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一成，张东旭

（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论中苏论战对我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何一成，张东旭

（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中苏论战是一场马克思主义队伍内部的意识形态领域之争，启动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问题的重新思考，对我党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很大影响。从“以苏为戒”到“对着干”的思维态势和实践使我党思想政治教育的路线和方式发生调整，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

中苏论战；思想政治教育；影响

始发于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的中苏论战，至1966年3月中共拒绝出席苏共二十三大，中苏两党关系中断，前后历时十年之久。这是一场马克思主义队伍内部的意识形态领域之争，又是一场“意识形态分歧掩盖下的国家利益之争”［1］，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布局，对服从和服务于中国共产党中心工作的思想政治教育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

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共八大提出：“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2］（P40），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要用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去武装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对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思想进行批判”［3］（P240）。中共中央、国务院从 1956 年 12 月起连续发出一系列通知和指示，决定在全国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并在高校和中级以上的党校设立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社会主义教育成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中共八大关于围绕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我党在中苏论战影响下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实践都发生了严重偏差。

中苏论战之前，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体现为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解，双方分歧源于对斯大林的评价。斯大林是列宁逝世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领导者，苏联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领袖，又是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主要缔造者和代表人物，人们长期以来把他看成社会主义的化身。同时，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与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相对应，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如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民主、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等）紧密联系着，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主义本质，并曾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卫国战争等实践中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而常常被当作标准的社会主义。苏共二十大开始对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错误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实际上是对已经暴露出来的苏联社会主义阴暗面和社会主义模式弊端的公开承认，既“揭开盖子”又“捅了娄子”，启动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问题的重新思考。一方面，原来“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各国党可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迷信了”［4］（P6），结论是“以苏为戒”。中共八大决议和毛泽东在此前后所作《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就是“以苏为戒”的理论结晶，核心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5］（P370）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担忧这样一来可能会“使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出现混乱”［4］（P6），引起人们失去对社会主义的信仰，“这将不仅会对中国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沉重打击，更是一场灾难”［1］。这样，“以苏为戒”就转变为主要以苏共二十大后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为戒，考虑“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6］（P118），制定“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5］（P370）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用“政治挂帅”来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的提高，“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服从和服务于“三面红旗”的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开始是规定“以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中心教材，同时阅读一些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党的文件和其他文件”［5］（P277），“进行社会主义宣传运动”［5］（P275），即宣传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宣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宣传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空前大跃进，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明幸福前景，以“拔白旗、插红旗”的共产主义风格和无数大增产的实例，大讲特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大批特批“条件论”、“习惯论”和“观潮派”、“秋后算帐派”，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等。应该说，这种社会主义教育迎合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在坚定社会主义信仰、提高社会主义积极性方面暂时有一些作用，但基本上脱离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实际，不仅助长了急于过渡和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泛滥，而且严重损害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与权威性。

斯大林曾经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但很快就改变了看法，断言剥削阶级基本上消灭后，阶级斗争将越来越尖锐复杂，社会主义的进展越大、胜利越多，被击溃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越加凶恶，而且“一定会从一种袭击形式转到另一种更猛烈的袭击形式”［7］（P190），所以只能“通过无产阶级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8］（P137）。苏共二十二大基于苏联社会主义已经取得最终胜利的估计，在“非斯大林化”中完全否定了斯大林的论断，继“三和”之后又提出“两全”的理论观点，并公开宣称他们已经走上“同斯大林不同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看来，这是苏共全面走向修正主义的里程碑，是对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公开背叛，苏联“正面临着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9］（P40），苏联共产党“正面临着从无产阶级政党蜕化为资产阶级政党，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蜕化为修正主义政党的严重危险”［10］（P493）。在这种情况下，“以苏为戒”就变成“对着干”的思维态势和实践，对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从“保护斯大林”转为全盘肯定“斯大林主义”，逐渐陷入维护斯大林社会主义理论的误区：“如果苏联的革命和建设是所谓‘斯大林主义’，这种所谓‘斯大林主义’就是好主义，所谓斯大林分子就是好的共产党人。”［4］（P78）社会主义教育也就由“政治挂帅”变为“政治要在百分之百的时间里起作用”［4］（P306），并应用论战中总结出来的关于苏联党变修、国变色的经验教训来反观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不同意见，把纠正“三面红旗”的失误当作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反映，断言和平时期必然要出修正主义，中国也会有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就是修正主义的根源。“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阶级斗争”［11］（P128），农村已有 1/3 的政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工厂有相当大的一个多数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统天下，文艺界的大多数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是一种危险性更大的资本主义复辟形式。经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高等教育部党组、教育部临时党组关于改进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意见》规定：“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根本任务，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青年，向他们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教育，培养坚强的革命接班人；是配合学校中各项思想政治工作，反对修正主义，同资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12］（P299），同时，在全国城乡普遍地、反复地开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社会主义教育完全成为阶级斗争教育、路线斗争教育和反修防修教育。

