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

在会议室外等候几个小时之后，杨月珍终于等到最后一个走出会议室的山西省交口县水头镇妇联主任程亚琴。

这对昔日同窗间的会面并不友好，撂下一句“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你有事找领导”后，程亚琴扬长离去。

这一尴尬场景，缘起程亚琴盗用杨月珍的名字、考分、学籍上学。自那之后的14年间，程亚琴一直用“杨月珍”的身份上学、工作、结婚、生子。

捂了14年的盖子，这次尴尬会面后渐渐掀开，山西版“罗彩霞”事件浮出水面。

顶替

一辆辆拉煤车不时从院外呼啸而过，卷起的夹杂着呛鼻煤焦气息灰尘不时漫进屋子。7月8日，距离交口县城60多公里外的回龙乡秦王岭村杨月珍家，简陋的屋子里连张桌椅都没有。反复用抹布擦着灶台，杨月珍的母亲狐疑地打量着来人，说杨月珍和家人走亲戚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也无法取得联系。

杨月珍父母都是农民，没什么文化，杨月珍求学期间，学费全靠邻居们凑，全家只能吃过期的廉价面粉，杨月珍上学时，就带这种面粉做的干粮就着咸菜吃。

营养不良，经常饿得头晕眼花，为改变自己的命运，杨月珍更加努力学习。但1995年高考，杨月珍没能考上大学，于是进入交口中学复读，为保证她每年1000多元的复读费，正读初中的两个弟弟只好提前辍学，下矿拉煤。

正是复读期间，杨月珍认识了程亚琴。杨月珍回忆，当时就知道程的父亲是交口县计委主任，因为出身不同，自己上学时和程亚琴并不很熟，更不知道自己此后的人生命运会和她发生何种联系。

1996年高考，杨月珍考了420多分，依然未能达到本科或者专科录取分数线，只好继续复读。同年，平时学习成绩不如杨月珍的程亚琴却考上了山西省计划统计学校（现改名为山西省旅游职业学院）。那时，杨月珍和同学们都认为，程亚琴靠其父亲的影响力，上大学也不是什么难事，因此也没在意。

但十多年后，大家才知道，1996年交口中学考上山西省计划统计学校的学生不叫程亚琴，而叫杨月珍——也是从那时起，程亚琴就开始使用“杨月珍”的名字，直至被杨月珍发现，长达14年。

真假杨月珍

顶替如何能发生？

山西省教育厅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熟悉招生流程的工作人员表示，顶替他人姓名及成绩上大学，无论现在还是过去都极不容易，期间涉及众多环节：首先需要以得知高考成绩后确定顶替对象，这必须具备比他人提前得知成绩的渠道；之后需要伪造从小学到直至高中、包括体检证明在内的一整套学籍，伪造这样一套档案或者直接盗用他人档案中间需要经过班主任、学校、教育部门等多道关口，如当时学籍在省里统一保管，甚至需要到省教育厅招生办疏通有关环节；前往高校报到，还得出示当地公安机关出具的户口迁移证及本人身份证件，而要获得这些，必须向公安机关出示写有本人名字的录取通知书及户口本……想把这样一个顶替链条完整地操作下来，需要教育、公安等多个部门的参与和协作。中共交口县纪检委书记张振明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据初步调查，程亚琴的父亲程广生确实涉嫌利用自己的关系，使教育、公安等多个部门人员涉入其中，但因时隔多年，牵涉人员中有多人调离、逝世或退休，调查尚未形成最终结论。

程亚琴的父程广生，1988年起担任交口县计委党支部书记，1991年起任交口县计委主任，掌控全县计划、物资、学生分配等大权，1998年7月起任县政协主席。《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中，找到程家位于交口县迎宾二巷的老宅，这幢二层小楼建造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与杨月珍同班时期的程亚琴，就住在这幢小楼里。

程亚琴摇身变成杨月珍后，顺利地从山西省计划统计学校毕业，回到交口，先在交口县一家名为五麟公司的私营企业工作了一年，于1999年11月进入温泉乡政府任干事；三年后，她又调入县政府所在地的水头镇，在镇政府任农经员、统计员；2003年，程亚琴以杨月珍的名字成为享受全额事业编制的公务员，2004年被任命为镇妇联主任。

交口县教育局人事科工作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依照县里对毕业生分配的一般惯例，程亚琴毕业分配后学籍档案回到教育局，由县计委主任下发分配计划，其档案随即转到人事部门，经人事部门审查后再到用人单位报到。

程亚琴进入水头镇政府并转为全额事业编制时，时任水头镇党委书记的是吴文华。据镇政府工作人员透露，吴文华与程广生交情莫逆，几乎是看着程亚琴长大，程亚琴在进入镇政府时却使用别人的名字，吴文华不可能不知道。但吴文华拒绝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

1997年，再次复读之后，真正的杨月珍考上山西农业大学食品卫生检验专业，2000年毕业后携派遣证回到交口，晚毕业两年的杨月珍报到后未像同期毕业的其他同学一样被分配工作，只好出去打工，当过保姆，擦过皮鞋，又自学了财务，之后在太原市一家私企打工。期间，她结识了后来的丈夫，并结婚生子。

