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纪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民族主义关系的系统阐释
——评王学振《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及话语嬗变（晚清至民国）》

关纪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作为近代中国最为重要的社会思潮之一，民族主义极大地影响和制约了中国近现代文学，这是谁也不会否认的。可是，民族主义究竟怎样影响和制约了中国近现代文学，却又是谁也难以给出一个具体而全面的回答的。换言之，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极具理论意义同时又极具难度的一个重要课题。王学振以极大的学术勇气，以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挑战了这一课题。今年6月，该论文又以《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及话语嬗变（晚清至民国）》为题，作为“五色石丛书”的一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了。作为该博士学位论文的匿名评阅专家之一，当时我并不清楚论文是哪位撰写的。不过，我在阅读之后，却相当满意，欣然给出了“选题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立论亦称恰切中肯”的总评。当此论文正式出版之后，我愿意再发表一些自己的感想。

我不能说学振此书已经圆满地解答了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此书理论基础扎实、研究体系合理、研究方法得当，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收获，对民族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此书的成功之处，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就理论基础而言，此书正本清源，仔细思考了民族、民族主义的理论内涵，较为深刻地揭示了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的基本走向和特质。

“民族”、“民族主义”这些概念我们经常使用，但究竟何谓“民族”、何谓“民族主义”，学界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并未达成共识。正因为此，此书首先对“民族”、“民族主义”的概念进行了辨析。针对“民族”这一概念使用的混乱和有些学者主张严格区分民族和族群（即将“民族”等同于“国族”）的情况，此书指出:民族虽然是在近代西方才产生的概念，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却早已存在，因此具有发展变化的阶段性和涵义的多层次性。换言之，既有现代民族，也有古代民族;民族既可指“族群”，也可指“国族”。对于“民族主义”，此书认同了学者余建华的定义，却并未盲从，而是补充了以下三点:其一，从历史演变来看，民族主义包括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传统民族主义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之后的近代民族主义，两者的认同符号有着很大的区别;其二，民族主义具有族际和族内两个层面的内容，理想的近代民族主义分别坚持民族自决和人民主权原则;其三，近代民族主义产生之后，传统民族主义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两者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有时呈现出一种胶着、混杂的状态。

此书的这番正本清源工作并非无的放矢，而是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将“民族”等同于“国族”，固然迎合了西方的新潮理论，显得“与时俱进”，但无疑是有悖于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有悖于汉语约定俗成的使用规则的，更棘手的是这样一来作为本论题重要内容之一的中华民族内部诸民族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清末民初的满汉关系）也就无法涵盖在此书之内了。此书认为“民族”有“族群”和“国族”两层涵义，乃水到渠成地得出了民族包括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古代民族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之后的现代民族、民族主义也相应地包括传统民族主义和近代民族主义的结论，这一结论虽然与西方的理论不尽一致，却更为切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至于由此得出的进一步的认识——民族主义具有族际和族内两个层面的内容，就更为难能可贵。在大多数的学人们看来，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就是排外，就是救亡。此书却提醒我们，理想的近代民族主义处理族际关系时坚持民族自决原则，处理族内关系时坚持人民主权原则，也就是说，民主和独立一样，也是民族主义的天然主题之一。这无疑有助于消除人们对民族主义的褊狭看法。

从这种认识出发，此书梳理了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的基本走向，揭示了其特质，指出: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无情地将中国卷入世界殖民体系之后，传统民族主义难以应对这场亘古未有的大变局，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微，代之而起的是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民主为主要指向的近代民族主义。但是中国的近代民族主义产生之后，传统民族主义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两者有时呈现为一种胶着、混杂的复杂状态。也就是说，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以近代民族主义为基本走向，但却又同时具有与传统民族主义混杂的特质，清末革命派的种族民族主义、中国国民党的极权民族主义，就是新旧杂糅的典型例证。

以上认识为此书的理论基石。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走向决定了中国近现代文学反帝反封建的基本面貌，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新旧杂糅的特质又导致了中国近现代文学总体格局清晰中具体细节的斑驳。此书对中国近现代文学基本面貌的把握和具体细节的分析都是以这些认识为基础的。可以说，理论基石的稳固是此书成功的先决条件。