二

苏共二十大以后，世界上议论的焦点是斯大林问题，特别是关于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与大国沙文主义。他在列宁逝世后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长时期里，总是力图建立和保持苏联党和政府的中心地位，粗暴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把苏联党的路线、国家的利益强加于别国共产党和政府，肆意采取各种手段打击不愿意跟着其指挥棒转的兄弟党和国家。周恩来说：后来共产国际虽然解散了，但是苏共在过去长时期里养成了一种习气，即一切都要以它为中心、一切以它为转移、以它为首的大国沙文主义、大党主义思想，这种习惯越来越严重，发展到要求世界各国党都必须服从它的对外政策的地步［4］（P315-320）。邓小平、王稼祥、张闻天等都认为：斯大林逝世后，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基本没有改，也恐怕不容易改。苏共二十大时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事前不打招呼，事后念一遍就完，根本不顾及兄弟党、兄弟国家的感受。从彼得大帝开始，大国主义传统在俄罗斯人头脑中影响很深，这种影响是很难消除的。［4］（P6-7）苏共二十大以后，苏共一方面继续揭露和批判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错误，另一方面却顽固坚持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大党主义，强制推行自己的主张。1960年夏天，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同越共总书记胡志明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中苏之间自1958年起就不好谈了。他们提出要搞中苏共同舰队，要在中国搞长波电台，要派空军驻在我们国家里，这些我们都抵抗了。就是说，他们想要控制我们，我们不受控制，他们就不高兴，就打击我们，就整我们，实质就是这么一个问题。意识形态的争论，可以从长计议，但大国沙文主义非抵抗不可，没有谈判、妥协的余地［4］（P350）。后来邓小平也说：导致中苏两党关系的恶化乃至中断，“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屈辱。”［13］（P294-295）当然，中苏论战中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发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共产党是在以苏共为核心的共产国际帮助下建立的，而共产国际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挥中心，各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对于共产国际必须无条件服从。中国共产党人对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与“老子党”作风早有切身体会，深受其苦，也深受其害。但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屡遭蹂躏催生的深重屈辱感，激发了中国人民孕育已久的强烈民族意识和特殊民族心理，并在战争年代被中国共产党人提升为独立自主原则和自力更生方针，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党正是通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民族精神教育，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始终挺直民族的脊梁，同心同德顶住了来自苏共的种种压力，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争得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遭到国外敌对势力全面封锁被迫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使国家在经济、贸易和技术上对苏联过分依赖，隐藏着受制于人的风险。随着中苏两党之间意见分歧的不断扩大和加深，苏联政府继1959年单方面撕毁中苏两国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后，又于1960年背信弃义地撤走全部援华专家，撤销全部有关合同和科技合作项目，停止供应援助的设备和物资，还向中国逼债，使中国40多个部门的250个企事业单位陷入瘫痪状态，并在经济生活方面出现严重困难。毛泽东说：“实力政策、实力地位，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我们处于被轻视的地位……资本主义国家看不起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不给技术，憋一口气有好处”［14］（P872）。“现在苏联不援助了，我们要坚决实行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的方针。”“我们既不能向赫鲁晓夫乞求，也不能向美国乞求。”［4］（P337）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继续全面封锁的情况下，苏共背信弃义，处处迫使中国就范，更加强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设自己国家的决心。中共中央号召各部门、各省市“勒紧腰带，要争口气，要尽快把苏联的债还清”，即使所有的苏联专家统统撤走，所有的援助设备统统不给，所有的合约统统撕毁，我们自己也要搞建设［4］（P335）。中国人民正是以这种民族的坚强意志和勤劳智慧，又一次顶住了来自苏联方面的巨大压力，渡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并还清了苏联的债务，还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出了原子弹。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中苏论战中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就是苏联企图把中国纳入他们的经济轨道，中国则坚持走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道路，这是一个关系到能否维护中华民族利益，中国人民能否独立地发展自己国家的重大原则问题，绝不能听命于别人的摆布。首先，必须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优秀传统，树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坚定信念。中苏论战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通过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上涌现的一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先进事迹，培育了带有浓厚自力更生意识的民族精神。例如甘当社会主义建设这部大机器的一颗小小“螺丝钉”和克勤克俭的雷锋精神，一不为名二不为利只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焦裕禄精神，中国工人阶级艰苦创业的“铁人”精神和大庆精神，中国亿万农民战天斗地、发愤图强的大寨精神。这是中国人民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道路的巨大精神力量，并培育了几代社会主义新人，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但是必须看到，由于这些精神是纠正“三面红旗”恶果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产生和形成的，学习与宣传这些精神对于焕发人民群众克服国民经济困难的信心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起了重要作用，也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左”倾思想的泛滥。但是在中苏论战的影响下，中共始终将“三面红旗”设想为摆脱苏联模式及其控制的出路，而苏共又对“三面红旗”不断地进行冷嘲热讽、横加指责，说什么总路线是“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大跃进是“冒险主义”、“唯意志论”，人民公社是“大锅清水汤”、“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从而触动了中国政治的敏感点。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他怕东欧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15］（P601）按照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思维态势，不能不把党内外对“三面红旗”的不同意见与苏共的讥讽联系起来，使“拔旗”与“护旗”的斗争上升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反修防修”斗争的高度。在这种情况下，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铁人”精神、大庆精神、大寨精神及其相关的学习和宣传活动，也就不能不打上阶级斗争教育、路线斗争教育和“反修防修”教育的烙印。

