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政治的互动：俄罗斯政体选择再解读

2011-04-13韩松洋

河南社会科学 2011年2期

关键词：东正教沙皇皇权

韩松洋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河南郑州 450001）

宗教与政治的互动：俄罗斯政体选择再解读

韩松洋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河南郑州 450001）

俄罗斯是具有浓厚宗教传统的国家。无论是最初的多神教还是后来的东正教，均在俄罗斯得到生存与繁盛。宗教传播在带给俄罗斯宗教信仰的同时，与政治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以强势的姿态在俄罗斯君主专制政体的历史演变进程中打下深深的烙印。作为一种民族意识形态，宗教对俄罗斯政治结构和政治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并与君主专制政体具有内在的契合性。

东正教；俄罗斯；君主专制

宗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总体来说，世界各国民族精神的塑造与主流思想的萌发多受到宗教思想的影响。中世纪欧洲各国，宗教势力极为强大，同世俗王权既相互利用又互相斗争。抛开分歧大小来看，政教双方在树立神权政治这一点上，步调是较为一致的。在中世纪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东正教一直是俄罗斯帝国的国教且长盛不衰，其根本原因在于东正教会拥有维护阶级统治的丰富经验，并逐渐演变成为俄罗斯封建统治者建立专制集权强有力的精神支柱。这一时期由强烈信仰东正教的农民阶级所组成的社会底层构架，为俄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提供了稳定可靠的思想基础，在农民阶级身上所表现出的保守观念与虔诚的宗教信仰相结合，使俄罗斯社会处于一种“固化”的状态之中。换言之，东正教与俄罗斯君主专制政体的形成与发展有密不可分的联系。长期以来，学界对此尚未有足够关注，似略有缺憾，本文拟对这一论题做些尝试性的解读。

一、“爱”的教义：俄罗斯民族向心力的道德基础

东正教所信奉的《新约全书》中《哥林多前书》部分释读了关于“爱”的教义。书中劝告人们要彼此相爱，因为没有爱的人就无法接近上帝。东正教道德规范的源泉就建立在“爱”的教义基础之上。

对于“爱”的教义，《哥林多前书》给出了言语详细而又意义隽永的解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1]俄罗斯普通民众信仰至善的上帝，他们认为只有通过爱自己周围的每一个人，才能实现对上帝的爱，所以“爱上帝、爱邻人”就成为其基本的道德准则；他们认为上帝是父亲，所有人都是同一大家庭的兄弟，所以“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就成为其社会秩序运行的道德依据。邻人即兄弟，只有通过对“兄弟”的爱，才能获得对上帝的爱；生活当中应当平等地对待周围所有的人，包括恶人。那些“恶人”“罪人”不仅是有罪之人，而且也是我们应该给予关怀的“不幸之人”[2]。需要指出，东正教教化下的俄罗斯民众并不尊崇《马太福音》中关于“爱仇敌”的教义，这种“爱”有一定的适用范畴，仅适用于本民族内部。当自己国家、民族的利益和“他者”发生冲突时，东正教会号召本民族内部团结一致，坚决和本民族以外的所有敌对势力抗争到底。

在东正教教化下的俄罗斯，人民内部亲如一家，大家身上流着同样的血，有着同一个“父亲”——上帝。所以，这种教义是俄罗斯民众热爱祖国、增强自身民族凝聚力、为祖国奉献自己一切的深层原因。封建社会时期，信仰上帝、执著于上帝之爱的俄罗斯民众主张的民主、自由是在沙皇政权统治下的民主和自由，即所谓“政权归沙皇，人民则有提意见的权利”[3]。作为君主专制制度的忠实拥护者，斯拉夫派认为，为促发沙皇的善良意志，民众只能温和地向沙皇进言，其前提是自己的建议对于专制政权、对皇权的威信没有任何伤害。

处于专制独裁统治下的俄罗斯民众特别是农民阶级是非常淳朴的，他们不期望自己拥有政治权利，不关心政治权力纷争，不向往暴力变革，认为沙皇统治民众，民众安心种地，是上帝的安排。一言以蔽之，在俄国，民众和君主的关系不是外在的法律形式，而是他们发自内心对君主的“爱”。这种爱的思想基础就是东正教所信奉的《新约全书》第七章《哥林多前书》中关于“爱”的教义。