其次，就研究体系而言，此书视野开阔，全面反思了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复杂关联，合理建构了研究两者之间关系的基本框架。

坦率地说，对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并非始于此书。在此书之前，已有不少学人问津于这一论题。但既往的大多数研究或者注目于个案，或者受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观念和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束缚，念念不忘所谓“新中国”的想象与创造。此书却表现出一种对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联进行整体把握和对西方理论决不盲从的努力，并建构了较为合理的研究框架，就此而言，此书是值得称道的。

此书对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复杂关联进行了全面的反思，认为民族主义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影响和制约，主要表现在现代转型、话语嬗变和形式鼎革三个方面。就现代转型而言，民族主义成为席卷中国的狂飙巨澜之后，先觉者们开始了对民族自强路径的积极探索，由此派生出清末民初的“新民”运动，“新民”运动把文学作为“新民”的利器之一，这样就引起了中国文学在观念、传统、主题、体制、媒介等方面的一系列巨大变化。就话语嬗变而言，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文学的发展变化特别表现在话语的嬗变上，从种族话语、启蒙话语、阶级话语、民族话语的或交替或共存中，即可把握中国近现代文学的潮流和方向，而这几种话语类型均与民族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也可以说正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驳杂导致了中国近现代文学话语类型的丰富。就形式鼎革而言，在民族主义的作用下，中国文学开始了超越传统的欧化历程，也还是由于民族主义的作用，中国文学又在对欧化的反思之中开始了其大众化、民族化追求，正是欧化与大众化、民族化的张力使得中国近现代文学获得了形式方面的发展活力。因此此书试图确立一个从现代转型、话语嬗变和形式鼎革三个方面系统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民族主义之间复杂关联的总体框架。应该说，这个总体框架能够囊括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民族主义发生关联的主要内容，从这个总体框架出发，可以全面、系统地揭示二者之间的关系，因此这个总体框架是合理的、科学的，也显示了作者对这一论题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

现代转型方面，单正平先生已推出专著《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以下简称单著）。单著以其筚路蓝缕之功，让人领略到一种前所未见的文学景观。学振此书，鉴于单著已经取得的成果，仅设一章讨论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之间的关系。这一章也没有简单重复单著，而是另辟蹊径，从民族主义派生的“新民”运动与文学观念、文学传统、文学主题、文学体制、文学媒介等方面的巨大转型加以论述，认为就观念而言，启蒙文学观取代了“文以载道”的文学观，成为中国文学的主导观念;就传统而言，异域文学作为“新民”的思想资源被大规模译介，为中国文学注入了新的质素，使其逐步形成了新的传统，中国文学从此由封闭走向了开放，建立了与世界文学的密切联系;就主题而言，“新民”运动使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得到广泛的传播，这样就促成了民主主义主题的产生，民权、女权、改造国民性等内容大量进入文学作品;就体制而言，中国民众文化素质的低下使得“新民”运动特别倚重具有通俗性的小说、戏剧，这样过去只能居于文学体系边缘地位的小说、戏剧开始向中心位移;就媒介而言，“新民”运动注重运用白话通过报刊来开启民智，这样白话文运动兴起，报纸杂志大量出现，白话逐步取代文言成为文学的语言媒介，报刊取代手抄木刻成为文学的重要传播媒介。不难看出，虽然仅仅只是一章，观念、传统、主题、体制、媒介这一具体框架的设计也使得这一问题得到了系统而全面的阐释。

话语嬗变是此书的重点所在。此书试图通过话语嬗变这一视角来把握中国近现代文学的潮流和方向，因此精心提炼出种族话语、启蒙话语、阶级话语、民族话语等话语类型。这几种话语类型的提炼，是符合中国近现代文学实际的，也可以说是精当的。从这几种话语类型的或交替或共存中，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得到了较为清晰的反映，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较为准确的把握。从清末“种战”和“排满”的喧嚣声中，此书敏锐地发现了泛黄种主义和大汉族主义两种种族话语，并对其在“排满”文学中的盛行和民国文学中的延续作了精要分析。从启蒙话语背后，此书读出了它深层次的民族主义关怀，指出启蒙话语所推崇的“个人”和“自我”，绝对不是执著于一己痛痒的“个人”和“自我”，所关注的“世界”和“人类”，也绝对不是完全超越了民族、国家的“世界”和“人类”。从右翼文学、左翼文学的典型文本中，此书归纳了其中民族话语与阶级话语共生共存、相生相克的关系。