三

从中苏论战的发展看，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至1960年4月中共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主要是在斯大林的评价与“和平过渡”等问题上的分歧，而且主要采取两党内部交换意见和正面说理的方式方法；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至1963年3月中共发表《评美国共产党声明》等七篇文章，主要是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莫斯科会议与苏共二十二大等事件的争吵，但都尽量避免在报刊上公开指名道姓地指责对方，如苏共总是以批判阿尔巴尼亚和霍查为名暗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中共也往往借批判南斯拉夫和铁托来影射苏联共产党和赫鲁晓夫；1963年3月苏共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至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主要围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斯大林的评价、时代、战争、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民族解放运动等问题公开进行激烈争论，这时的理论批判中已经夹杂着谩骂；此后至1966年3月苏共二十三大，虽然双方就是否召开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和援助越南等问题有过一些商讨，但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从前的“同志”已经变成敌人。1965年3月的莫斯科会议后中苏两党关系彻底破裂，1966年3月中共拒绝参加苏共二十三大后中苏两党关系完全中断。中苏论战的这种变化过程，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发生了重大影响。

如果说苏共二十大启动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进程，那么它也推动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新思考。在苏共二十大的影响下，国际上出现了东欧波匈事件，国内也发生少数人闹事的情况，知识分子则开始对党的作风进行公开批评。有的人仍用老眼光看待这些新问题，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主张采取旧办法实行镇压。中共八大及毛泽东在此前后所作《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重要报告，根据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实际与苏共二十大的启示，明确提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是思想认识问题，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解决。“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16］（P322）1956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农村工作的宣传通知》指出：在宣传中“首先要肯定成绩”，“也要恰如其分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必须是保护性的批评”，“批评要讲究时机，要讲究火候。”［12］（P256）1957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农村思想工作为完成今年征粮购粮的指示》规定：粮食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应在全国各地农村普遍深入地进行一次社会主义的宣传运动，“透彻说明全国粮食的情况，重申统购统销的重要意义，通过回忆对比的教育，批判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的危害性。”［12］（P276）1957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对中央宣传部关于设立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报告的批示》说：“学习的方法，应该精读文件，又进行自由的和充分的讨论。”［12］（P278）由此可见，在中苏论战的影响下，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开始改变中共原来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将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划等号，把不同思想认识视为阶级斗争的反映，用大批判来处理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但由于这时中苏之间的分歧是“九个指头相同，一个指头不同”，“我们目前的方针，还是帮助他们，办法就是同他们当面直接讲。”［5］（P370）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就基本上仍遵循着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团结—批评—团结”方法。

