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胜

（青岛大学文学院，山东青岛 266071）

中国现代性悖论语境中的思考与写作
——评房伟《文化悖论与文学创新》

王金胜

（青岛大学文学院，山东青岛 266071）

1990年代以来的文坛，王小波是一个独特而复杂的存在。作为学者型作家，王小波体现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见的智慧游戏和思辨理性。他的小说、杂文，充满着对科学、智慧和理性的热爱，这使他能够凭良好的逻辑学修养，切入历史和现实。作为出身“阶级异己分子”家庭并有“知青经历”的作家，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压抑，使王小波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沉重的生命体验，这促使他寻找一种超越苦难人生的方式。颇有意味的是，作为“文坛外高手”，他的接受和阐释过程充满着从“沉默”到“狂欢”、从“边缘”到“中心”的戏剧性转折。每位解读者都以自己的体验和思考，从不同角度阐释王小波。那么，究竟如何对王小波的思想内核与艺术创造进行系统的思想史和文学史把握?王小波的家族文化背景和精神成长以何种方式建构了王小波独特的思想根基、理论基础、叙事资源和美学风格?这昭显了怎样的时代思想症候?房伟在其专著《文化悖论与文学创新——世纪末文化转型中的王小波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中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系统的解读。

首先，悖论性历史语境和文化体验中的“王小波”。现代性是20世纪中国文化与文学的统摄性意识形态。近百年中国历史与文学的生成、嬗递及其形态是知识分子的认同焦虑的叙事表征。但与西方现代性的自发性生成不同，中国现代性是以“偶然”的方式被强行卷入的。对中国人来说，现代性不仅仅是和“世界”一起闯入的一个崭新词语，更是一种嵌入了生命肌体的极为复杂的生存体验:新/旧、中/西之争，憧憬向往与自卑怨恨夹杂，愤怒不满与哀婉眷恋缠绕，爱与恨交织的心理体验，欲罢不能的被动感与屈辱感，相容又相斥的复杂情感体验构成了现代国人共同的集体记忆。因此，要研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学，很难避开现代性历史情境和置身其中的复杂心理情感体验。房伟对王小波的阐释，同样以此作为立论的话语场域。颇为独特的是，房伟是将这种心理—文化体验抽绎为三个层面的文化悖论:一是对各种外来文化价值和功能的自我相悖的感受，二是个体启蒙者面对本土文化、价值上的自我相关的矛盾性，三是外在文化世界与人的建构的悖论，即作为批判的个体和作为群体中的个体的关系问题。1990年代，这一文化悖论发生了历史性变异，典型表现是:个体面对“传统”时的压抑性焦虑更为隐蔽，以及市场化环境中知识分子的祛魅。这对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批判性品格、启蒙主义话语建设及中国文化的健全发展构成了极大挑战。王小波显示出了他的“反潮流”和“特立独行”:对“边缘”的坚守，对宏大叙事的警惕，关注个人在中国文化中的命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文化世界建构和人的价值建构。通过把王小波放在现代思想史的脉络中进行梳理、比较，房伟对王小波进行了一个基本的定位——这也构成了其研究的理论、价值核心:“由于自觉的边缘化身份的认同，纯粹的个人自由主义的视角，使王小波摆脱了‘强者突围’的绝望心态和‘强者内省’的被动心态，而从一个超脱的地位上实现自己的自由主义主张和文化批判实践。”［1］

选择“现代性”作为自己的问题论域，不仅使自己从以往过于直接简单的意识形态框架中解脱出来，进入了一个复杂而又极富理论含量的问题，进入了一个宏观的历史背景中，开阔了思想史、文学史研究的视野，而且，对“中国现代性”话题的深入思考，也标志着房伟面临着一个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多元混杂的国家处理好本土经验，将中国知识分子作家的体验、思考和情感，将我们的历史和生存的现实的与来自西方的现代性话语进行有限的内在沟通和链接的问题。面对这一系列的复杂问题，房伟创造性地引入了“文化悖论”这一理论视角，将一个社会学、哲学和美学命题，转化为一个文化哲学问题和一个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英面临的具体的历史处境、文化境遇问题，从而在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语境、文化体验、问题意识和写作之间建立了一种很有说服力的联系。

