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和午

近日美国副总统拜登为期6天的中国之行，引发外界猜测其此行目的或许是为了修复美国的国家形象。之前国际评级机构标普调降了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美国经济模式再遭质疑，造成全球金融市场的大恐慌，黄金价格也顺势迈入千九时代。在此背后，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又呼啸而至，美国经济发展模式再次受到严重质疑，而中国模式却越来越多地被提及。

衰落的美国模式？

美国模式究竟是什么？曾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的罗杰·阿特曼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哈罗德·詹姆斯曾强调美国模式有三大要点：自由市场、开放贸易和尽可能少的政府管制。但要真正探究美国模式的本质，则需放大到美国经济的发展史中去考察。众所周知，上世纪30年代全球陷入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萧条，美国的打击尤为严重，1929年10月24日股市遭遇“黑色星期四”，而之前美国则是“兴隆的20年代”。当时的大萧条让凯恩斯主义受到了空前重视，由此成就了以政府干预为实质的罗斯福新政，市场自由放任的神话被打破。到1940年，尽管美国失业问题仍比较严重，但国民收入已恢复至危机爆发前的水平。随后的50~60年代，美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特别是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通过，使美国随后50多年一直维持了金融的稳定。值得注意的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为处于霸主地位的美元滥发打开了方便之门。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滞胀的出现让美国经济开始面临危机，凯恩斯主义成了众矢之的，而经济自由主义又转身充斥全球。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便是“找回自由市场”的积极倡导者。她以“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别无选择）为口号表明自己革新的决心，在英国实行了一场涉及各个领域的私有化运动。而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则进行一场以“大幅度减税、部分私有化、减少政府管制、削减中等收入阶层的福利待遇”为主要内容的“里根革命”，让美国再一次重振了经济雄风。也正是里根和撒切尔发动的这场革命，使得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即新美国模式）开始崭露新角，“国家最小化、市场最大化”的原则得到强化，这种模式在随后的老布什政府、克林顿政府、小布什政府以及现在的奥巴马政府中虽或多或少有所调整，但总体趋势依然保持了延续。

实际上，从1987年开始，执掌美联储长达19年的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将“低利率”和“放松管制”政策推向了空前发展；与之相伴的是，美国经济再次维持了长达10年之久的高增长与低通胀、低失业率并存景象，直至本世纪初互联网泡沫危机的出现和“9·11”恐怖事件的重击。但是，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建立在强大的美元霸权、巨大的贸易逆差、金融产业的无序膨胀、居民过度消费以及巨额财政赤字的基础之上的。尤其是在 1999年放松管制和撤销《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后，美国金融市场开始逐渐失去了稳定，而美国人寅吃卯粮的消费模式尽管刺激了经济的繁荣，但也蕴藏着巨大的信用链条危机。

为改变网络经济泡沫破裂和“9·11”事件对经济的不利影响，美联储一度连续13次降息，直至利率为2003年6月至2004年6月的历史最低点1%。而格林斯潘2005年的卸任并未降低美元印钞机的马力，相反，他的接任者伯南克依然继续着疯狂美元滥发的游戏。按照伯南克著名的“直升機理论”，要刺激美国经济强劲增长，只需要驾驶直升机，从飞机上往下抛洒美元就可以了。就在美国金融市场沉浸于完成了一个完满的周期，仿佛又回到了“兴旺的20年代”之时，2007年8月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尽管美联储不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但2008年9月拥有158年历史的雷曼帝国的轰然倒塌还是让次贷危机演变成了全球金融危机，华尔街五大投行垮了3家，还有两家变为银行控股公司，并不断扩大为全球经济危机。

在美联储的带领下，全球央行集体掀起了一轮轮开闸放水“救市”的浪潮，美联储的降息行动更是把短期名义利率降到了零，并先后启动了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而根据美联储的最新表态，这一零利率政策还将继续保持到2013年中期，美联储在必要时仍会采取措施刺激经济增长，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如箭在弦。然而，直至今日，美国经济依然尚未摆脱完全经济危机的阴影。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美国GDP仅增长1.3%，第一季度增长只有0.4%，而7月份失业率依然维持在9.1%的高位。伯南克8月26日在怀俄明州举行的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美国经济从危机中的复苏不够强劲，弱于美联储预期。而且，美国金融体系的几近崩塌也让美国模式的辉煌形象受到了严重质疑，长期处于霸主地位的美元信用开始趋于削弱。

在此背后的玄机则是，美国经济长期以来的过度消费甚至“透支”消费行为。从政府角度看是财政赤字预算的不断增加，2000财年美国财政盈余曾达2370亿美元，而到2010财年，美国财政赤字达1.29万亿美元；2009财年，财政赤字更是创下1.41万亿美元的纪录；而截至今年7月份的2011财年（2010年10月至2011年9月）前10个月，美国的财政赤字也已超过1万亿美元。巨额财政赤字使得美国国债规模越来越庞大，政府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达100%，而美国政府每年为债务付出的利息支出高至4000亿美元。从家庭角度而言则是普遍存在着的透支消费状况。

模糊的中国模式

在本轮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中，中国经济的V形反弹并引领全球经济复苏，使得中国模式在危机中的表现再一次受到世界的关注。对中国模式的较早热议出现在2004年和2005年。2004年5月，美国《时代》杂志前任编辑、中国清华大学兼职教授雷默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就及其经验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首次提出了“北京共识”（提倡政府干预）。尽管这个相对于“华盛顿共识”（代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而言的中国经验概括未必完全准确，但中国模式崛起论还是不胫而走。而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2008年前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经验总结更是层出不穷，中国模式开始“越来越香”，并在全球经济危机中升温走红。