二、皇权神授：俄罗斯君主专制的至上权威

“皇权神授”思想有两层含义：其一，沙皇是上帝选定的在尘世间的代言人，是伟大的“受膏者”，沙皇的权力来自上帝，皇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其意即民众要避免死后受沉沦之苦，就必须像敬畏上帝那样敬畏沙皇。正如对上帝的任何决定决不能质疑一样，同样，对沙皇的任何决断，决不能提出任何异议。其二，以沙皇为首的统治者向民众和上帝负责，违背上帝的旨意滥用职权就会受到惩罚。其意即沙皇只有具备《哥林多前书》中所讲授的“爱”的精神，才能不辜负上帝赋予的重托，像基督一样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拥有对民众的爱、同情心和民族使命感，为所有人操心劳神，为自己多灾多难的民众而痛苦、哭泣，为他们日夜祈祷，并在苦难中建立功勋。从此以后，每次新君主登基，都要受到东正教大主教的加冕，由大主教亲自将象征皇权的王冠戴在新君主的头上，以示“皇权神授”。举行这样的宗教仪式的目的，在于向虔诚的俄罗斯教民表示：君主不是外在于人民的独立现象，他是上帝为人民所选出的受苦受难的救世主，拥有了他民族才完整，在他的带领下民众才可以走出苦难，得到拯救。

“皇权神授”的第一层含义从宗教的角度规定了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即提倡民众对皇权和统治者忍耐、服从。在教会的宣传之下，这种思想逐渐成为俄罗斯民众所接受的道德规范。这种道德规范受到统治者的欢迎，很快就成为封建统治者统治民众的思想武器。

“皇权神授”的第二层含义表明教会对无限皇权进行道德上限制的意图，这为日后教权和皇权的冲突埋下了伏笔。谁能够对皇权进行监督，防止沙皇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而鱼肉百姓？只有东正教会。俄罗斯历史上教权和皇权之间最大规模的一次冲突发生在尼康改革期间。牧首尼康（патриар х Никон，1605年—1681年）把皇权比做月亮，把教权比做太阳，而皇权的光辉只不过是教权的辉煌在尘世间的一种影射。教皇是沙皇在尘世间权力的授予者和监督人。如果沙皇的行为违背上帝的旨意，则教皇有权指出其不足，并责令其改过自新。

教权和皇权斗争的结果以尼康的失败而告终，牧首尼康被废黜，其教权监督皇权的尝试在俄国宣告破产。东正教会的牧首们再次明确皇权和教权的关系，指出牧首应当服从由神授权的沙皇的命令。这次斗争的失败使得皇权再次得到扩张。从此以后，尘世间再没有能够制衡皇权的力量，人民只能期望沙皇良心未泯，自愿用上帝的律法进行道德上的自我约束。正如斯拉夫派著名学者科舍廖夫在给俄国著名作家、哲学家亚历山大·赫尔岑（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Герце н，1812年—1870年）的信中写道的：“专制制度是可以的，暂时还没有其他强有力的、能限制它的力量。”[4]

伊凡三世·瓦西里耶维奇（Иван III Васильевич，1440年—1505年）本是莫斯科公国的大公，成为全俄罗斯的君主后，被教会尊为“真正的东正教世界首领”。1492年，俄国东正教都主教左西玛（Зосима）长老，称伊凡三世为“君士坦丁堡的新皇帝”，莫斯科是“新的君士坦丁堡”[5]。1561年，教会称伊凡雷帝（Иван Грозный，1530年—1584年）为“全宇宙的东正教沙皇和君主”[6]。俄罗斯沙皇的统治权进一步加强，成为人民精神上的统治者。与此同时，东正教会所宣扬的“皇权神授”思想也正式以官方的形式确定下来，沙皇成为整个民族和宗教在世界舞台上的象征。这种思想把沙皇的权力和人格与国家概念等同起来，在人民心目中，沙皇就是国家的父亲，是一家之长，是百姓的救世主。于是，原先的上帝崇拜现在变成了统治者崇拜，从此俄罗斯人民把改变民族命运的希望寄托在沙皇身上。

