酸，全世界一听就知道是什么东西。”

“不能掺一点儿假”

对于自以为早就荣誉加身的科学家来说，拿奖这回事儿，也就是放在心里高兴高兴就完了。

“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也没有说给你一间房住，奖励你一个什么东西。什么也没有，一个证书就完了，从地方到国家的奖项都这样的。”他呵呵一笑，“老得奖也没啥刺激，都麻木了。”

不同于以往的口惠而实不至，葛兰素史克本次将给他一笔10万元的奖金。重奖之下，也让他备觉压力。媒体一跟进，立时满城风雨，要求分钱的人随即接踵而至。

“因为这个事情不是一个人，当时（参与研制的）连护士都出力了，化验室化验，制剂室制药。哪怕一个人分5毛钱，也得分出去，哪怕请大家吃顿饭也应该啊。”回到哈尔滨眼见两周过去，这笔钱还没有到账，他焦急了，“我说我没有拿到，人家能相信你么？”

担心两手空空，不是多余。根据葛兰素史克的规定，这笔钱须全额捐赠给非营利机构。若按此规定，最后可能一分钱都到不了老头手上。他是个脸皮极薄的人，又不好意思直通通地找人家追究这悬案，就央本刊记者代为问一问。

“这个钱需要一些文件程序，我回去催一下，一定会汇过去的。我保证。这个是报纸电视台上了的，怎么会拿不到？”鲁白说，“我觉得这个奖给了以后，别的奖就会跟上的，一般都是这样。找他合作的人也会多起来。以后的生活会好起来的。这也许只是一个暂时的烦恼。”

既然这笔钱并非子虚乌有，那么接下来就安心等待院里领导拿出分配办法了。在他的意识里，一切但凭组织作主。

“我觉得凡是有功人员，都要表彰，都要奖励。过去打仗，攻下一个山头连炊事员都应该奖励。但我想张老师的钱就别动了，别有压力。”周晋说，“考虑到其他人的贡献，剩下的钱我们医院来解决。”

如果周晋的意见是一定的，这将是作为三氧化二砷创始人的张亭栋得到的唯一一笔真金白银的“巨额”奖励。这并不是说若干年以来他缺少资以发家的机会，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胆子太小了，不敢有什么非分之想。

1996年世界血液病大会期间，那可真是风头出尽，一些国家的医药公司纷纷伸出橄榄枝，想将他劝留在国外，但他死活没有松口。

“我一点儿这样的想法都没有。和他合作，谁跟他签合同啊？签完了我就有罪了，自己能随便签么？所有事情都得通过组织来决定。”

火了一把，啥也没落着，就端着一个空名头回来了。这时候三氧化二砷还只是他们医院的院内用药，他也不想着趁热打铁一步到位。直待两年后，才不紧不慢地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报新药成果。之所以拖了这么久，老头自有道理，“科学精神就是实事求是，不能有一点儿掺假。”

根据新药申报的规定，一种药物要成为官方批准的社会用药，在院内临床阶段必须达到一定的累积病例基数。一般的药物累积个三四百例就可以了，从1972年到1999年这27年时间，他铆足了劲在累积病例，一口气治了1200多例，这才感觉有了把握。

“看一两个病人，不能算啊。虽然没有具体规定累积病例数，但百分比能说明问题，起码得70%以上，”老头说，“我治白血病为什么需要累积这么多？因为白血病种类太多了，10几种，每一种你得累积一定数字，再进行比较，治M3型效果比较好，这样才敢报啊。”

在评议会上临场作报告，他郑重提出要申报一个三等药。按照中药分类等级制度，三等药是较为普通的临床药物。

“这不是谦虚，我觉得砒霜在世界上没人不知道的，就很普通。这个药过去就存在的，不是你发明出来的。”

与会专家和药监局方面意见恰恰相反，把砒霜直接注入血管治疗M3型白血病，在他们视为亘古未有之事，建议再往上提一级，这么着他才改报了个二等药。

余烬重燃

“张老师他们那个年代，确实能够从石头里面发掘出金子来。其实就是做事要认真，现在医学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差的就是这方面。”周晋说，“我们得把这些老前辈留住，他们有很好的传统，应该传承下来。”

