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喆清

(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江苏南京 210094)

西汉社会的控制体系及其当代意义
——董仲舒社会控制思想的启示

康喆清

(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江苏南京 210094)

西汉时期社会结构相对稳定,社会运转良好,这与董仲舒的社会控制思想关系密切。董仲舒社会控制思想的理念及建构方式对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与启示。

董仲舒;社会控制;理论基础;当代意义

社会控制是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是指社会组织利用社会规范对其成员的社会行为实施约束的过程[1]8。通过社会控制,可以使社会运行的各个系统之间的关系得以协调,修正他们的运行轨道,控制他们的运行方向和运行速率,使之功能耦合、结构协调、相互配套、尽量使各社会运行系统同步运行,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相对稳定地延续了两千年,其中传统的社会控制思想起到了关键作用。董仲舒是汉代最重要的儒家学者,是奠定整个汉代思想性格的关键人物[2]13。董仲舒的思想是随着西汉时期大一统专制政治的成熟而出现的,他的思想也是服务于当时的统治阶级的,董仲舒以先秦儒家思想为根基,吸收阴阳五行以及其他学派的思想,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社会控制体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深入研究董仲舒的社会控制思想,对于当今时代社会控制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 董仲舒社会控制思想的历史根源

董仲舒社会控制思想体系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汉初,由于经过多年的秦末战争,百姓流离失所,田地荒芜。汉初经济就建立在一片废墟之上,举步维艰。西汉始主刘邦本无学识,加上其手下也无几人受过正规教育。使得西汉建国之初,统治上层拿不出具体的治国方略。这时被司马迁称为“汉家儒宗”的叔孙通通过其朝仪征服了刘邦,使得刘邦崇尚武力、轻视知识分子的念头逐渐被打消了,为董仲舒的出现埋下了伏笔。由于汉初的经济状况过于紧张,故汉初统治者基本采用黄老“霸王道杂之”为主的社会控制思想。经过高祖、惠、吕后及文帝景帝几十年的无为治理,到汉武帝时西汉经济已大为好转,百姓安居乐业,国库充足。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不甘于现状,“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想干一番大事业,黄老之术显然不合他的口味。于是,在公元前140年、公元前134年两次颁诏征召贤良,让天下饱学之士为其雄心的实现出谋划策,董仲舒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投汉武帝所好,“应策”而出,有名的“天人三策”奠定了其思想的基础。

董仲舒作为当时的儒学大师,总结以往的历史经验,深知单靠儒家思想,不可能有效地控制天下。所以他兼收并蓄先秦众家学说,提出了一套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兼收阴阳、墨、法等家的思想,以内控为主、外控为辅,内外控机制兼备的社会控制思想体系。

二 董仲舒社会控制思想的理论基础

从社会控制的作用来看,它具有明显的依赖性,所谓依赖性是指社会控制只有依赖于社会实体才能起作用。这些实体包括社会组织、社会个人和传递社会规范内容的信息媒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社会个体,也就是社会人。因此,教而后善的人性论以及在此之上的天人感应的宇宙观就成为董仲舒社会控制体系赖以建构的理论基础。

(一)社会控制的人性论基础

人性问题是古今中外的社会学者所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如美国社会学家 E·A·罗斯在1901年出版的《社会控制》一书中认为,在人的天性中存在一种“自然秩序”,包括同情心、互助性和正义感三个组成部分。人性的这些“自然秩序”成分,使人类社会能处于自然秩序的状态,人人互相同情、互相帮助、互相约束,自行调节个人的行为,避免出现因人与人的争夺、战争引起的社会混乱。我国先秦时期学者对人性问题也有诸多类似的研究与讨论,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董仲舒提出了他对人性的看法,并以此作为其社会控制思想体系的理论前提,从而论证了社会控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董仲舒既反对孟子的性善论,也反对荀子的性恶论,提出了“性者,天质之朴也”[3]329的人性学说。他认为,性是人的一种天生的素质,人性既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而是“贪仁之性两在于身”,人性兼具“贪仁二气”、“善恶两质”。“故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3]375也就是说,善虽出于性,但性与善有所区别,犹如米出自于禾中但与禾区别一样。善不是与生俱来的,善形成于后天的教育。“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3]376以此说明“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的道理。总之,作为天质之朴的性之所以能善,全在于王教,人事中的善是教化的结果。董仲舒对人性有善质及恶质,须经过教化才能为善的探讨,实质上是论证了社会控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问题。“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正因为人有善质,经疏通、引导方可为善行,因而社会控制才是可以奏效的。另一方面,正因为人有恶质,若无有效的控制,则必然导致恶行的出现。因此,没有社会控制机制的建立,善质就不可能外化出来成为善行。社会控制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是可以实现的。“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4]2503总之,董仲舒所构筑的整个社会控制体系由人性的“待王教而后善”而具备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其社会控制思想也因此而成为天经地义,不可怀疑的了。董仲舒的社会控制思想体系就是建构在这样一个理论基础上而层层逐步展开的。

