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漕运的社会职能看道光朝漕粮海运的行之维艰
2011-04-13曹志敏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5期
曹志敏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天津 300387)
从漕运的社会职能看道光朝漕粮海运的行之维艰
曹志敏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天津 300387)
嘉道年间,漕粮河运陷入形势竭蹶的境地,从技术角度而言,漕粮海运在明清时期已经完全成熟,但道光朝的漕粮海运却行之维艰,学术界多将其原因归结为道光帝缺乏改革魄力以及河运既得利益集团的竭力阻挠、水手难以安置问题等,本文从漕粮海运所承载的政治社会功能的角度,来透视漕运改革所牵涉社会阶层的复杂性,从而探讨道光朝漕粮海运维艰的深层社会原因。
漕运;社会职能;道光朝海运;行之维艰
明清两代定都北京,远离东南财赋之区,因此保持大运河畅通,以使南方财赋源源不断流向中央,就成为动关国计的大事。而横亘东西的黄河夺淮入海,与运河交汇于苏北,则以其“善淤、善决、善徙”而成为运河的死敌。明清时期黄河、淮河决溢频仍,不仅事关民生,而且使作为帝国生命线的运河面临冲毁、淤垫的威胁。为了保持漕粮运道的畅通,明清两代建立了非常完备的河工制度,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物力,在黄淮运交汇之区,河工频举,对清代国计民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众所周知,漕粮运输对于维护京师粮食供应,乃至整个帝国的稳定,具有非凡的重大意义,因此清代漕运制度之全面,规定之细密,法令之严整,为历代所不及。嘉道时期,随着吏治的败坏、黄河的决溢、运河的浅涸,漕粮河运的弊病日益凸现,成为困扰整个社会的严重问题:“上既出百余万漕项,下复出百余万帮费,民生日蹙,国计益贫”[1],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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