由于篇幅限制和其它种种原因，此书提出了民族主义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形式鼎革这一问题，却未能展开论述。这一问题的暂付阙如，给我们留下了几许遗憾，也给我们留下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再次，就研究方法而言，此书独出机杼，在高屋建瓴的宏观把握之中，又对一些典型个案进行了精细入微的独到解析，较好地实现了点与面的结合。

“民族主义与中国近现代文学”是一个非常大的论题，研究这一论题，对中国近现代文学进行宏观把握是必须的，但是如果仅仅只有宏观的把握而缺乏个案的有力支撑，又可能会流于泛泛而谈，大而无当。学振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独出机杼，采用了理论归纳与实例解析相结合的方法，在对中国近现代文学进行高屋建瓴的宏观把握的同时，又选取一些典型个案进行了精细入微的独到解析，较好地实现了点与面的结合。

研究方法的得当，也是此书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此书宏观把握的高屋建瓴、理论归纳的切中肯綮已如前述，此处再谈谈此书个案解析的两个独到之处。一是个案选取的典型。比如在讨论种族话语在民国文学中的延续时，此书选取蔡元培的文学批评与鲁迅的杂文创作作为个案。蔡元培、鲁迅都是心态开放的文化巨人，我们一般都很难将他们与大汉族主义联系起来。可是当我们看到“五族共和”多年之后蔡元培仍然戴着种族的有色眼镜来对《红楼梦》进行索隐、仍然强调《红楼梦》的种族寓意，鲁迅终其一生都将蒙、满等少数民族与“我们”、“中国”、“中华”对举而与外国、外国人并置时，似乎又很难否认蔡元培的反满情结和鲁迅的“汉族正统的中国”观念之存在。蔡元培、鲁迅都是伟大的，唯其伟大而仍然流露出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残留，我们或者更能从中看出种族话语在民国文学中的延续状况。再如分析启蒙话语的民族主义关怀时，此书选取了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和郭沫若的新诗集《女神》作为例证。《沉沦》是第一部白话小说集，《女神》是开一代诗风的新诗集，两者都曾在当时产生巨大影响，都是“五四”启蒙文学的代表性作品，选取这两部作品作为例证，更能够说明启蒙话语与民族话语的关联。二是个案解析的精细。比如《吕梁英雄传》这样一部抗战时期即已完成、发表的抗战题材小说，突出了日寇的残暴、中国抗日军民的英勇，民族话语是强烈而明显的，此书却通过细读，从地主富农形象的塑造甚至正反面人物的阶级出身等一些不起眼的细节中发现了小说显形的民族话语之下充溢着的隐形的阶级话语，并由此阐释了左翼文学中民族话语与阶级话语之间共生共存、相生相克的关系。再如通过对右翼刊物《民族文艺》、《民族文艺月刊》的细读，全面反映了右翼文学“民族”旗号既反帝又统制的双重指向。如果说个案选取的典型使得此书更有说服力，个案解析的精细则使得此书更为血肉丰满。

当然，此书的优点或许远远不止这些，这里只是感到兴会，随意而谈。行文即将结束之时，我还想说的是如果能够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新旧杂糅这一认识贯穿得更为彻底一些，如果在分析左翼文学阶级话语与民族话语的关系时能够再多选取一些典型文本，此书或许会带给读者更大的欣喜。

On Wang Xuezhen’sNationalism and the Modern Transition and Discourse Evolu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GUAN Ji-xin

（Research Institute of National Literature，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I 206．6

A

1674－5310（2011）－06－0134－03

2011－09－08

关纪新（1949－），男，满族，吉林伊通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编审、教授，主要从事满族以及中国多民族文学与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毕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