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炜

“妈妈，老师在课堂上说，握手、拥抱和接吻都会得艾滋病，这是真的吗？”中央党校教授靳薇清楚地记得，大约3年前，还在上中学的女儿这样问她。

“在堪称全国教育资源最发达的北京中关村地区，中学竟没有开展性教育，就连基本的防艾知识也教错了。而另一方面，中国对艾滋病的防治宣传，没有从性教育这个角度入手，而是长期停留在推广避孕套的层面。”靳薇从2001年开始就在中央党校给全国厅级干部做防艾培训，当她应邀走进自己女儿所在的中学进行防艾教育时，开始对中国的性教育问题有了新的观察。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在调查研究后得出结论，在2001年～2010年间，中国已经完成了“性革命”。靳薇说，“可是，中国的性教育仍处于停滞状态。”

羞涩的官方语境

“通过男女的性生活，精子和卵子在女性输卵管相遇受精而结合成受精卵。”这是1996年北京出版的《青春期健康教育》（试用本）中的一句话，也是全书中唯一涉及性生殖内容的部分。就为了这一句话的表达，俞承谋当时字斟句酌了很久。

作为当时的北京第十一中学校医，俞承谋是这本教材的编撰者。1982年，北京市教育局与北京卫生防疫站合作，要开展中学生青春期教育试点，十一中被选为试点学校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关心过青少年性教育问题。周恩来早年在南开大学读书时，曾听过美国教授的一场性教育讲座，他受此触动，一直惦记着性教育的问题。在去世前，周恩来特意嘱咐他的医疗组组长吴阶平，一定要把中国的性教育搞起来。

由于文革的影响，周恩来的嘱托直到1980年代才有了回应，中国当代的性教育，也在那个时期蹒跚起步。1982年，吴阶平编译的《性医学》出版，成为性学的破冰之作。同年，北京第十一中学在初一年级增设“青春期教育”课，俞承谋正是两名任课老师之一。

“初一学生刚刚进入青春期，是进行教育的最好时机”，俞承谋解释说。然而，上课讲什么？俞承谋没有任何可参考的教材，只能根据教育局提供的大纲，结合相关生理卫生知识自己编写讲义。

在试点过程中，由俞承谋主要编写的这份70页厚的小册子被拿到很多学校试用——这一试用，就“试”到1996年，北京市教委决定以俞承谋等人的讲义为基础，编写中学生青春期教材。

早在1963年全国医学科学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就提出：“要在女孩子来月经之前，男孩子发生首次遗精之前，把科学的性卫生知识告诉他们。”

1988年，当时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卫生部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

官方对性教育的态度始终是羞涩的。“那个时候还不敢直接提性教育，青春期教育就成了性教育的代名词。”中国性学会秘书长、青少年性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徐震雷说，直到现在，尽管社会上已经开始直接称之为性教育，但在教育部所有的正式文件中，也依然没有“性教育”这个词，而只有“青春期教育”。

教育部有关性教育的最新规定，是2008年的《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从文件名称就可看出，性教育被包含在健康教育之中。

徐震雷解释说，国外的性教育要更加多元化，如有以人权为基础的性教育，有以性别意识为基础的性教育，但至今为止，中国的性教育，都是以健康为导向。这是中国性教育的一大特点。

防艾，性教育的推手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性教育的内涵开始变迁：随着艾滋病在全球快速蔓延并进入中国，对艾滋病的预防逐渐成了性教育的重要目标。防艾，既是性教育的目标，也是性教育的推手。

1990年8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艾滋病预防和控制中期规划》( 1990～1992)指出，青年人是人口中性活跃的人群，需要进行特别教育。

这是政府首次对青少年的防艾教育做出规定。此后，教育部与计生委多次发布各种文件，要求对青少年进行防艾教育。

七年前，一则清华、北大拒绝公开发放安全套的新闻曾占据了北京各大报的大幅版面。当时就有人质疑，推广安全套就等于防艾吗？

对此，靳薇则简单地总结为：中国现在的防艾教育，实际上就是安全套教育。熟知各地防艾宣教情况的她介绍说，针对性工作者与同性恋人群，地方CDC（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都有“高干队”，即“高危行为（或人群）干预队”来负责防艾宣传。而他们的工作就是办培训班、贴宣传画、发宣传册、摆放安全套、搞有奖问答等，这些内容都是围绕着推广安全套的。

