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智亚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迁都重庆。1937年11月2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乘船抵达重庆。12月上旬，政府各机关陆续迁入重庆新址办公。1938年12月8日，蒋介石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抵达重庆。1939年5月5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发《国民政府为改重庆市为直辖市给行政院训令》。5月11日，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内政部长何健签发《行政院关于改重庆市为直辖市的训令》。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颁发《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令》。随着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大量机关、学校、工厂、银行、研究单位和职员、家属搬迁重庆。原设于南京的各国外交机构也迁往重庆，先后有26个国家在重庆派驻使节，有14个国家在重庆设大使馆。据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到1945年底，以资本总额计算，重庆工业占全国的32．1%，占川、滇、黔、康西南四省的45．5%，占全川的57．6%。重庆由一个西部区域性商业城市，一跃而成为抗战大后方的政治中心、军事指挥中心和经济、金融中心。

1938年2 月到1943年8月，日军对战时首都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大轰炸，企图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重庆城因房屋密集，道路狭窄，遭轰炸后经常是火灾蔓延，损失惨重。为减少空袭带来的灾害，改善城市道路和防灾条件，重庆市政府于1939年至1940年在旧城区拆除大量房屋，开辟火巷马路。重庆城内的中华路、中兴路、五一路、凯旋路、和平路等道路就是在这一时期修建的火巷马路。

开埠至陪都时期，各国驻渝使领馆、政府各级机构、党政军要员、商人、银行家和知名人士在重庆城内修建了不少府邸宅院，中西合璧式建筑比比皆是。抗战时期，由于城内人口激增，加之战时经济困难，重庆城出现大量“抗战房”，这些房屋多为简易竹木捆绑结构、土石结构和砖柱夹壁结构，沿江一带和坡地则出现吊脚楼相连成片的景象。重庆城地势起伏不平，道路弯曲、街巷狭窄，房屋依山就势、重重叠叠、鳞次栉比，形成独特的城市空间形态和山地建筑景观。

1946年4月30 日，国民政府颁布还都南京令。至5月初，国民政府各院、部、委先后离渝，5月5日，国民政府重新在南京办公。1949年，随着上海、南京、武汉被人民解放军攻占，国民政府迁广州。10月12日，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宣布，10月15日起，国民政府从广州迁重庆办公。1949年11月14日，蒋介石从台北飞抵重庆。11月21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成都，28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党政机关撤出重庆，迁往成都。29日，蒋介石在林园召开军事会议，决定30日晚撤出重庆。30日凌晨，蒋介石飞离重庆。

1949年11月30 日，重庆解放，午后，人民解放军第11军、12军、47军先头部队5个营经南岸海棠溪渡江进入市区。12月1日，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式。12月2日，中央任命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12月8日，中共中央西南局、二野领导机关进驻重庆。12月11日，奉中央人民政府电令，重庆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陈锡联任市长，曹荻秋任副市长。1950年2月22日，西南军区在重庆正式成立。中央任命贺龙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陈赓、周士第、李达为副司令员，李达兼参谋长，宋任穷、张际春、李井泉为副政委，张际春兼政治部主任。1950年6月28日，中央任命贺龙、邓小平、熊克武、龙云、刘文辉、王维舟6人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重庆近现代历史沉淀深厚，大量开埠至陪都时期的历史遗迹和抗战遗址、名人旧居留在了重庆城。由于几十年来的城市建设和旧城改造，现留存下来的遗址、遗迹已经很少。特别是近20多年来大规模的拆迁建设，重庆城大部分老街巷和老地名已经消失。近年来，对渝中区老城历史街区保护的声音一直非常强烈，有关部门对十八梯、川道拐、石板坡、白象街、打铜街、解放东路、文化街、二府衙、湖广会馆、东水门、中山四路等历史街区作了不少保护性研究规划，但大都尚未得到有效运作和实施。

作为重庆的母城和发祥地，应该留下一些记录着城市发展演变历史的实体形态记忆，应该有规划、有计划地保留一些典型历史街区。如果说现在没有经济实力和更好的理念方法来对它们进行有效的保护利用，适当放一放、留一留可能也不失为一种方式，要相信后人比我们更有办法。怕就怕目光短浅，虑不及此，继续制造不可弥补的历史文化损失。

本章节所用照片全部选定在重庆城过去17个老城门和城墙范围，即从朝天门到七星岗通远门一带，目的是为了真实反映和体现“重庆城”的准确地域概念和历史面貌，有助于人们了解重庆城的历史文脉，从而对她多一份记忆和眷顾，多一分尊重和忧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