(二)社会控制的宇宙论基础

为论证社会控制的合理性,董仲舒提出了“天”作为其社会控制思想的形而上根据。

首先,董仲舒认为,天不仅为人之本,也与人相类。“天地者,万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3]385人不仅形似,而且天还和人一样有情感,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甚至认为人的道德也与天同类。“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3]509总之,天是放大了的人,而人则是缩小了的天,天人相类,天人相通,天人合一。

其次,董仲舒认为:统治人间的君主,其君权也是上天所赋予的。“天子命无常,唯命是德庆,”也就是说,天子之命不是永恒不变的,只有有德者才能得到天命。所以在他看来,只有德侔天地者,皇天才“佑而子之,号称天子”。[3]518天子,“号天之子也”[3]509人君受命,乃“百神之大君”的天意之所予也。有情感有意志的天通过授权于君王,间接行使着对人间的统治权,直接行使统治万民权力的则是受命于天的君王。在他看来,从历史上看,历代君主都是从上天那里得到受命,然后才得以称王的。如“汤受命而王”,“文王受命而王”,后继者也是如此。为把君王描绘成为一个可与天地之道相通的神灵,理所当然的民众统治者,董仲舒从造字上进行了论证。“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3]401在董仲舒看来,天、王、民三者,必须是王法天,民法王。有意志有情感与人相类的天既然是万物的主宰,因此受命于天、统一于天的君王在人间建立君权独尊的大一统政治,也就是天经地义的了。

总之,董仲舒所构筑的整个社会控制体系由于本于天,从而由天的神圣性而具备了合理性、权威性,由人性的“待王教而后善”而具备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其社会控制思想也因此而成为天经地义,不可怀疑的了。董仲舒的社会控制思想体系就是建构在这样一个理论基础上而层层逐步展开的。

三 董仲舒社会控制思想的主要内容

从内容上看,社会控制可分为内控和外控两套机制。“前者是建立在社会伦理教化和道德规范基础之上的,通过人们的良知和理性而得以实现;后者则是建立在道德审判、巫术、宗教、法律、禁令、政令之上,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强制力得以实现。”[5]3董仲舒的社会控制体系也是如此,他在人性论与宇宙论的基础之上,为统治者设计了一套比较完备的社会控制体系,它以循环论为模式,内控为主,外控为辅。

(一)以“德化”为内容的内控方式为主

董仲舒继承了先秦儒家的社会思想,主张治理天下当以“王道”为本,提出了比较宽松的“德化”思想。这个“德化”,不仅“化”民,也包括“化”君。董仲舒将儒家、墨家、阴阳家等思想糅合为一体,对君、臣以主万民提出了不同的道德标准,成为其“德化”思想的核心。

首先,以“内圣外王”之道来制君。董仲舒鉴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为统治者设计了一条通往天下大同的道路,“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一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来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如此完美的社会理想,即是由“人君”从“正心”开始,层层外推而实现的。

其次,以“三纲五常”之道来制民。董仲舒概括出了“三纲五常”的理论,认为君臣、父子、夫妇主从尊卑之序,皆“取诸阴阳之道”。通过这种方式,使得上至天子,下到臣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社会定位并自觉加以认可,社会各阶层保持着一种相对的稳定结构。并且以“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来完善社会控制系统网络。董仲舒以十分具体的比附方式,将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的一些基本行为、社会政治结构联系起来,论证了人类的某些行为和社会结构的合理性,从而论证了人类社会政治结构模式的合理性。

(二)以“罪罚”为内容的外控方式为辅

董仲舒的治世方案,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外控思想,它包括非正式的社会外控思想和正式的社会外控思想。前者主要取法于儒家、墨家、阴阳家,后者主要取法于法家。

首先,董仲舒吸收墨家、阴阳家和商周天人关系思想,发展和完善了“天人感应说”,创立了“人副天数”理论。在董仲舒的“天人”理论中,“天意”“天罚”“天告”事实上也构成了非正式的社会外控机制。董仲舒的“天”吸取了各种“天人观思想”,成为君主的监督者,并使统治者产生畏惧心理,从而使统治者有限地“恤民”以防“天告”,努力工作以防“天罚”。

其次,董仲舒吸收法家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统治措施,实际构成正式的社会外控途径。董仲舒直接引用儒家经典《春秋》作为审判的依据,其主要目的就是运用法律的力量,使儒家的伦理道德真正成为人们各项活动的准则。这实际上是“德化”为主的内控方式的一种延续。

总之,董仲舒的社会控制理念是循环论。其控制理念的运作过程是天控制君,君控制天下万民,民事又感知于天,而天对君施控要参考民事,民事成为天与君相连的纽带。天子下观民事可知天意,对下施控不滥用权柄,广施仁义,民事乐,天意即附。否则,国有失道,天必“遣告之”“警惧之”。于是“天君民—天”的循环控制模式便建立起来。整个控制结构环环相接,循环互控。