其次，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王小波”。知识分子的出现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现象，正是现代性创造了知识分子赖以产生和发挥其独特功能的条件与空间。同样，也正是知识分子的持续反思与批判进一步推进了现代性的无限扩张，并加强了现代性的自我反思性品格。正如张汝伦先生所指出的:“知识分子是现代性的特有产物，离开现代性的特殊语境与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得不到合适的说明。知识分子与现代性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紧张。他们既依附于现代性的种种机制与结构，并且促进了现代性的统治，但仍有某种独立批判的可能性。”［2］而自从“启蒙时代”以来，作为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重要内推力的“现代性”，则被指称为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宏大历史进程。作为代表着人类最广泛而又无限进步的价值理念，现代性就是知识阶层在普遍地反思和批判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逐步建构起来的，它蕴含着知识精英变革现实和改造世界的强烈愿望。按照吉登斯的理解，社会科学与现代性关系最为密切，“因为对社会实践的不断修正的依据，恰恰是关于这些实践的指示，而这正是现代制度的关键所在。”［3］正是社会科学对人类和社会发展的概念、规律、经验性的描述，以及这些概念、规律、经验性结论的常识化、普遍化和社会化，使知识分子参与到现代性的建构中从而推进了现代文明国家、社会制度和生活形态的建立。正是知识分子和现代性之间的这种复杂互动的关系，加之中国知识分子的地域特性，使“知识分子”成为一个近年来国内学术思想界颇具争议的热点话题。

在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因其倡导“宽容”和“价值中立”，崇尚民主制度和理性秩序，试图以超越政治的文化力量来推动政治改革，而始终未能成为现代中国历史变革的主导力量，始终未能在政治文化格局中获得自由成长。①关于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问题，格里德认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并不是因为自由主义者本身没有抓住为他们提供了的机会，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创造他们所需要的机会。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那时正处在混乱之中，而自由主义所需要的是秩序。自由主义的失败是因为，自由主义所假定应当存在的共同价值标准在中国却不存在，而自由主义又不能提供任何可以产生这类价值准则的手段。它的失败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由武力来塑造的，而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人应靠理性来生活。简言之，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乃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淹没在暴力和革命之中的，而自由主义则不能为暴力与革命的重大问题提供什么答案。”参见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8页。1949年后，章伯钧、章乃器、储安平、王造时、罗隆基、顾准、张中晓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者成为一体化政治文化体制下的牺牲品。1990年代后，学界对洛克、哈耶克、约翰·密尔、格林、罗尔斯等国外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译介和研究，对胡适、傅斯年、杜亚泉、殷海光等的重读，对陈寅恪、吴宓等的重新发掘，对鲁迅的自由主义的阐释，无不标志着自由主义在当下中国的思想魅力。王小波去世并形成热潮之后，自由主义学者朱学勤、秦晖、许纪霖首先发表文章，并从“自由主义”的高度对王小波进行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史的定位与总结。其中，以朱学勤的《1998:自由主义的言说》为代表，他在文中把王小波热与顾准热、陈寅恪热相提并论，认为它们在90年代思想空间的出现意味着自由主义立场的发声。在此潮流中，房伟对王小波创作进行了价值评判:“王小波的出现，也给自由主义的兴起，从文学创作上以有利的呼应作用。”他认为，王小波的意义不仅在此，更在于他“穿透了文化悖论给中国带来的自由主义的缺失”，“王小波在这种文化错位的文化语境中，便表现出一种‘整合’的态势，从而穿越光怪陆离的时代表象，将20世纪中国文学的自由主义的现代化使命进行到底。”房伟将“群体否定”与“宽容新理性”作为王小波的自由主义文化逻辑，通过与鲁迅、胡适的比较，得出了如下结论:“与胡适的这种肯定的哲学逻辑相比，王小波的文化逻辑思维，类似鲁迅，都是从‘否定’出发的，所不同的是，鲁迅以‘自我否定’的哲学上升为‘强者突围’的心理模式，而王小波却从对‘群体’价值和功能的否定入手，其结论却是‘胡适的前提’——个体自由主义。”作者认为，王小波对鲁迅式的群体性否定批判哲学进行了实质性纠正，并通过利用证伪主义的方法论，推进反“群体主义”的“反乌托邦”哲学。房伟对王小波自由主义进行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正是因为王小波分析中国具体文化事件的心理能力，和对理性实践的坚持，王小波超越了鲁迅模式，也“用‘快乐’与‘有趣’的世俗理性和经验理性的价值向度，用科学的理性批判主义思想，为中国精神价值重建提供了新可能”。