至于对大学生、青少年的艾滋病干预，依旧是这些套路。靳薇解释说，与前者相比，对青少年的防艾教育比较欠缺，主要依托于各类项目。通常是在全球基金、福特基金会、盖茨基金会等国外NGO的赞助下，与学校的团委、学生会或者同性恋组织合作。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相关人员的专业精神和敬业精神不够，工作方式简单化，有些机构甚至拿安全套的发放作为考核的指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伦理委员会主任王若涛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安全套教育要有针对性地对待不同的群体。学校教育与对社会其他群体的教育显然应该不一样。比如，对初中生讲怎么用安全套，我觉得不是必须的。而对性工作者、对流动人口则需要进行这方面的教育”。

云南省CDC性艾中心主任贾曼红透露，学校防艾教育的经费比较少，更多时候，还要看学校愿不愿意合作，或者有没有项目支持。

云南一位长期从事防艾工作的退休官员表示，推广安全套成为防艾教育的主流，是现实的选择。“推广安全套，好统计，好监测，便于操作，是低投入高收益；而进行性教育，看不见摸不着，做起来也比较难，是高投入低收益。”

另一方面，有专家认为，安全套的“安全”作用有被夸大的嫌疑。中国性学会原副理事长朱琪透露说，上世纪90年代，计生委专门开过一次专家会议，决定在防艾宣传中，将避孕套改成安全套，以便人们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但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他指出，避孕套对艾滋病的预防成功率并不是100%，因此，“安全套”的叫法会让人产生“虚假的安全感”。以使用安全套为导向的艾滋病预防宣传，甚至反而可能促进他们的性萌动。朱琪认为，只有对青少年进行以“贞洁观”为主的性道德教育，才是预防艾滋病的根本。

尽管争议不断，中国越来越多的大学校园都接纳了安全套自动售卖机，而在课堂上教学生们使用安全套，也司空见惯。但问题接踵而来，安全套教育要不要进中学？

对这个问题，徐震雷持保守态度，国外一些组织根据他们已有的经验，希望在中国的中学里也开展安全套教育。但在他看来，这样做为时过早。

“外国人为说服我们，用了很多调查数据。比如他们说，通过安全套教育，学生的性行为发生率与艾滋病感染率都没有增加。但我们发现，这些结论的前提，是他们的学生性行为发生率已经高达80%了。而中国中学生的这一数字，估计只有10%～15%左右。如果推行安全套教育，反而可能起到教唆作用。”

徐震雷说，与西方不同，在中学阶段，中国性教育的主流仍是减少学生的性行为发生率。

“一提到安全套，老师就紧张得不得了，这实际上是一种鸵鸟政策。”靳薇则旗帜鲜明地认为，有必要在中学时期就进行包括使用安全套在内的性安全教育。她以亲身经历来举例：她的女儿在上中学时，同学们都普遍交异性朋友，女儿也有一个男朋友。可女儿所在的学校并未进行任何这方面的教育，于是，她就自己教女儿如何使用安全套。

在安全套教育的问题上，不同的观点基于他们对目前中国青少年性启蒙状态的不同认知。俞承谋认为，每一所学校开展性教育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调查本校学生的性认知程度与性行为发生状况，以此来开展有针对性的性教育。不然，性教育就会无的放矢，甚至起反作用。

谁来承受性教育之重

尽管俞承谋在1982年就点燃了性教育的“星星之火”，但30年过去了，这一领域并未形成“燎原”之势。至今，在全国范围内，性教育仍是个别地方、个别学校、个别教师的小打小闹，大多数学校仍处于“能不做就不做”的状态。

“学校的青春期教育，很大程度上都依赖校领导的支持。如果领导觉得这件事不重要，那就很难开展。”俞承谋认为，当时北京十一中的青春期教育之所以有声有色，要得益于校方的支持。

这其实反证了另外一个问题，校园的性教育并未得到制度层面的保障。

在防艾教育的问题上，靳薇认为，国家将所有的“宝”都押在疾控部门身上，这是根本策略的失误。“只进行以安全套使用为主的性教育，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安全，这等于把人还原到动物层面。” 但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是卫生、疾控部门不能承受之重。

据统计，近年来中国青少年感染艾滋病的比率上升很快，并且主要感染途径已经由母婴传播变成性传播。因此，国家CDC性艾中心主任吴尊友认为，性教育是青少年防艾教育的基础。他坦承这一部分工作确实薄弱，但也认为，“性艾中心的首要职责，还是对艾滋病的控制与预防，青少年的性教育更多地应由教育部门承担。