实际上，关于什么是中国模式目前并无定论。“中国模式”的主要特点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强有力的政府主导、以渐进式改革为主的发展战略、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同时进行。1992年中国正式确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过此后计划的影子始终还是挥之不去，即使2001年中国加入WTO，在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同时，市场的开放程度也获得了提升，但政府的强大主导作用与美国自由市场的经济模式依然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此轮全球金融危机中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虽然中国模式尚无定论，但如果从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讲，中国经济长期依赖高投入和出口导向、而消费明显不足的模式则基本上是共识。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达到了惊人的70%。随着低资源、低人工、低环境成本时代的结束，依靠投资和外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再继续下去已难持久，中国模式的“慢性病”也愈发变得沉重。在中国GDP华丽数字的背后，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在逐年下降，经济增长与国民福利严重“错位”，重量轻质的中国模式面临的挑战可谓着实不少。而随着2010年中国居民人均收入跨过4000美元的台阶，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再次引发社会各界的激烈争论，对中国经济模式也是一种警示。

中美经济：挂钩抑或脱钩？

尽管过去发达的金融业支撑着“双赤字（财政、国际收支）、过度消费”的美国经济，但期间美国模式也一直受到不断的挑战和质疑，拉美国家“新美国模式”实验的失败和美国在伊斯兰世界以武力强制推行其模式而遭遇的强烈抵抗即是例证。颇具代表性的是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东南亚外向型经济主模式撞上了南墙，但一直以强势姿态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的美国模式并未受到东南亚国家的器重，相反，中国政府的力挺人民币不贬值赢得了很多亚洲国家的信任尊重。而2007年以来的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美国借债度日、过度消费的模式再一次受到严重质疑，美国银行业的倒闭潮，美国“大到不能倒”公司的破产，美国至今尚未缓解的庞大财政赤字，让美国模式再一次严重受挫，而中国经济却在复苏中表现强劲，中国模式则被推向了一个更高的位置。

不难发现，美国经济模式沿着“低储蓄、低投资、高消费”的循环，并形成贸易的逆差，而中国经济模式则沿着“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的循环，并导致贸易的顺差，中美经济模式无形中形成了互补的基本格局。其实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美经济互补的利益交集越来越大。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主任伯格斯滕提出了“中美两国集团（G2）”的理论，尽管G2并未获得广泛认同。而美国畅销书作者尼尔·弗格森更是进一步创造了“Chimerica”（“中美国”）一词，将中国与美国合为一体：“一时看起来这像是天作之合。中美国里东边的人（中国人）存钱，西边的人（美国人）花錢。”而经济学家谢国忠则将近10几年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形容为“摩托车经济”，其两个引擎就是美国的消费和中国的投资。如此之势，这也就难怪全球金融危机之下，中美两国领导人所形成的一个共识——“同舟共济”，尽管期间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始终风声鹤唳。实际上，在经济危机的寒流中，两国首脑还倡导建立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至今已举办了3轮。

但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危机也让中美“共生”的经济发展模式危机重重——美国过度的消费大大超出了本国的实际生产能力，只能依靠大规模外部进口来解决，而这又会导致大规模的贸易赤字；中国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导向的模式，则建立在低资源成本、低劳动力价格、低人民币汇率的基础上，世界第一出口大国的背后是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同时“虚胖”，而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由1990年的50%以上下降到2009年的35.6%，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事实上，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中，美国的政府债务危机、量化宽松政策和放任自流的金融秩序激起了其他国家的诸多抱怨，一直以来被视为自由市场经济领袖的格林斯潘也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泡沫先生”，债台高筑的山姆大叔再像以前那样从容挥霍恐怕已是难以为继；而中国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模式也造成了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已是刻不容缓。对于越来越依赖中美两国经济牵引的世界经济来说，失衡也就难以避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美国货币放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则需加紧筑坝抗洪，全球通胀风险又日益显化，如此格局，复苏中的世界经济当然也就十分脆弱了。

一个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模式有弊端，中国模式也有弊端，当下中美两国都面临着经济结构转型调整的重要任务，中美经济发展模式到底是继续如此挂钩还是要趋于脱钩呢？毋庸置疑的是，本轮经济危机已经敲响了世界经济失衡的警钟，“中国制造、美国消费”或者“中国存钱、美国花钱”的模式已经难以持续，中长期来看，中美经济再如此“互补”下去恐怕只会让世界经济陷入越来越失衡的怪圈。美国从二战结束以来开始的“绿纸换财富”神话该停止了，而中国经济在享受了30多年的人口红利后，单纯依赖廉价劳动力和付出沉重环境代价的出口导向模式也不能再继续了。改变美国模式的关键是适当提高储蓄率，这就要求美国政府必须要控制住财政赤字，美国消费者过度借钱的方式也要受到抑制，美联储更要管好疯狂的印钞机。而改变中国模式的关键，当然是要降低储蓄率，转向自身庞大的内需市场，这就要求中国出口这驾马车要慢下来，依赖政府投资驱动的方式要扭转过来，中国经济不能光是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切实提高老百姓的收入和福利水平。否则纵然中国经济头上顶着不少“第一”、“第二”的光环，但也不是强大、只是虚胖而已。不过短期而言，虽然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已认识到这个问题，但这一“脱钩”的进程仍然困难重重，毕竟，伟大的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当然，也不会是一夜之间覆灭。何况在两国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的趋势下，单纯谈论“脱钩”也是不太现实的，中美经济的关联性注定两国经济需要“挂钩”，只是双方在不断改善原有模式弊端的基础上，此挂钩非彼挂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