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靖

正如上一期专栏中所言，美国的债务危机，随着奥巴马总统接受共和党“两步走”的方案——首先将债务上限提高1.4万亿、然后于明后年8月再提高1~1.2万亿——而得以化解。奥巴马在这个妥协中的唯一所获，是将债务上限的最终决定延迟到2013年1月，从而解脱了共和党企图在明年的总统大选前套在他脖子上的“债务总统”枷锁。但在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问题上，奥巴马却向共和党做出了根本性的让步：民主党向富人和（跨国）大公司征税的提案被否决，共和党削减开支（集中于社会福利、教育以至军费等方面）的提案被接受。其结果，是支持共和党的利益集团大获其利，而作为民主党基本力量的中产阶级和弱势群体则受到伤害。孰得孰失，一目了然。难怪乎保守派们欢呼胜利，而《纽约时报》等自由派标杆性报刊则将这场妥协斥之为“奥巴马的投降”；民众对奥巴马的支持率也降到了42%的最低点，同时认为奥巴马是“失败总统”的民众则达41%，创历史新高。何以至此？

毫无疑问，奥巴马有着出众的领袖才华。对局势的准确判断，对民众心态的精准把握，出类拔萃的演说能力，以及与时俱进的沟通技巧，使奥巴马在网络年代脱颖而出。在2007~2008年大选期间，一句“是的，我们能 (yes, we can)”的口号，成为千百万人各类梦想的载体，使奥巴马的人气迅速飙升。以网络为主要沟通和信息渠道的白领阶层和年轻一代，成为将奥巴马送入白宫的主力。

入主白宫后，奥巴马藉高达72%的支持率，雄心勃勃地宣称要“再造美国(remaking America)”：对内全力推动医改，放手刺激经济；对外承诺结束战争，向包括伊朗在内的伊斯兰世界“寻求握手(extend my hand)”。然而结果却令人失望。医改几乎耗尽民主党所有政治资本，但许诺的是“牛肉”，端出的却是“鸡肋”，成为民主党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溃败的主要原因。两轮“量化宽松”并没有改变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高居不下的局面，反而使债台高筑，难以为继。战争仍在继续，阿富汗“泥潭”由于巴基斯坦局势的恶化而扩大。与伊斯兰世界寻求握手的努力毫无结果。内外局面如此不堪，固然有各种客观原因。但奥巴马领导能力的缺失，是不可忽视的主要因素。

具有领袖才华，并不等于拥有完成各项承诺的领导能力。尤其是在网络年代，虚拟世界中信息的迅速传递，使得美好的理想和煽动性的口号可以在瞬间获得人们的共鸣和支持，但现实生活中各种利益和要求的多元冲突，使得领导一个社会更加困难。事实上，奥巴马雄心勃勃的口号式承诺，在其竞选中是利器，当选后却成为包袱。

执政之后，奥巴马领导能力的缺失显而易见。首先，领导者的当务之急是要构建和驾驭一个有力的施政团队，所谓王者将将。然而执政近3年来，尽管奥巴马麾下人才济济，但始终未能形成一个统一团队。一方面奥巴马事必躬亲，内政外交一把抓；另一方面经济、外交、国防、司法、能源、教育、福利、卫生等各路人马各行其是，甚至互相对冲。加之美国政治体制中三权分立的特殊架构对总统权力的制约，使得单打独斗的奥巴马在执政过程中心有余而力不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往往是雷电交加始，寥寥细雨终；鲜有淋漓畅快，满是委屈惆怅。

其次，作为领导者，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而奥巴马在决策过程中，始终离不开其芝加哥小团体 ——其前后两任办公室主任伊曼纽和戴利都是这个小团体的核心人物。其结果，是原本在华盛顿就人脉不足的奥巴马，在无穷尽的政治角力中更加形影孤单；而奥巴马就任之初情绪高涨的数位干将——“经济沙皇”萨默斯、安全顾问琼斯将军、防长盖茨、情报总监布莱尔将军、国务副卿斯坦伯格、国安会亚洲主任贝德等——在奥巴马执政两年之内纷纷挂冠而去，尽管原因各有不同，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的失望以至沮丧情绪。如今的奥巴马“团队”，实际上已然形成了以奥巴马和希拉里为首的两个小圈子。随着帕内塔接任盖茨成为新一任防长，希拉里的势力已然扩大到安全领域。

更为重要的是，一个领导者必须胸怀大局，以天下为先，在原则问题上绝不让步，宁可断腕，绝不求全。然而奥巴马就任之初，便以争取连任为核心利益。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医改、金融、预算、税务、安全、中东和平、亚太政策以至最近的债务上限——不断妥协退让，不但使支持者失望甚至脱队，而且导致本阵营内部纷争。大概奥巴马认定在日益对立的美国政治中，自由派阵营除了继续支持他而别无选择。殊不知军心涣散比对手的强大更加危险。

领袖才华造就了奥巴马。但领导能力的缺失却使得这份才华日益成为奥巴马的包袱。但愿奥巴马不会被这个包袱压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