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

我们该知道，文章在一些人眼里虽然小道，却关系重大。真正的好文章可以正人心，可以兴观群怨，可以让人生社会立心立命

一直有人问我作文的诀窍。我最初的答案是熟读若干篇文章,但这个问题持续了一二十年，我的回答也多少有些变化。

作文之不易，背诵诗文是基础，但背诵诗文并不能保证会写一手好文章。我年轻时也几乎能背诵穆旦的全部诗歌，但跟我尊重的这位天才前辈相比，我自己的诗歌创作实在无足称道。

背诵名篇佳作当然有益，这会扩大我们的词汇量。多掌握一个新词就意味着我们命名世界能力的增强，意味着我们对大千世界体悟的深入，意味着我们心智灵魂边界的拓广。我在中学时也是很爱用词的，但老师经常批我“华而不实”，甚至质疑我用词的精准。我至今记得有一次写了一篇“希望在燃烧”的文章，我很得意，结果却被老师痛贬，问我希望怎么会燃烧。这让我羞愧无地，从此想象力再不敢任意驰骋。到大学，发现朦胧诗、意识流小说等现代派文艺大行其道，我反而无所适从，没有参与其中的能力了。

我在大学时一度发誓要读遍古往今来的文学名著，但读过一两本后，发现自己无法摆脱某种阅读的焦虑感。幸运的是，我的英语老师王毅教我读美学、哲学，虽然读得半懂不懂的，但那种入迷的感觉却是小说给予不了的。温克尔曼、黑格尔、胡塞尔、罗素⋯⋯让我几乎完全脱离了文学的影响。我读胡塞尔，一天都读不完三页，但那种思维在词语的密林里穿行编结为生命密度的体验，至今难忘。

王毅先生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以我现在对她的理解，她在北京成长、受教育，算得上是文化的“富家子”，故没有当时文化教育领域的幼稚或病态。80年代的中国，一度称为“知识爆炸”，在知识领域有种种赶时髦、唯新唯外的现象。知识的暴发户那时就有了。从西方引进的大师接连不断，谁引进了似乎就与有荣焉，成为大师的二把手，就可以整合、裁断此前的知识秩序⋯⋯用现在的话说，那时的人们多多少少都是“大师控”“思想控”“现代派控”⋯⋯王毅先生没有那种贫寒气，没有那种站在知识的碎片上而自觉阔气的心态，当时的诗人动辄把屈原、李杜、莎士比亚⋯⋯踩在脚下，非非主义、莽汉主义⋯⋯宣言、口号层出不穷，她对诗歌界的运动不以为然，她说这会成为过去。她教我对流行的图书保持警惕，要多读历史的东西、哲学的东西。

我因此游离在中文系的热闹之外。诗社、诗会很多，但我几乎没有参加过，我也没怎么写东西。书读得杂乱，流行的弗洛伊德的作品敬而远之，班上流行的一本《性心理学》倒是看了，但佩服的是潘光旦先生的译笔，他把老外的著述变成我们汉语的了。

我后来一度沉浸于萨特、梅洛-庞蒂的作品，沉浸于穆旦、庄子的世界⋯⋯年轻的好处是，学什么像什么。我有很长一段时间研究萨特的文体，几乎可以乱真。

无论如何，中文系出身的人面对社会有一种精神上的优越，也会有社会言说上的局限。我后来能够参与社会事务，大概得益于学生时代文史哲通识的一点基础。我后来做《战略与管理》杂志，对自然科学、人文社科等多有接触，更深地体会了古人说的学以致用。但这还不够，还要多走路，多交游。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四方友，确实非常有道理。

我知道有些才子恃才傲物，不愿放下身段，但要使自己的思考和文字具有普遍可传达性就有所不足了。何况时移世异，当代社会经历着空前的转型，大众文化有着广阔的市场，但不仅才子，就是学者、年轻朋友都没有做好准备。我们能够提供公共知识产品的作者太少了，能够提供最低限度之伦理共识的文字太少了。古人说，文章者，经国之大业,确实有相当的道理。能跟时代、国家社会相匹配的文字太少了。我们有无数作者，尚未能给时代提供足够的文章服务。一如微博盛行，能积淀下来、留存下来的文字不多。

这当然是我们写作者的责任，甚至是债务。在今天这样一个诚信、正义缺失的时代，写作者的责任尤其重大。因此我体会到的文章之道，最重要的乃是诚实。诚能动人，这话真实不虚。如果我们的文字不能打动人，我们首先应该反省的乃是自己的心地，而非文笔、才学、识见。当代的学者、作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茅于轼先生，他的学识并非大家最在意的，读者感动的是他的诚恳。很多人推崇儒家，甚至自称儒家，行为做派也像孔子的信徒。茅老从不标榜自己跟儒家的关系，但公道自在人心，如果孔子和儒家仍有积极的意义，如果儒者有其正向的一面，那是因为有茅老那样的道德文章，茅老才是真正的儒者。

明乎此，我们该知道，文章在一些人眼里虽然小道，却关系重大。真正的好文章可以正人心，可以兴观群怨，可以让人生社会立心立命。

(作者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