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

中国人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与西方国家打交道，此后是一个漫长的矛盾期。《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1945）》一书中，也记述了蒋介石与西方国家交往的诸多细节。蒋介石本身留学日本，并非土老包，他的夫人宋美龄更是自小去了美国，深谙美国文化，国民政府也有许多海归派官员，即便如此，蒋介石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亦常常处于波涛汹涌之中，到二战将近结束时才基本调整到平衡状态。

在抗战时期的国际关系处理中，汪精卫完全站在民族的对立面，蒋介石则是站在传统的中国立场，他希望证明，英美虽然是白种人，但会帮助中国战胜日本。

据书中记载，即使抱着这样的想法，蒋介石在同盟国关系中还是受到刺激。他在1941年12月11日的日记中记述，日本随时可能进攻新加坡和香港，因此建议英国马上与中国签订联合防务计划。但不久后发现，英国、美国和荷兰早在6个月以前就做出了远东地区的共同防务安排，根本没有告知中国。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对我轻（把中国看得无所轻重），国际关系以利害为主，没有国家会为了他国利益做出牺牲。如果把这种国家间的利害关系看作异常的怪现象，就是发痴了。

在国与国之间的摩擦难以避免的客观现实之下，美方的军事顾问史迪威的个人作为更加深了中美两国的矛盾。除了史迪威，另一个使蒋介石感到愤怒的是英国驻印度部队总司令Wavell上将。Wavell上将要求中国政府把美国援助的存放于缅甸和印度交界处的战略资源无条件提供给英国使用，这些资源相当于中国的生命。对这个狂妄的要求，美国将军马格鲁德也感到不可忍受，他提醒Wavell上将，现在大家是同盟国，不应该把中国撇开。蒋介石在两天后，12月13日的日记中愤怒地写道，英国的盗心、自私更甚于德国，英国之所以蔑视中国，就因为我们是有色人种。

加入同盟国以前，蒋介石四面八方寻求支援，想尽一切办法拉拢盟友，极具孤独和凄凉之感。然而加入同盟国以后，却常常要面对西方国家的不礼貌和不公平对待。印度的甘地曾反问蒋介石，白种人不会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印度人，你们相信西方国家会让中国进入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吗？蒋介石对此感到忧虑，他在日记中说，在战时，西方盟国需要中国，尚且如此，到了和平时期，西方盟国不再需要中国时，将会如何对待？

但在中美关系中，还是有一些明白人的。齐锡生给予最高评价之一的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关系的官员Hornbeck，就是其中一人。Hornbeck曾提出警告说，虽然蒋介石没有与日本谈和的打算，但在当时的中国，没有一个人的权力可以决定一切，仍然存在许多主张与日本谈和的力量。如果西方对中国的援助有名无实，只会令蒋介石一派的力量溃敗，导致同盟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然而，如Hornbeck这样的明白人的言论，并不能完全影响美国政界和军界。蒋介石寄希望于两次入缅战争，希望打通缅甸通道，让同盟国对中国抗战后方西南地区的援助顺利进来。他最大的担心，并非日本军事上的侵略，而是各个地方的割据势力活活把中国撕破。

事实上，只差半步，蒋介石就迈到老愤青的立场上了。在蒋介石看来，英国人、日本人比德国人还要坏，他最信任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但罗斯福的注意力集中在欧洲战场，对中美之间的交往并非事事过问。据齐书记载，在1944年的9月30日至10月1日，中美关系走到关键时刻。蒋介石在日记中交底，说“如果美方仍然如此狂妄与愚昧，我们接受它的援助就毫无意义”，“美国这样对待中国，与当年日本和俄国企图把中国变成附属国有什么区别？我们绝不会重蹈覆辙”。蒋介石向美国摊牌，如果美国不把史迪威召回，宁可断掉同盟关系。蒋介石在1944年10月10日发表讲话说，现在在地球上，没有任何人帮助我们了，中国人必须争气，抗战到底。幸亏在最后一刻，罗斯福亲自过问此事，把史迪威召回美国。不久后，美国战时生产局局长Nelson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身份率团访华，并对中方表示，罗斯福总统已下定决心帮助中国工业化，使中国成为亚洲强国，以遏制日本扩张，帮助中国也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此后，中美同盟关系慢慢走向互信。

从书中可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独立抗击日本，蒋介石最大的愿望是恢复到“九一八事件”以前的状态，从来没想过打敗日本，更没想到一举把西方列强赶出中国。到二战结束时，可以看到建立同盟关系的好处超过了预期，中国不仅抗战胜利，还收复了台湾和东北三省，赢得了国际尊重。加入同盟国，可以说是从明清两朝至二战结束，中国领袖在处理国际关系中做出的最明智决定。

蒋介石幸好没有成为老愤青，而是在关键的问题上保持了理性的判断和思考。如果蒋介石跨出那半步，今天就与汪精卫站在一起了。今日的愤青们，可引以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