基于这个意义，2009年，哈医大一院聘请早已退休回家的张亭栋担任终身教授。耄耋之年再回炉，张亭栋还挺称职，每周要花上半天时间出专家门诊。院里给终身教授的照顾，每月不过区区2000块补贴。像他这样资历的老专家，随便到外面走个穴，估计也比这要强上不少。倒不是说他一点儿现实想法都没有，从前他在外面也走动过，自打当上终身教授，他便洗手不干了。

“我们这儿终身教授是不能上外边赚钱的，医院这么规定的。终身嘛，这一辈子就在医院里了，就要执行，没有变通。”老头说，“要变通的话，那你除非跟医院讲我不做这个终身教授。一定要这么选。”

知道他仍在岗位，一些老患者还惦念着，隔三岔五也到医院串串门儿。“像这样的老教授，能救多少人啊？我说真应该上班，医术那么高，不上白瞎了。”董秀芝说。

她是张亭栋30年前用三氧化二砷治疗的第一个M3型白血病人。当年眼看没救了，死马当作活马医地试验一把，结果好好地活到今天。

知恩图报，董秀芝回去就为张亭栋当起了“医托”，遇到病友向她打听医讯，就把人往这儿拉，干得起劲。“妈呀，那介绍海了。我自己的钱都花了多少？那时候我上班儿，活儿安排好了我就给人家回信，邮了多少封啊！”

医患之间的关系，有那么一点水乳交融的意思。

“什么叫幸福？对医生来说，这就是幸福。病人好了走了，都是千恩万谢的。你治好一个病人挽救一个家庭，这事儿谁不愉快？再没有比挽救生命更伟大的事情了。”

这些加强了张亭栋对于自身的角色认同。1947年初学医，最先习得的是简简单单一句“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50多年过去，这誓词而今在他那里被作了并不空洞的注解。

“像传统中医，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头身四问便。一般父母都不常问，马上感情建立起来了。时刻要想着你是医生，和病人不能发脾气，打你一拳你也不能还手。”

张亭栋真让病人打过。有个病人治完病不想结账，把病历给撕毁了。他制止，病人就给了他一拳。一介斯文人，当然没有可能撸起袖子和人家干一场，他也就是笑笑了事。

逆来顺受压抑人，可是时间一久，他却偏偏养成这种莫名其妙的职业习惯。大的医疗矛盾环境加剧了医患之间的猜忌，有时候出诊，张亭栋也会被病人质问能从药品中捞到多少好处。

“我就一笑了之，也用不着解释。15分钟看一个病人，你要和他打嘴战的话，外边还等着10几个病人呢，一拖都甭看了。”他也换位思考，“现在药也贵。到我这儿看一次病，挂一个号就25元，开药后起码两三百元，这对任何一个家庭都是负担。”

30年前研究三氧化二砷，适逢政府提倡“少花钱、治好病”的精神。为了更好地推广运用，他们核算了一下价格，也就6毛钱，连患者都不敢相信凭这6毛钱药就能治好癌症。而现在的亚砷酸针剂，每支价格怎么说也达到200元了。

“我们要关注科研成果是否符合卫生经济学要求，能否为最广大人民所享有。”张亭栋的老朋友陈竺在葛兰素史克颁奖致辞时说，“我认为要支持那些真正致力于人民福祉的科学工作。他们今天能获此殊荣，并不是因为他们发表了多少论文，而是他们的工作实实在在地解决了群众的重大健康问题。我想这才是真正值得尊敬和肯定的。”

转眼就80岁了，问老头此生有无心愿未了，他还蛮不知足。

“要是长寿的话，还能研究点儿别的药。中药里头400多味药，类似亚砷酸这样的药你能说没有么？肯定能有！别的病要都能找着像亚砷酸这样的药，一个医生找一个，那世界上就没有疾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