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

过去两三个月，广东、上海、浙江等地媒体均报道了富人移民问题。有媒体报道，中国富人移民，3年带走170亿元，很多人对此感到担忧。

实际上，跨境移民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成为一种全球趋势。

跨境移民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能人移民，即有突出技能的人移民海外。全世界很多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新加坡、加拿大、新西兰等国都对高技能移民开出了优质条件。留学人员也属于这一类，特别是中国留学生年龄越来越小，甚至小学就出国了。他们在外国生活多年，已适应了那里的环境，有了自己的生活圈子，即使国内提供的条件与国外相差无几，他们也大多不愿意回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大型公司产权更加分散化，跨境流动也更加普遍。这些变化，都使得跨境移民越来越常规化。

第二类是穷人移民，路径更为困难。穷人移民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合法的。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总有一些当地人不能干或不愿意做的工作，就依靠从外地或外国进口劳工。科威特、迪拜、沙特阿拉伯近年大力发展基建，从外国引进大量劳工；新加坡、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等较为富裕的国家和地区，也从外国引进佣人。这些劳工中部分有机会留下。另一种是黑色或灰色的劳工，通过非法渠道跨境，有些是自愿的，也有些是上当受骗的。

第三类是富人移民。对于富人移民的争议和担忧很多，我认为这个问题要站在比较的角度来看：横向比较，富人移民是全球趋势；纵向比较，也是一种历史发展趋势。中国的跨境移民大约从150年前，即1860年开始。此前，中国人尤其上层社会的精英，皆认为外国是蛮荒之地，以前叫做“放洋”，认为外派他国等同于外放，是很可怕的事，还发生过高级驻外公使假装生病拒不赴职的事。1860年后，中国人对疆域之外开始有了真正的认识，逐渐了解到西方的文化、教育、制度、生活并不比中国差，某些方面甚至比中国更先进和优越，同时存在很多商机。随着信息传播，越来越多有野心、有抱负、有胆识的国人开始走出中国，闯荡世界。如果没有这些人，Great China（大中华）也不可能建立起来。

据统计，如果不算港澳台等地区的中国人，海外华人共约3000万人，如果算上港澳台，共约6000万人。正是这些海外同胞，在中国最困难的阶段，对国内同胞给予支持，在改革开放后，也是他们把资金和技术等输入中国。不久前公布的福布斯富人排行榜上，华人巨富总资产略超过美国巨富总资产。客观地说，如果没有海外华人搭建的巨大平台，建立起跨国界经济网络，中国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富人移民正是中华民族发展机会多元化的体现。

但富人移民中有两种是要阻止的，一是富人财产来自贪污公款，二是在国内欠有血债，害怕被追究责任的，比如通过经营黑煤窑、卖假药或涉足黑社会等途径赚钱的人。除了这两种，其他富人移民不应受责备，更不应受阻挠。对于富人来说，他们肯定精确计算过留国和移民的成本对比，而且经过三番四次的考虑，才做出最后的决定。如果移民海外，更有利于他们的经营和发展，为什么不是一个好的决定？他们在海外赚了更多的钱，可能还会继续回国投资，这些并非无先例可循。客观而言，富人移民，无论对富人自身，还是对中国的长远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相对竞争力而言，都是正面多于负面的。

国内对这个问题过于焦虑，有人强力反对富人移民，建议通过一些方式限制富人移民。但这些人为什么不想想，为什么富人要离开。如果认为这是一个大危机，那么首先要做的，是改善自己的硬件和软件环境，把想离开的富人留住，把已经离开的富人重新吸引回来。如果没有良好的环境，富人在本土不能很好地经营和发展，那么，移民的好处大过坏处。我们是改革开放后较早留学海外的一批人，当时也有人担心，留学生不回来怎么办？邓小平一代领导人是比较开放的，他们认为即使这些人不回来，从长远来说，也还是能够帮助中国发展的。现在看来，确实如此。所以最糟糕的，就是人为地设置障碍限制移民。

面对富人移民潮，中国唯一能做的就是改善各方面的制度环境，让富人们在这里生活和投资变得更加容易、公正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