三、东正教、专制制度与人民性：教权、皇权与道德的完美结合

1833年，国民教育大臣乌瓦洛夫（С.С.Уваров）提出的“东正教、专制制度、人民性”三位一体的理论可以视做对“皇权神授”思想的补充和加深。理论的主要含义可以这样理解，专制制度是满足本民族传统“大家庭”生活方式最为妥善的政治体制，沙皇是“大家庭”的父亲，是上帝选定的“受膏者”，其统治地位不可动摇；民众是“大家庭”的子女，应该服从父亲的领导，受到父亲的呵护；东正教宣扬的是上帝的旨意，是社会稳定的道德基石，具有不可取代的国教地位。这一理论认为君主专制制度、东正教会与下层民众三者，是一个大家庭不可分割的成员，缺一不可，应该服从上帝的旨意，相亲相爱、共同进退。

“东正教、专制制度、人民性”三位一体概念的提出，是为了使君主专制制度更加神圣化。在东正教会的有力宣传下，俄罗斯民众心目中的专制制度不是法权，而是上帝本身，是上帝的恩赐，而非人为的设定。因此，专制制度在百姓的心目中并不是作为一个法制概念，而是布道者的概念，被列入宗教范畴，进而成为道德范畴。这是俄罗斯民族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民族对君主专制制度的独具一格的理解。俄罗斯社会是一个由底层民众和沙皇共同组成的“血肉联盟”，一个与沙皇融为一体的大家庭。对于劳苦大众来说，沙皇不是某种来自外部的强制性力量，而是受苦受难的“父亲”。为了沙皇，民众甘愿受苦。对于民众而言，沙皇就是民众自己，是民众全部思想、希望和信仰的体现。俄国臣民忠君、忍耐、顺从的性格就是在这种宗教环境下培养出来的。

四、愚忠的反抗：期待好沙皇

在俄国封建社会贵族地主残酷的剥削统治下，农民的生活痛苦不堪，就算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东正教所倡导的“爱”的教义、“皇权神授”以及“东正教、专制制度、人民性”三位一体的说教依然是俄国下层劳动人民的伦理道德基础，依然被东正教徒视为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的道德准则。当沙皇的政策、行为不尽如人意之时，俄罗斯民众只会自欺欺人地想象现任的沙皇不是真正的沙皇，真正的沙皇还没有到来。于是，民众永远期待下一位沙皇，希望他是真正的“受膏者”，而民众相信真正的好沙皇一定具有皇室的血脉，产生于统治阶级内部。

16世纪中叶，沙皇政府颁布一系列法令加快了俄国农民农奴化进程。为扩张领土，沙皇政府连年发动对外战争，战争重负大都转嫁到下层民众身上。遇到灾荒瘟疫，生活更是苦难不堪。因此，社会各界起义此起彼伏，但需指出，起义者多打着被废黜帝王的旗号或保卫东正教的口号来号召同盟者。例如1667年，斯杰潘·拉辛领导的起义队伍伪称“起义队伍里有早已死去的皇太子阿列克塞·阿列克塞耶维奇，并说他是奉父命到莫斯科去惩罚叛徒的”[7]。起义军提出的口号是：“我们是为了贤明的君主去消灭那些富有的地主和封建贵族。”[8]1705年7月30日，由于彼得大帝削减射击军的薪饷40%，引发了阿斯特拉罕射击军起义，起义军的口号是：“保卫东正教，反对革新和外国人。”[9]1762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宣布贵族不再为国家服役，这项决议使本来就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民众生活负担愈加沉重，农奴制和社会现实的矛盾陡然激化[6]。这样的社会状况终于导致1773～1774年的普加乔夫农民起义。为使起义获得底层民众的响应，农民起义者以拥护“好沙皇”彼得三世来表明他们对当朝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仇恨，因为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在1762年发动宫廷政变，谋杀了亲夫彼得三世。起义者散布“好沙皇”彼得三世仍然活在人间，他即将归来，并带领民众走出苦难深渊的谣言。历史上曾经有14人冒充死而复活的彼得三世，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普加乔夫了[10]。

