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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城之声”自断百年历史

2011-05-14唐若甫

中国新闻周刊 2011年16期
关键词:乐师费城乐团

唐若甫

费城乐团的破产,只是美国音乐界变革重组的多米诺骨牌的先头部队。破产,成了更像管理层为了掩盖自己的管理不善,而将主要矛盾转嫁栽赃给乐师的伎俩

美国的经济或许已经开始复苏,但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却初现端倪。4月16日,财政状况一直欠佳的费城管弦乐团董事会通过决议,决定寻求破产保护。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有案可查的首支宣布破产的一线乐团。

所谓一线乐团,就是美国传统意义上的五大乐团。除去费城之外,尚有纽约、波士顿、芝加哥和克里夫兰。拥有111年历史的费城乐团,自2003年元老指挥家离任,德国指挥家克里斯托弗·艾森巴赫上任后就步履蹒跚,屡屡告急。2009年3月,《纽约时报》就以《尖锐与重负之音》为题,报道了乐团陷入的种种困境。当年12月,乐团任命艾莉森(Allison Vulgamore)为总经理,希望借此摆脱乐团面临的管理真空。

但即使这位排在美国乐团老总年薪前五位的高管,也无力回天。

乐团的破产,一方面是经济大环境导致融资减少。美国的非营利艺术机构,不受政府补贴。即使通过美国官方唯一的艺术管理机构国家艺术基金(NEA)拨款,也是微不足道。因此机构财政来源,大多为票房收入和融资及赞助所得。费城乐团融资较之正常期减少了30%,赞助额减少10%,票房收入减少14%,对乐团运营已构成致命威胁。

另一个原因则是管理不善。2001年年初,乐团遭遇了董事长、总经理和音乐总监的三料真空,处于“无政府”游离状态。1996年和2004年的两次罢工导致人力成本剧增,年底薪为12.5万美元,最高为月薪5万美元。但究其根本,费城管弦乐团的破产还是劳资关系紧张的恶果。

“破产”的奥秘

近日,乐团董事长理查·沃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乐团经济拮据,超支严重,现金不足,申请破产保护既为了寻求更多投资,也为改革目前高昂的乐师福利和养老金制度;其主要目的不在解散乐团,而在健康重组。艾莉森也表示,近5年来,乐团听众锐减。就在董事会议前一晚的音乐会前,全体乐师自发步下舞台,将反对破产的宣传单发放给观众席的听众,博得阵阵掌声。

乐师们均极力反对破产,认为乐团还没有落败到破产的境地,因为破产有损乐团完整性和技术水准。况且还有1400万美元的基金可以动用纾困。不过乐团管理方表示,基金专款专用,它还需要维持乐团基本开支,不能擅动。

以本演出季为例,乐团票房及其他销售收益预计为1400万美元,融资收入为1900美元。乐团收入共计3300万美元,即使加上紧急动员到的救济,相较于4600万美元的年度运营开支,尚有至少500万美元缺口。

况且,乐团的劳资关系一直不容乐观。上个演出季,乐师和乐团的合同到期后,双方一直处于僵持状态。由于财政困难,乐师自2008年起就冻结加薪。最近,乐师和管理层均接受了减薪,平均减幅16%。

不过这16%的减薪,相较于资深乐师所获得的丰厚养老金和社会福利,只是杯水车薪。美国音乐家工会强大,福利优厚,工龄越高,享受的待遇越高。久而久之,高福利成了乐团越来越大的负担,尤其在大的乐团里。以乐团申请破产后提交的初步负债表分析,仅2011年4月,乐团拖欠演出场所的场租费达22.9万美金;员工医保缴费为24.3万美金;其余杂项均在7万和5万美金左右。可见场租和医保,是负债中最大的两项,尤以医保为甚。

以场租为例,乐团之前的演出场所为费城的音乐学院音乐厅,场租年费是150万美元。2001年挪至新建的Kimmel中心Verizon音乐厅后,场租年费高至250万美元,几乎翻倍。

连年的入不敷出成了压垮乐团的最后一根稻草。申请破产,在于管理层可因此辞退资深员工,减少医保费。这样一来,乐团可以新的实体与乐师重新立约,社保费大幅减少。

基于费城乐团的威望和名声,以破产为由,管理层获得融资和拉赞助更不费吹灰之力。破产,成了更像管理层为了掩盖自己的管理不善,而将主要矛盾转嫁栽赃给乐师的伎俩,同时牺牲掉音乐家福利,以求自保和高薪。而乐师在这一破产案中,扮演了既是受害者又是不光彩的角色——老乐师离去,取而代之年轻的乐师。在音乐人才济济的美国,补充乐师轻而易举。

回荡在人们耳边的“费城之声”,或许在2012年上任的音乐总监、年轻加拿大指挥家雅尼克·塞冈(Yannick Nézet-Séguin)的带领下可以重拾自信,但失去的,是一段活生生的历史见证。而这段历史,与中国密切相关。

