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逸新

(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淄博255049)

《史记》作为由司马迁个人独立完成的具有完整体系的著作,代表着两汉史传的最高成就,它在结构体制、述史方法、撰述意识和文学性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对后世史传著作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史记》的结构形态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正史”和纪传体通史,它在体制上起例发凡,具有开拓之功,成为后世史传的典范。徐复观先生在谈到《史记》的体例渊源和意义时说:“史公将史料完成史学的构造,即是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二列传。这不仅奠定了两千多年来正史的格局;并由本纪而上承《左氏春秋》,下开《前汉纪》之编年体。由年表而上存谱牒,下开年谱等无数法门;由书而下开三通;由世家而下开族谱并地方志;列传树立后来文学家的传记文学的典型,衣被两千年而不坠。凡此体制,史公殆各有所本,尤以受《左氏传》及《国语》的影响最大。”[1]204-205依徐复观之言,《史记》的五种体例均有所本,非司马迁所独创,但就《史记》全书的体例而言,它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来正史的撰写格局,这就说明《史记》在体例上具有非凡的严谨性、创造性和典范性,它足以为后世所效法。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亦云:

迁书取材于《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以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织而成,其本纪以事系年,取则于《春秋》;其八书详纪政制,蜕形于《尚书》;其十表稽牒作谱,印范于《世本》;其世家列传,既宗雅记,亦采琐语,则《国语》之遗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