在此期间，在水头镇政府工作的“杨月珍”也结婚了，其夫白立荣现任交口县纪检委案件审理室主任。

维权之难

14年间，程亚琴用杨月珍的名字上班，杨月珍用自己的名字打工，彼此鲜有来往，相安无事。

杨月珍事后回忆，自己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程亚琴曾专门去看望过她，这让以前与她没有多少交情的杨月珍很纳闷。随即，程亚琴向她提出想借会计证，还唠叨说自己也挺不容易，没有户口、孩子也上不了户口。杨月珍当时非常奇怪，自己刚考上的会计证，程亚琴怎么就知道了呢？还有，为什么要跟她借，为什么还说户口的事情？但当时，杨月珍没多想。

直到2010年2月，杨月珍回交口参加婚礼，有同学悄悄问她，当年收了程亚琴多少钱给了她上学指标。杨月珍有些发懵，说自己从没收过程亚琴的钱，更不知道程亚琴用自己的名字上了学。

杨月珍寻思，该不会是同学们在开玩笑吧。将信将疑，杨月珍给程亚琴拨通了电话。没想到，程亚琴不但不否认，反而理直气壮：“是了你要咋？”

程亚琴的这种态度，使杨月珍非常生气，于是前往程亚琴的单位了解情况。令她吃惊的是，在程亚琴工作的水头镇政府，杨月珍问了多人，竟然都说镇政府没有叫“程亚琴”的，但是有一个叫“杨月珍”的。一位与杨月珍要好的同学告诉她，当她在镇政府看到“杨月珍”的名字时，以为杨月珍真的毕业后分到镇政府工作，去找才发现这个“杨月珍”竟然是程亚琴。

得知杨月珍已知晓后，程亚琴特地到太原去找杨月珍，将她约到一个咖啡馆，提出赔偿2000元了结此事。杨月珍当场拒绝。

据悉，杨月珍找过程亚琴后，程亚琴才将名字改回。还有人告诉杨月珍，此前程亚琴一直没有上过保险，名字改回来后，才终于上了保险。2011年7月，《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向水头镇政府询问此事，多名镇政府工作人员表示：确实有个原来叫杨月珍、后来又改成程亚琴的人，现在两个名字都有人叫。

《中国新闻周刊》向程亚琴的丈夫白立荣求证。白立荣说，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使用任何名字，虽然自己和程亚琴结婚时就知道她是程广生女儿，但并不关心她为什么要叫杨月珍而不叫程亚琴，也记不清楚程亚琴和自己结婚登记时使用的名字是程亚琴还是杨月珍。

但据警界人士透露，最近两年，公安机关加强了对户籍制度的规范管理，更名手续至少需要户籍档案信息、所在单位证明、户口所在派出所证明、公安局户籍人员证明，再由分管局长签字同意后报市一级公安局办理，如果更改姓氏，还需公证。

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对待，杨月珍从2010年11月起向山西省纪检委等部门举报，举报被层层批复后回到交口县，不了了之。

2010年12月6日，接到杨月珍投诉的《民主与法制时报》以《山西“罗彩霞”至今难讨说法》为题对此做了报道。之后，交口县有关部门进行了调查。交口县纪检委书记张振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的结论是：一不存在顶替；二不存在因为被顶替而影响杨月珍分配问题。

直至今年6月，山西黄河电视台再次为此事做了连续报道，终于引发了对此事的再次调查。6月底，由交口县纪检委牵头，公安、人事、教育等多个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县委书记郑明珠多次过问并督促案件调查进展。

程亚琴的几重身份

《中国新闻周刊》前往交口县教育体育科技局查询程亚琴学籍档案办理及变更情形，工作人员解释说所有档案都移送到人事局了。碰巧的是，人事局管档案的人员正在病假中，至少需要休息一个星期以上才能上班。

在民政局查询程亚琴或杨月珍的婚姻状况信息时，该局所存1998年至2005年所有婚姻登记信息，均未见白立荣夫妇登记信息。工作人员解释说，可能 因为2003年婚姻登记信息由各乡镇往局里移交时，造成大量婚姻登记信息丢失。

由程亚琴变更为杨月珍，再由杨月珍变回程亚琴，程亚琴的各种信息也变来变去。

目前，程亚琴的户籍落在其父程广生名下，显示的出生日期为1977年9月21日。

但据今年6月交口县联合调查组获得的程亚琴的身份证信息显示，程亚琴的出生日期为1976年12月17日，

交口县公安局身份证资料显示：该局两个 “杨月珍”的身份证信息，地域码（身份证号前六位）、识别码（身份证号最后四位），以及使用的照片均相同，其中，识别码的最后一位本是随机产生，唯一不同的是出生日期。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试图多方求证。但程亚琴本人已向单位请假，多日未曾上班，手机处于关机状态；致电其父程广生，后者说自己正在住院，一切以组织调查结论为主；当年的交口中学，原址已成为交口县第二中学，杨月珍和程亚琴当年的班主任已退休并搬至外地居住。

山西省公安厅户籍管理科一名负责人透露，至少程亚琴混乱的身份信息表明，公安机关在程亚琴顶替杨月珍过程中，严重违反户籍管理规定，实际出现了“一人多户”，相关人员涉嫌伪造国家证件罪。

中共交口县县委书记郑明珠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县委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坚决和明确的，一定能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对所有涉事人员的问责也定能落到实处。

对此，杨月珍的母亲并不看好。“没用的，没用的。”她一直唠叨着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