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资源的过劳

2011-04-14郭中原国庆文冯建维

水利科学与寒区工程 2011年10期

关键词：积温耕地人工

□ 郭中原国庆文冯建维

农业资源的过劳

□ 郭中原国庆文冯建维

目前中国农业对水土热“三要素”的利用已严重过度即“过劳”，只有让公众和决策层了解长期过劳必将危及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促使农业政策和法规做出相应调整，以避免农业的病入膏肓直至“过劳死”。

水资源已不仅是过劳

目前，我国对位列三要素之首的水资源利用不仅是竭泽而渔，更是空前绝后。因过度取水灌溉，灌溉期江河断流，地下水水位连年下降的越来越普遍。我国冬小麦主产区，世界地下水降落漏斗最大的华北平原，不仅海水已经开始倒灌进入地下水，连地表的小麦也已经开始研究用海水灌溉了。这些，不但反映了工业抽水能力的强大，也反映了生物工程改造植物的能力。但若干年后麦田变成寸草不生的盐碱滩后，中国强大的改造自然能力还会有办法？

而水资源常规利用达到极限后的争夺更是触目惊心。近年来，对水资源的争夺，已从地表水、地下水，发展至抢夺空中水。

中国在地表水的争夺中，最典型、最具争议和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河南林县红旗渠了。当林县人民到处宣扬红旗渠精神的时候，与该渠邻省的山西、河北人民却对之恨之入骨，致使该渠不但因争水多次发生殴斗，开土炮互射甚至人为炸堤决口，致使1 500公里长的干渠断流、良田村庄被毁、40万人生活断水、中央高层震动。但面对剪不断理还乱的争水矛盾，有关部门只能对这起跨省且十分棘手的“建国以来最大的炸毁水利工程事件”，采取了冷处理，其侦破工作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了。

但有业内人士认为：高层对“炸渠”这种刑事案件不追究的本质，是对红旗渠这种疯狂抢水行为的不认可。因为中外解决水事纠纷的原则，都是在先承认各方已有用水权力前提下的协商后调整。当河南省林县耗费巨资、历时10年甚至不惜生命代价修建了红旗渠后，强行从漳河上分走了邻省“一大杯羹”的情况下，邻省用炸渠来表达不满，可能也情有可原。从这个意义上说，化解矛盾的治本之道，是河南应该为这种强行转换水权给邻省以适当补偿。

在地下水的争夺中，抗旱时如果相邻地块已有一眼20米深的井，那我就打一眼30米深的，随后别人就再打一眼50米深的。在这种争夺地下水的相互折腾中，井越打越深，但不论你打到多深，总有后来者打的比你深，因此“吊泵”甚至抽不出来水逼得你只能在废弃的井位处再打更深的井。

因为争夺地表水越来越难，抽取地下水不仅需要投入巨资、耗费时日的打井，而且抽水时的电费、油费也花费巨大。同时，地下水由于温度低、营养成分单一，远不如雨水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所以，争夺空中水——这种在干旱时节，被农民和地方政府把“下雨”称之为“下钱”的人工增雨愈演愈烈，但这种“人工下钱”也是有代价的。

在争夺空中水时，往往是有经济实力的地区大量准备炮及装有碘化银的炮弹，甚至租飞机去云层中撒碘化银，而没有经济实力的地区往往是人工增雨的旁观者和受害者。2000年干旱的夏天，某两个地级市为了争空中水，甚至发生了用空中管制来抢“雨”的事件：头一天天气预报说有雨后，经济实力强大的甲地做好了人工增雨的准备，但积雨云还没飘到甲地上空时就被通知有飞机通过需空中管制、不准打炮，已经准备了大半宿的甲地看到确有飞机通过时，积雨云已飘到乙地，那架飞机就是被乙地从民航部门租去撒碘化银人工增雨的。至于干旱季节因到处人工增雨造成的气象预报不准，更使气象预报备受指责，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对有巨大人工增雨经济实力“邻居”的抱怨，也经常发生。

