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很多人知道，清末新政时期，清朝的最高统治者犯了大错，一边借铁路国有政策把地方的路矿权收到自己手里，一边驱赶袁世凯，搞皇族内阁，把兵权和行政权也集中到自己手里。最终惹出大祸，逼得原本的朝廷支柱立宪派士绅倒向革命，结果是新军士兵一哄，呼啦啦大厦即倾。

君不见，同样是辛亥年，4月革命党人广州起义（即黄花岗起义），倾全党之力，虽然攻下了两广总督府，但最终还是失败了，没什么人响应。但5月皇族内阁出台之后，10月，一群新军士兵，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一哄而起，居然全国响应。在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大士绅湖北省谘议局的议长汤化龙就“从逆”了。

当时清政府当家的满人亲贵错误犯得很低级，但这样的错误，也不见得一点道理没有。

当时清廷在改革，其中的政治改革就是立宪。在预备立宪过程中，各省谘议局和中央资政院的选举，已经大大地拉高了士绅的参政积极性，一部分的新市民，自主意识也在觉醒。如果一直这样选下去的话，民意或者说“绅意”乃至工商界意识的提升是必然的。这样的民意提升，势必会逐步削弱满族的特权，压缩满人统治的空间。

其实，在实行预备立宪之初，就有外国人提醒满人，说你们作为少数族裔的统治，如果民气上升，选举的结果，势必导致你们的下台。这样的提醒，不能说没有道理。中国当时预备立宪，是学日本和德国，相对比较保守，但只要这个门一开，作为少数族裔的统治者，实际上没有特别的办法，来控制立宪不向英国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