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辉

北宋奸相蔡京颇赏识吴伯举的才华，把他从苏州太守任上调至京都为官，又接连三次“拔擢”，做到“中书舍人”，相当于中央政府的副秘书长。哪知吴伯举竟是个“一根筋”，处处不能和“恩相”蔡京保持一致，蔡京一气之下，把吴伯举贬黜到外地做地方官去了。有人为吴不平，向蔡京提意见，蔡京说：“既做官，又要做好人，两者可得兼耶？”

这件事记载在清人梁绍壬的《两般秋雨盦随笔》里，梁绍壬评蔡京此言为“丧心病狂之语”。不是我要为蔡太师开脱，蔡京其人“丧心”事固未少做，然此所谓“丧心语”其实却是老实话。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做官”与“做好人”或可并行不悖；在一个不正常的、病态的社会里，“做官”与“做好人”便常相冲突——一旦“做官”，便难得再“做好人”。明人吕坤《呻吟语》中说：“做官是一种道理，做好人又是一种道理。”同样是不加掩饰的老实话。在蔡京是“自以为得道”的得意之言，在吕坤则难掩“终究意难平”的愤激。

“做官”便难得“做好人”，“做好人”便难得“做官”的制度秘密其实是现代政治哲学已然解决的问题。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獨辟一章“为什么最坏者当政”。哈耶克说：“由于有些需要做的工作本身就是坏的，是所有受到传统道德教育的人所不愿做的，因而愿意做坏事就成为升官得势的门径。在一个极权社会里，那些需要实行残忍和恐吓、蓄意的欺诈和间谍工作的位置是很多的。”爱因斯坦当然不能算政治哲学家，但他的很多政治哲学观点同样精辟：“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政体，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被崇拜的偶像。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

自古官场的复杂与肮脏为我们一般人难以想见，官场的道德水准也不可作为一般社会道德水平的衡量。可怕的不是官场的“肮脏”，而是官场行为的“示范效应”。当一般社会也沾染了官场的“肮脏”，各行各业、各色人等皆纠结于“职业”与“道德”之间的两难。当有一天，我们说出“做商人，又想做好人，两者可得兼耶”，“做律师，又想做好人，两者可得兼耶”，甚至“做老师，又想做好人，两者可得兼耶”的时候，整个社会的“道德血液”已沦为“败血”，那才是更可怕的。而这样的“可怕”或非远景，而是端倪已露，足堪唤醒千年沉梦。

关于现今官场道德状况，普通的口径大概是“主流是好的”吧，可一般老百姓多无机会、也无能力这般“居高视远”、“总揽全局”，所以也就多以偏概全的“偏激”之谈。有程姓者酒量奇大，人送外号“程（盛）不满”，我等便经常揶揄他：“有此等酒量，不去做官，真可惜了！”一过去同事，行事龌龊，为大家所不齿，每提及此人，众必叹曰：“这小子坏成那样，不去做官，真是可惜！”中国社会的“逆淘汰”现象于官场最烈。山东泰安曾有农民到市委告状，说他们的乡党委书记横行乡里，专务聚敛，弄得他们没法活了，时任市委书记的贪官胡建学说：“谢谢你们向我推荐了一个好干部啊！”没过多久，那个乡党委书记果真被提拔上去了。这个“厚黑学”的现代版听起来像天方夜谭，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里，流氓不仅可以“致富”，还可以“居官”，久矣！

据说在上海的一个招聘会现场，一招聘人员边看简历，边对来应聘的女大学生说：“你是学生干部？”女大学生顿时心慌，惴惴而言：“学生干部里也有好人呀！”满座绝倒！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古之人不余欺也”，蔡京的“丧心语”正可与一千年后上海女大学生的“脱口秀”遥相呼应，让人不知今夕何夕。

【原载2011年9月18日《羊城晚报·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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