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文华

耳聋也可是礼物，成为寂静的恩赐。在2010年，我就和这样一个神奇的人相遇。

有次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参加会议，我和一位从未谋面的会议代表章老师同住。很喜欢章老师那种淡然的气质，也欣赏她对教学的热爱。我们谈得很愉快。

这种愉快持续着，直到诡异的事情发生：小憩后，我叫她一起去会场。一声，她不动；两声，她没有动。于是，我提着嗓子喊，她还是没动。我有点怕，冲到她跟前摇晃她。她睁开眼，嫣然一笑，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我松了一口气。一同走到走廊上，我走在她前面，边走边跟她说话，但我没有听到她的回音。我觉得奇怪，回头去看，她面无表情，眼睛直盯着前方，像是灵魂出了壳。和那个与我热烈交谈的人判若两人，我被吓住了。出了宾馆，她和我并行，主动和我谈话，我被弄得不知所措。

晚上回到房间，诡异的事情再次发生：我让她先洗澡，她背对着我理东西，不理我，我有些抓狂。这时她的手机响了，我听到她轻言细语地打电话。躺在床上，我琢磨着：章老师为什么对我忽冷忽热？难道她有心理问题？有双重人格。

第二天吃早饭，我和章老师面对面坐在一张长桌上，我犹豫了一下，终于开口：“你是否听力不太好？”“是的，我耳聋。”她平静地说。“耳聋？”我大吃一惊，耳聋和听力不好应该是不同级别吧，“是一只耳朵吗？”我问。“两只。”“怎么可能？我不相信。”“是的，神经性耳聋。”她依然平静。

“那你现在能听到我说话吗？”“我哪里能听到，你说话太轻声了!”她笑起来。

“那你怎么跟我对话？”我惊讶得停下了筷子。“我看你的嘴形啊!”她解释。

“10年前体检时医生发现我的听力出了问题，说再发展下去就会神经性耳聋，一旦耳聋，就不可逆。警告我不能累，要多休息，营养要跟上。我就认真地考虑按医生所说的话来做。但是那一年，学院申请了一个专业，领导压了很多担子在我身上。我无法推辞，工作总是最重要的。累了整整一年。第二年我想休息一下，结果，家里又出事了：妈妈生病住院。我天天上完课就去陪护，最后还是没有能留住妈妈。爸爸撑不住了，我把他接到家里来住，天天像带孩子一样，带他出去散步，陪他说话，陪他玩。这样又是好几年。前两年，我终于退休了，想着好好休息。结果遇到学校专业评估。我又被返骋，接着上课。到后来，耳朵彻底没有听力了。”

“那你怎么上课啊？学生回答问题你怎么听得见呢？”

“上课时我注意力高度集中，我的眼睛会看见、‘听见每一件事情。学生回答问题时，我走近他们，看得见他们的唇形。只要看得见，我就听得懂。”哦。是这样，只要我不在她的视线范围里，她就完全听不到我在讲什么，那些诡异的事情终于有了解释。

“那我听到你昨晚还和家人通电话来着，你听得见他们讲什么吗？”

“我听不见。但我知道是他们打来的，所以我告诉他们我过得怎样就可以了。

“那其他人打你电话怎么办？”

“我告诉他们我不方便接电话，让他们发短信给我。”她笑起来。

我的惊讶一直延续着。她没有提如何学习看懂别人的唇形，但我猜想，那将是一个练心练志的过程。下午我们圆桌会议，章老师坐在我对面，我有机会观察她。果真，别的老师发言时，她会专注地看着别人的嘴唇。对什么时候该她发言，她把握得非常好。她发言时，甚至还引用了别人的观点。真的，真的看不出她听不见。

我想到在早餐结束时我曾问她的问题：这么拼命，导致现在耳朵都听不到。你后悔过吗？

“不后悔。我就是这样的人。看到工作，总想做到最好。看到家里的事，我也想承担起来。如果把这些都放掉，即使我的耳朵好好的，我也会过得不舒坦。不如现在，该做的我都做了，我的世界很宁静，我的心也很宁静。”

原来，寂静也可以成为一种生命的恩赐，耳聋并不可怕，只要有一颗安然的心。以前我总是很怕一些事情，怕自己万一眼睛看不见了会怎样，怕万一身体哪里受伤了会怎样。从章老师的身上，我看到了原来所有的可怕都有另外的一面。那些生活当中可怕的事情，可能会让一个人走上另外一条道路，但并非失明就会隔断一个人对世界的注视，失聪就会阻断一个人与世界的沟通;并非失去嗓音就不能歌唱，失去手臂就不能弹琴，失去腿脚就不能舞蹈。只要走进生命的更深处，任何一种经历都有可能是生命的馈赠。

（蜂鸟摘自《大学生》图/孙红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