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时旸

暑期的最后一周，王安忆住在位于北京西北三环的社会主义学院内，为的是参加“无党派人士会议”。

“每天就是听报告。”王安忆轻轻地摇摇头对记者说。这是她作家身份之外的一种生活。她有时不得不参与一些类似的应酬和社会活动，而这些过于现实的场景却都不会进入她的创作。一旦将身份拨回作家这档，王安忆更愿意变成一个纯粹的讲故事的人。有时，故事的背景会被悬放在很久以前。比如她不久前完成的《天香》。

价值观嵌在故事之中

几年前，王安忆读到了一段关于上海手工艺“顾绣”的记述。里面涉及一个家庭女工绣品的故事。一个家族由盛而衰，本来秘而不宣的女红绣品由此流传至市井，成为养家糊口的支撑。

“我没想给顾绣做传。我看到这个简单的记述之后就觉得它特别适合写一部小说。”王安忆说。于是，王安忆找来正史野史、传说笔记，摊开地图开始研究晚明的街道市井、生活起居。渐渐地，申家就浮现出来。

王安忆给这个32万字的故事取名《天香》。写作中，工笔细描、缓慢从容，直到第一卷第六章，“顾绣”才正式登场。这是王安忆喜欢的方式——像手艺人一样编织一个故事，在主角登场之前做足铺垫。

“我们写小说就是把假的做成真的。《天香》在时间上是按照大背景来的，没有出格的地方。但是空间上，比如街道的设置等等，就没那么准确了。但是我希望尽量不出错。”王安忆说。

因为强调细节，又描写了几个家族的牵扯与兴衰，《天香》一面世就被外界与《红楼梦》对比。对于王安忆来说，这样的相提并论已算是褒奖，但她并没有做一部史诗的决心。打动她的只是人物和故事，她更乐于寻找事物的小切口。而所谓的大时代，只是其安放故事、不可回避的时间轴。“如果碰到一个有史诗胸怀的作家，可能会去写明代的政治黑暗、写东林党等等。而我只把那个时代当成一个背景来写。”王安忆说，“我还是比较偏重于抒情的、直观的、能表现人物性格命运的东西。”

这样的写作当然也会遭来质疑。一个当代作家写出一部孤悬于晚明时期的封闭故事，无法看出精神维度与指向，对于当下是“失效”的。批评家李静认为，王安忆的写作成为了一种“不冒险的旅程”。“王安忆在主流意识形态和商业文化的重重包围下一直作着可贵的突围努力并逐渐走向经典化，但我却认为她成为了一个‘逃避者。”李静如此写道。所谓“逃避”是指王安忆越发沉浸在对于细节的描述快感中，而丧失了作家的精神锋芒。

“这恰恰说明我对讲故事的迷恋。作家当然有对于精神价值的肯定，但这可能体现在我们挑选哪些材料上——在决定写什么的时候就已经体现了我的价值观。”王安忆说。在她看来，任何精神指向都应该潜藏在完美的故事中，缓缓地呈现。“这是我逐渐才明确的，在写作之初没有这样清晰的意识。写《小鲍庄》的时候都还没意识到。”王安忆回忆。

因“寻根文学”而盛名

《小鲍庄》是王安忆的成名作。

在那之前，王安忆已经逐渐具备了一个职业作家的写作习惯，写出了《雨，沙沙沙》和第一部长篇《69届初中生》，很快就去往美国访问。回国后，王安忆突然陷入创作的低潮。此时，《小鲍庄》的一些构思在慢慢形成。

作为著名作家茹志鹃的女儿，王安忆成为作家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经历了众多政治运动之后，茹志鹃似乎并不情愿自己的女儿进入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连的文艺界。但是，在与母亲的日常通信中，王安忆已经流露出写作的才华。1972年，她考入徐州地区文工团，7年后到上海成为《儿童时代》的编辑。

1984年夏天，杂志社派王安忆到宿迁采访一个因保护五保户老奶奶而牺牲的少先队员。溽热的村庄向王安忆展现了一个完整的画面，曾经头脑中浮现的细节都拼凑起来。她知道《小鲍庄》可以动笔了。

那时，中国当代文学运动轰轰烈烈，最热闹的话题是韩少功等人提出的“寻根文学”。它的本意是“理一理民族文化的根，它摒弃了对生活和历史进行单纯政治层面剖析的创作手法，而把探寻的笔触伸进了民族历史文化心理结构中去”。