所有矛头，最终都指向教育主管部门。

中国的性教育牵涉到三大部门：教育部、卫生部和计生委。教育部负责校园性教育的组织与开展，具体由体卫司来管。卫生部主要是为教育部的工作提供技术支持，教育部体卫司的专家基本都来源于卫生部。而计生委是从控制人口数量与提高人口质量出发，做节育、避孕等方面的宣传教育工作。

但有趣的是，到目前为止，唯一将性教育问题写进法律的，并不是教育部，而是计生委。200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指出，“学校应当在学生中，以符合受教育者特征的适当方式，有计划地开展生理卫生教育、青春期教育或者性健康教育。”

性教育的理论困境

靳薇曾经看过一位日本性教育家教幼儿园小朋友做“人体拼图”的游戏。教师先在黑板上挂出男人与女人的轮廓图，再把包括生殖器在内的单个器官的图交给小朋友们，让他们对照着将黑板上的人体轮廓填满。

这个游戏的目的，是让小孩意识到，生殖器就像人的手和脚一样，是身体的一部分。靳薇当时很受启发，开始意识到，性教育应当从幼儿园就开始。“性教育开始得早，大人就不容易尴尬，让孩子对性脱敏也容易。”

但当北京3岁女童派派的母亲听说幼儿园将开始性教育时，却态度犹疑。“派派至今还没有问过她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如果她问了，我们会从爸爸妈妈相爱这个角度来回答。否则，你跟她说什么精子、卵子，她也听不懂啊！”派派妈曾经看过德国的幼儿性教育读物，她认为，那样直白的内容，并不适合中国的孩子。

在朱琪看来，让孩子对性脱敏，恰恰是不妥当的。他以20年前流行的一本讲述前苏联训练“性间谍”的读物《燕子与乌鸦》为例：克格勃采用让男女一起洗澡、互相观看对方身体等各种手段，让受训者对性脱敏，去除羞耻感。“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使那些人把做爱看成一项纯生理活动，他们可以毫无感情地与任何人发生性关系。”

“如果没有‘性害羞，我们中学生性行为的发生率要比现在高得多，艾滋病感染率要比现在高得多。”徐震雷也这样认为。他表示，“性害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根深蒂固的，但在西方国家的性教育过程中，慢慢把“害羞”去除掉了。在中国的性教育中，这种“害羞感”的保留非常重要，比如在小学教育中，说到“性交”，应当以婉转的方式表达出来。

“这个人一生换了很多性伴侣，他也不一定就是坏的，不能够绝对地说所有有过一夜情的人都道德沦丧。”

这句话来自性社会学家李银河2003年发表在《精品购物指南》上的一篇文章，其主题是：为“一夜情”正名。首都师范大学从事性伦理学研究的教授安云凤听说了这则新闻后，就赶紧去买了这份报纸，报亭的人对她说：这期报纸特别好卖，早就卖光了！

李银河的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轰动，其中也招致不同的意见。作为中国伦理学会理事的安云凤，针对此文写了《对“一夜情”的伦理透析》一文，由此掀起与李银河的“论战”。

安云凤还记得，20多年前改革开放伊始，国外各种思潮猛烈冲击了人们长久以来封闭的思想。弗洛伊德的泛性论与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在大学生中盛行一时。在此过程中，旧的性道德观已经瓦解，而新的却迟迟未建立。安云凤认为，性道德建立在性生理、性心理、性伦理与性法律四者皆已完备的基础之上。目前国内对于性伦理道德的研究却寥寥无几。实际上在中国，有关性的研究尚未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而国内的性学专家和性教育工作者，其专业背景也是五花八门：有学生物的，有搞心理的，还有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光是医学领域从事性学研究的，就涉及皮肤科、泌尿科、妇产科、心理科和整形科等多个学科。

相比之下，国外自弗洛伊德以降，金赛、福柯，无论哪一家性学学派，无不有着深厚的学术根基。

在性学研究尚且薄弱的大背景下，性教育的价值导向更显模糊。他坦承，建立本土化的性价值观体系，需要吸收中国的传统文化，也需要深厚的文化根基，但这一过程，将会非常难，是个漫长的过程。

“当青春期的问题困扰时，我们开展青春期教育；当艾滋病来临时，我们开展艾滋病预防教育和性健康教育；当少女怀孕、人流等问题出现时，我们开展生殖健康教育；当觉得青少年没有能力应对恋爱与性时，我们开展生活技能教育；当觉得性是一种爱时，我们开展爱的教育……”这是徐震雷所描述的中国性教育的现状。

（实习生陈希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