四 董仲舒社会控制思想的现时代解读

董仲舒提出的循环控制论作为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被上层统治者采用的社会控制模式有其严谨性和适用性。

(一)董仲舒的社会控制思想中包含着立足以人为本的社会和谐观念

一般而言,一个时代思想家的思想既有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又与这个时代的社会现实需求、变化密切相关,董仲舒的思想即是如此。他的控制思想一方面是对秦朝“严刑峻法”的批判和更化,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另一方面,由于人民从长期的战乱中解脱出来的时间还很短,他们迫切需要的是安居乐业;同时,受秦朝政策的影响,西汉统治者面临着“常欲善治而今不可善治”的难题,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董仲舒在社会控制方面提出任德教的政治主张,不能不说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它既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普通民众的要求与呼声,其思想中体现出的社会和谐观念更是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二)董仲舒的社会控制思想中包含着追求长治久安的社会稳定观念

社会稳定,是历代统治者所致力追求的政治理想。董仲舒的治国方略在政治上维护和巩固了汉王朝的长治久安、具有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社会功效、对如何保持封建社会长治久安做出了巨大的理论。他的以“教化为大务”、以“刑罚威其恶”的思想被汉武帝及其后继的汉代统治者所奉行,董仲舒的思想不仅对当时,而且对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统一、巩固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对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贡献不容忽视。

(三)董仲舒防患于未然的社会控制思路为社会稳定提供了先进理念

管理一个国家,德教与刑罚是不可缺少的两手策略,董仲舒所说的德治,并不是完全不任刑罚的德治,而是以德治为前提,教化、刑狱同时并用,两者相辅相成,“教,正之本业;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3]509教化是为政的根本,刑狱是为政的末梢,虽然方式不同,但意义是相同的,都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安定社会秩序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董仲舒社会控制思想中包含着深刻的防患于未然的政治理念,这一政治理念反映出董仲舒政治思想的历史进步性,同时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也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假定统治者真能以仁爱人,以义正我;对人民先富而后教,那么,统治者所希望的政权稳固、君仁民从、上下和洽的社会一定会出现。

(四)董仲舒严谨而完整的社会控制结构为社会稳定提供了制度保证

从控制手段看,董仲舒的循环论最核心的就是君控制民,民反告于天,天惩罚君。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天是万能的、公正的。董仲舒通过神权、君权、父权、夫权的“伦常”理论把当时社会的价值取向控制在其理论框架内。通过建立组织、制度、文化等诸方面体系,当时的社会也达到了一种相对的和谐与有序。从其控制过程看,董仲舒的社会控制思想包含了决策、实施、监控和反馈等四个环节。决策环节是指处于层级控制顶端的控制者为控制的方向和力度做出具体规定的过程,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为适应当时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做出的重大决策,在当时它起到了统一思想的作用。实施环节是指控制手段施加于控制对象的具体过程。监控环节是指决策机构对实施环节和控制对象进行监份、核察和调控的过程。董仲舒的“五行相克相生”思想虽是一套彻底的唯心理论,但在当时自然科学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对维护封建秩序,对官民的思想行为动态的掌握不可谓不奇。[6]47反馈环节是指控制过程的输出结果对控制过程产生影响的过程,社会控制的实现,表现为人们的行为与社会所要求的规范保持一致。在董仲舒的思想体系中,他主要是通过“天”的意志来体现,君臣的作为善否是靠“天意”、“天告”、“天罚”来表现。

概言之,董仲舒的控制思想体系是环环相扣,严谨而适用的,它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心智与精髓,它为社会成员提供合乎社会目标的社会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模式,调适人际关系,规定了各社会群体或社会集团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利和义务(在封建社会里主要表现为规定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和被统治阶级的被统治地位),制约和指导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限制他们之间利益竞争的范围,调整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避免产生大规模的对抗性冲突,从而协调了社会运行的各个系统,控制了它们的运行方向和运行速率,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协调发展和进步。

[1] 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2] 王永祥.董仲舒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

[3] 苏 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

[4] 班 固.汉书·董仲舒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 [英]马丁·因尼斯.解读社会控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

[6] 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The Social Control System of West H an Dynasty and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s——Enlightenment of Dong Zhong-shu’s Thought of Social Control

KANG Zhe-qing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Nanjing 210094,China)

The structure of West Han Dynasty was comparatively stable,and the society operated well,which resulfed from Dong Zhong-shu’s thought of social control.Dong Zhong-shu’s thought of social control as well as its structure has a great significance and enlighten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in China.

Dong Zhong-shu;social control;foundation of theory;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K234.1;D6

A

1671-1181(2011)02-0072-04

2010-10-28

康喆清(1985-),男,山西太原人,博士,研究方向:中外社会思想史比较研究。

(责任编辑:宋耕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