农民战争中“期待好沙皇”的口号充分体现了俄国农民忠君的思想。集皇权和神权于一身的沙皇在农民心目中是“救世主”在尘世的化身，是人民摆脱苦难的唯一希望。而现实生活中课扣重税、欺压民众等丑恶社会现象都是贵族和地主背着善良沙皇的所作所为。因此，农民在内心深处敬畏和拥护沙皇，期待他把劳苦大众从农奴制的桎梏中解救出来。这种对宗教的虔诚信仰无疑为维护沙皇专制统治提供了最根本的精神基础。

五、历史的印痕：东正教与近代领袖崇拜

真正的沙皇是上帝指派来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的，他定会带领人民脱离苦海。这种宗教思想，不仅封建社会存在，现代也同样存在。当苏联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之后，站在胜利广场上阅兵的斯大林被人民称之为“祖国之父”。当苏联解体后，人民感到了极度的失望。戈尔巴乔夫下台后，新上任的俄联邦总统叶利钦，针对俄罗斯现状进行了一系列强硬的改革，其中包括重新扶植东正教信仰走上历史前台，因此被人民称为“民族的父亲——О тец нации”。民众对叶利钦的改革措施感到失望之后，就传说那个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人不是真正的叶利钦，而只是长相和叶利钦相近的替代品，而人民应当把真正的叶利钦找回来。普京总统上台后，提出了“强国富民”的口号，并成功地将“病入膏肓”的俄联邦经济从濒临破产的边缘拉了回来，使其步入正轨。当总统普京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取得成效后，人民再次将“民族之父”的尊称送与了总统普京。俄罗斯民间还唱诵着《嫁人就嫁普京这样的人》的歌曲，来表达对总统的崇敬之情。这一特殊现象说明：千百年来的宗教传统已经使俄罗斯人民习惯处于“被领导”、“受保护”的地位，俄罗斯民族的领袖就像是一个庞大家族的族长、一个巨大村社的头领，而俄罗斯民众就像迷途中的孩子，需要一位强有力的领路人，在苦难的道路上为其寻找“食物”，躲避“豺狼虎豹”的侵袭，为劳苦大众遮风避雨，带领民众走向通往幸福生活的正确道路。

从正面效应上来讲，东正教所倡导的道德说教是爱国主义和民族凝聚力的源泉，促进了民族内部和谐和社会和平稳定发展；但从另一方面来讲，正是由于东正教的存在，才形成了古、近俄罗斯民族性格中逆来顺受、无个性的集体主义精神。很明显，与流血牺牲的反抗相比，集体生活的温暖舒适及大家庭的约束会让这个民族感到更加容易适应生活。俄罗斯东正教信仰就像一条温柔的河流，静静地守护着属于自己的那一片流域，千百年来滋润着俄国民众的心灵，未曾干涸。这种信仰具有女性化的特点，就像一位护犊的母亲，对内维持这个“大家庭”的等级秩序，保持其内部和谐。但这位温柔的“母亲”需要为俄罗斯民族寻找一位孔武有力的“父亲”，带领“孩子们”去克服困难，创造民族的光明未来。为避免“孩子”和“父亲”的冲突，这位“母亲”不惜使其儿女逆来顺受甚至“隐居深山，不问世事”。

毋庸讳言，东正教信仰是古、近俄罗斯民族闭关锁国国策的根源。俄罗斯著名学者恰达耶夫就曾把俄国的一切不幸都归因于东正教的兴盛，认为东正教对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他指责东正教容忍奴役制度、从未高声抗议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施加令人厌恶的暴力[11]。恰达耶夫的思想在经济不景气、社会贫富差距加大、个人主义盛行的俄罗斯社会，代表了一部分民众的思想。

[1]中国基督教协会.新旧约全书—新约全书—哥林多前书[M].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1989.

[2]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3]费多索夫.苏联历史（19世纪至20世纪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4]白晓红.俄国斯拉夫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5]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中外人文精神钩沉[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

[6]Б.А.乌斯宾斯基.乌斯宾斯基选集（第1卷）·沙皇与上帝·文化符号学[M].莫斯科：格诺济斯出版社，1994.

[7]唐枢，张宏儒，等.外国历史大事集（近代部分第1分册）[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

[8]郑之，王平.世界中古史纪略[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9]尼·伊·帕甫连科.彼得大帝传略[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

[10]斯米尔诺夫.俄国十七、十八世纪的农民战争（前言部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1]R.A.马里宁.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责任编辑吕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