为此有业内人士质问：积雨云不是具备一定条件就可以自然降吗？当气象部门不仅获得了大量公共财政的人工增雨经费，而且还深受干旱地区百姓的欢迎，在名利双收的同时却使很多人怀疑：有限的云雨资源真是按照气象部门的科学调度，准确地降落到指定地区吗？北京市人工增雨造成的雪灾，不是已把人工增雨推向了众矢之的吗？空中水资源是按照自然分布、还是按照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重新分配？所以，从落实胡锦涛主席的“不折腾”出发，除奥运会这类重大政治活动之外，应该禁止人工增雨。

很多业内人士强调：气象部门应投入精力、财力去努力提高目前准确度极低的中长期气象预报的准确度，而不应盲目扩展服务领域，去把人工增雨、人工影响天气当成气象工作的创新，在人定胜天的狂热思想指导下，不务正业的干那些非理性的、荒自己地、种别人田的事。

耕地的量减质降更不可遏制

假如水资源的短缺还可以靠控制灌溉和膜下滴灌等节水技术部分缓解的话，而耕地的量减质降则是目前无法解开的死结。

目前，我国的城市化进展迅速，高速城市化需要大量占用城市周边的耕地，而这些耕地大多是熟地。为了既保住18亿亩耕地红线，又不影响城市化进程，国土部门于2006年发布了《耕地占补平衡考核办法》，办法中第九条细化到“经依法批准占用耕地的建设单位应当将所占用耕地的耕作层土壤剥离，用于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或者其他耕地的土壤改良。有条件的地区，补充耕地的责任单位应当利用剥离的耕作层土壤，提高补充耕地质量。”

但问题是有多少人看到过建设单位把耕作层土壤剥离后用于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占补平衡中在矿区等复垦的耕地何时能成为熟地，形成可靠的粮食生产能力？因此，18亿亩耕地红线能不能守得住、是不是早就失守的质疑声不绝于耳。没有类似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该所1990年代末对我国二轮土地承包的调查，其观点和数据，得到了我国政府的认可。）这样的第三方独立调查，复垦耕地的质量值得怀疑。

至于国土资源部的某些专家在2009年夏天提出的在黑龙江省三江平原湿地扩大耕地的建议，更是对占补平衡的嘲弄——用中国越来越少的湿地补耕地，农业生态环境肯定会越来越恶化。

而耕地的质量下降更是人所共知，包括官方的数据都是中国目前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37%；，中国年平均土壤侵蚀量高达45亿吨，年损失耕地约100万亩。所以说目前对中国粮食安全威胁最大的是水土流失。

究其根源，从政府的角度说是在拼命要粮的压力下，默许了掠夺性耕作，保护耕地和粮食产量的熟轻孰重，粮食产量肯定是“显绩”，保护耕地只是口头说说，矛盾的爆发是几十年后的事，不是有任期的政府能管得过来的。

我们看到，兴起于1980年代的承包制，在工业仅实行了几年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是因为工业承包制暴露出的拼设备（不维修、不新购）、拚人员（不培训）等弊端的快速暴露。承包者普遍的短期行为，很快就搞垮了一大批国有和集体企业，迫使“搞活工业”只能另寻他途。

而农业承包之所以能维持了30年，是由于对耕地的掠夺性经营造成的水土流失是渐进的，产量在农药和化肥的支撑下还可以维持，尤其是近年来政府力推的“测土施肥”——即“缺氮补氮、缺磷补磷、缺钾补钾”等，更把耕地的利用推向了极致。过度利用使耕地因水土流失严重而最终退出耕作的，正在从坡耕地向平缓耕地发展。

所以，与工业承包制相比，农业承包制能维持30年，源于“拼耕地”造成的矛盾恶性爆发，要经过几十年时间。

从农民的角度说：是联产承包后的30年来，由于分田到户的农民只有经营权而没有产权，造成了全国性的农民种地不养地，耕地的土壤板结、有机质剧降的数据触目惊心，业界、学者和政府力推的水土流失治理，也因占地、调地、出工等难题受到了农民的普遍抵制甚至破坏，农民进城积有机肥已经成为历史。这些，仅是农地产权模糊对耕地的伤害。事实上，对农业生产力的破坏，还应包括荫及农业的林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