费城乐团的中国缘

费城乐团的第一次中国行,是在1973年初秋,在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到达北京,进行美国总统第一次访华的一年半后(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两国政府发表了《上海联合公报》,成为20世纪最重大的外交事件之一)。在尼克松和国务卿基辛格访问中国之前(1971年),当时费城乐团的音乐总监尤金·奥曼迪(Eugene Ormandy)就曾写信给尼克松,希望能带领乐团到中国访问演出。

奥曼迪生于匈牙利,1921年移民美国。作为东欧出生的指挥家热衷到特殊年代的中国演出也在情理之中。在尼克松的支持下,中美政府经过长达两年的接洽、商议和安排,费城乐团终于收到了中国政府的邀请,也因此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到访的美国专业交响乐团。

演出之余,为了加强与中国的音乐交流,乐团由奥曼迪指挥,与钢琴家爱普斯坦(Daniel Epstein)一道,为美国大厂牌RCA Red Seal灌录了钢琴协奏曲《黄河》,其他补白的音乐则是乐团首次中国巡演的演奏曲目,包括《义勇军进行曲》《星条旗永不落》和莱斯比基的《罗马之松》,唱片说明书内则印上了奥曼迪和江青的合影。

这张在特殊年代由西方乐团首度录制中国红色经典的美国大厂牌公司出版发行的唱片,凝聚了几乎所有国人的感情,也使得费城乐团在中国的知名度和亲和力,一跃为西方乐团之冠。

其后,费城乐团又于1993、1996和2001年三次造访中国巡演。2008年6月的演出为乐团第五次访华,是为纪念乐团1973年访华35周年和1978年12月中国建交30周年而接受中国方面的邀请。2010年5月,乐团在迪图瓦的带领下第六次造访中国,履及北京国家大剧院和上海世博。

随着外国顶尖乐团访问中国日趋频繁,历史的光景和特殊时期的话题渐渐被人遗忘,费城乐团在国内不再享有昔日的霸主荣誉。这与乐团在萨瓦利什离任后遇到的艺术困境,也是相呼应的。

对中国乐团的启示

费城乐团的破产在全球掀起轩然大波。有舆论认为,“费城乐团都能破产,那别的乐团如何自保,尤其是中国主要靠政府扶持的中央及地方乐团。”其实费城乐团的破产,只是美国音乐界变革重组的多米诺骨牌的先头部队。在费城之前,夏威夷的火奴鲁鲁交响乐团和加州的帕萨迪纳交响乐团已宣告破产,Syracuse交响乐团和巴尔的摩歌剧院更是关门大吉,拍卖了歌剧置景和道具。但这些遗憾只是硬币的另一面,这枚硬币的正面则是,迈克尔·蒂尔森·托马斯麾下的新世界交响乐团入主弗兰克·盖里全新设计的新世界音乐厅、洛杉矶附近建成的全新Northridge音乐厅、乡村音乐圣地纳什维尔新盖的Schermerhorn交响中心,硬件的崛起和当地乐团的入主,反映出美国乐团的破产,就像人体新陈代谢一样,属于极为正常的自然现象。缺乏竞争力的乐团度日如年,艺术与管理俱佳的乐团扶摇直上。失血和造血在同步进行,只是在不景气的大社会和小环境中,破产现象延伸的意义被无限放大。

对于中国的乐团而言,费城乐团破产的警示意义,并非在于破产的结局,而是警惕劳资关系交恶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如今年3月份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国际音乐家联合会国际乐团峰会(FIM-IOC)上广为代表接受的一点,便是乐团内部管理最为重要的,非良好的劳资关系莫属。在音乐界,指挥或管理层与乐师交恶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穆蒂被斯卡拉歌剧院炒鱿鱼,巴伦伯伊姆被巴黎歌剧院踢出大门,卡拉扬与柏林爱乐乐团反目成仇,NHK交响乐团弃绝日本第一指挥家小泽征尔,武汉爱乐乐团匿名信直指上层裙带关系等等。艺术合作更多为思想和气场统一,才能营造出和谐之声。台下的纷争倘若波及台上的演出,则会形成螺旋式的恶性循环。

另一个警示意义是,如何培养中国的艺术管理人才。中国已经拥有了与世界接轨的钢琴家、小提琴家、打击乐演奏家和歌唱家,唯独在全局把控才能方面尚需努力,诸如乐团经理、指挥和艺术高管。如香港管弦乐团,无论乐团总经理还是音乐总监,不拘一格降人才,多有海外高参加盟,颇值得内地乐团借鉴。

费城乐团的破产,或许是一个乐团自然发展的规律。等待费城乐团的,是漫长的融资和尴尬的重组。而与此同时,美国处于上升期的其他乐团,诸如亚特兰大、匹兹堡、洛杉矶、旧金山等,已完全有能力和财力,取代费城而成为“五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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