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建立长波电台与共同舰队遭到拒绝后，便实行一系列措施向中国加压。毛泽东说：“他们要控制中国海岸，我们不干。”［17］（P144）从此中苏两党分歧发展为两国关系的恶化。中共认为：苏共实行的是现代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中苏论战是一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修正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路线斗争，但右倾机会主义是党内问题、人民内部问题，仍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批评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18］（P292）。与此相联系，1958 年 8 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展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决定：“运动自始至终，都应该按照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充分发扬民主，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场会、展览会等形式，做到真正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使这个运动真正成为广大群众的自我教育运动。”［12］（P281）这就是把党内关于“三面红旗”的不同意见上升为路线斗争问题，把宣传急于过渡、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作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并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作为迅速解决思想问题的民主方法，后来又把反对所谓“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中共认定苏共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形成了完整体系，赫鲁晓夫为首的高薪阶层已经蜕化为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代表，必须把他们与帝国主义者及各国反动派等同看待［19］（P37-38）。但是，当大规模的公开论战拉开序幕后，仍把它看成无非是笔墨官司，并在论战中按照“留有余地”原则没有点苏共及其领导人的名字，尽量将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与此同时，1961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规定：“这次教育，要完全采取正面教育的方法。不论是县上召开的干部会议，农村中开的群众会议，都要摆事实，讲道理，通过与会者耳闻目见的、同他们切身有关的事例，把大道理讲清楚。绝不许开斗争会、‘辩论’会，不许进行典型批判，也不要贴大字报。要提倡畅所欲言，自由讨论，以理服人，并且容许别人保留意见。总之，要发扬民主，做到既提高思想，又心情舒畅。”［12］（P285）由此可见，中苏论战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影响是何等巨大！

然而，苏共却对中共步步紧逼，挑动部分欧洲国家共产党掀起攻击中共的恶浪，并公然利用中国暂时经济困难制造多起破坏中苏两国关系的摩擦事件。帝国主义的威胁，兄弟党的围攻，国内建设的挫折，更坚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意志。1963年3月苏共抛出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主张后，中共认为苏共不仅形成了一整套修正主义路线，而且走上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已经发展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于是决定撕破脸皮同“苏修”论战到底。同时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反修防修斗争引申到国内，进一步发展了反右派斗争和关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断言中国已经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规定在全国城乡普遍开展“大规模地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的概念，并采取“扎根串连”、“背对背揭发”的对敌斗争方法。1964年9月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高等教育部党组、教育部临时党组关于改进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指出：“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根本任务，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青年，向他们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教育，培养坚强的革命接班人；是配合学校中各项思想政治工作，反对修正主义，同资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17］（P299）从此，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便“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强调时时、事事都要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分析和处理问题。10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社会主义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批转天津小站夺权斗争的经验，随后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量人民内部矛盾被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思想政治教育完全陷入错误的轨道。

［1］何一成，吴春庚.意识形态分歧掩盖下的国家利益之争［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5）：48-54.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3］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4］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5］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7］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8］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0］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63.

［12］李德芬.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料选编［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1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17］廖盖隆.新中国编年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On Sino-soviet Debate’s Influence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CP

HE Yi-cheng，ZHANG Dong-xu
（The Public Management Institut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1，China）

Sino-soviet debate was a conflict of different Marxist internal ideologies，in which Stalin renewed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thought on socialistic problem，and also inspired our thought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The thinking pattern and its practice from“Sue for quit”to the Soviet practice for quit to“ring to rebel”type adjusted our routes and means，and had a great impact on ou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ino-Soviet debate；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influence

G414.1

A

1000-2529（2011）05-0074-05

2011-04-18

何一成（1947-），男，湖南江永县人，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东旭（1989-），男，湖南长沙市人，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校：文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