与阿城的《棋王》、贾平凹的《商州系列》一样，王安忆的《小鲍庄》也被归入“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在这篇小说中，王安忆不再从知青的角度叙述村庄，而将其还原为村庄的本来的样貌。“我当时写的时候也有点向寻根文学思潮靠拢的意思。”多年以后，王安忆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想表达的东西很多，但不太懂得取舍材料，很多细节都堆上去。”王安忆说。但这并没有影响文学圈对《小鲍庄》的评价，盛誉随之而来。王安忆始料不及。“所以说‘力作有时候是因缘际会的结果，有很多因素。”

当时的“因缘际会”与1980年代特有的文化热潮有关。诗歌群体在全国勃发，谈论文学是一件庄重和时髦的正事。“阿城为了和作家聊天，特意从北京到上海，就为了谈文化问题。”王安忆低头顿一顿说，“想想那时候真好，健康。现在作家在一起谈论文学好像都很难为情。”

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小鲍庄》后不久，王安忆就写出了“三恋”系列。在与评论家张新颖的对话录中，王安忆坦陈“‘三恋听这名字就像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又要去突破什么，其实是很张扬的。上来就摆出姿态，竖起旗帜，招摇得很。”“三恋”再次引发文学界讨论，是因为它涉及对欲望与性的并不露骨的描写。

“写‘三恋的时候我还是有重要的话想表达，所以有时候虽然也是讲故事，但是把故事给掩盖了。”王安忆说，“直到80年代末开始，我才越来越趋向于要讲故事，而且要讲得有趣味。”

从那之后，王安忆开始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小说回归到故事层面。在1988年正式调入上海作协之后，她也开始控制节奏和规律，把自己看做一个用文字做活儿的工匠。

敬业的工匠

王安忆认为自己是个敬业的工匠。多年以来，她每天上午写作，下午读书。这个规律是她自己定下的。“我发现很多职业作家的生活其实都是很有纪律的。”她笑笑说，“反正我也没有别的爱好。”

所以，王安忆很高产。有粉丝为她列出了从1978年开始的创作稿目。小说、评论、随笔加在一起，条目超过200项。

客观地讲，她有些写作癖，她似乎需要用每天的写作来感受自我的存在。在步入中年之后，王安忆曾说“时间将变得隆重”。有些同行对王安忆的劳作态度感佩不已，有人回忆称，在一些作协会议上，众人都在侃大山的时候，王安忆却在找稿纸。甚至在这次到京参加“无党派人士”会议，她“还是会写一点”。

对于王安忆来说，写作成为职业之后，确实有些劳作的意味。确切地讲，每日伏案就像农民每天必须舒舒筋骨一样。虽然不时有批评指她的作品充斥着匠气，但是那些故事确实编织得精巧。

无论平日要写多少专栏、书评和创作谈，每几年，王安忆都会扔出一部有声响的长篇，并且成为那一个时期的评论焦点。比如1990年代的《长恨歌》。

如果说，1980年代的《小鲍庄》和“三恋”都有着文学热的背景，那么《长恨歌》似乎是文学热退潮后的一份独立答卷。一个上海女人的情爱一生，从1940年代的离乱写到1980年代的死亡。从此开始，王安忆毫不犹豫地把自己陷进了对细节和故事本身的热恋之中。她开始有了一种缓慢、从容的笔调，文章开头甚至不惜对弄堂做了两万字的铺排。从此她被贴上了“续写张爱玲”的标签。虽然，她自己并不情愿。《长恨歌》的热销在王安忆的创作史中至今未被超越，而且陆续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2000年，《长恨歌》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一年后，王安忆担任上海市作协主席。

接着，她打破了“作家担任作协领导后就写不出作品”的魔咒，仍然继续高强度的写作。主席就是一个虚职，外事活动中应酬场面的道具——她如此定位自己的社会身份。几年前，她已经调到复旦大学，为研究生开设写作课。

而写作对于王安忆来说一直是一个必须首先完成的“活儿”。“每天不用多，就写两三个小时，加起来也不得了。”她笑笑说，“我就先把活儿干了再说。至于匠气，慢慢打磨吧。”

（实习生张晓宁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