应该说，关于王小波自由主义的分析，是房伟著作用力最深的部分。作者没有铺排中国自由主义的具体哲学思想，而是以现代中国两大自由主义者鲁迅和胡适为代表，抓住其不同的哲学、思想逻辑，深入到不同思想主体的内核，勾勒出一条自近代以至当下的中国自由主义嬗变和转换的线索，素描了一个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谱系。虽然房伟在本书中并没有系统性地考察中国自由主义者不同的思想资源和自由主义哲学理念，有些具体观点也可以做进一步的探讨，但作者对不同自由主义者的文化逻辑、哲学逻辑和思维模式所做的语境化、历史化处理和以简驭繁的分析，还是颇具启发性的。作者的理论热情和人文关怀，在解构主义、犬儒主义盛行的碎片化生存—精神现实中，显得尤为可贵。因此，当作者将王小波对知识分子的启示归结为以坚定的自由主义品格建构彻底而独立的个人主义话语，坚守边缘文化身份反专家知识分子的粗鄙化和反智主义，以积极而强悍的姿态为介入当代中国“公共空间”的建设等几个方面时，那种对“介入”的文学的期待，和对思想独立、精神自由的知识分子品格的认同就格外强烈。

再次，文学史中的“王小波”。王小波对中国现代性语境所内含的文化悖论的体验，及他作为一个低调的自由主义者的思考，体现在他的小说和杂文中。王小波曾如此谈及他对人性的三大基本假设:凡人都热爱智慧;凡人都热爱异性;凡人都喜欢有趣。［4］这可以看作理解王小波创作思想和艺术的核心。王小波就是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以“智慧”、“性爱”为主题，运用反乌托邦的文化思路，延续和深化了现代文学的启蒙主义叙事。

房伟对王小波的作品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小说所进行的叙事学阐释。第一，以“革命+恋爱”为模式的新启蒙叙事。此类小说是王小波研究中的热点之一，性爱场面尤其似乎性虐游戏的描写，性器官的展示，戏谑化的性爱表达，同性恋心理的勾画，都是王小波性话语的独特之处。其实，王小波性话语更深层的思想个性则是秉持自由主义立场，以揭示中国文化中集体道德主义与革命逻辑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为突破口，揭示与批判“集体道德主义”对爱情的桎梏及其荒谬的思维逻辑，对“中国式革命”进行批判性反思。在房伟看来，“革命+恋爱”模式可以视为“王小波对整个中国悖论性文化语境进行判断、分析与批判的着力点”。因此，在运用知识考古学方法对革命文学的“革命+恋爱”主题模式加以梳理、比较的基础上，他又以话语理论考察革命叙事与情爱叙事之间的控制和反控制关系。这点在对《黄金时代》与《革命时期的爱情》的分析中体现得很明显，借助对爱情作为禁忌的权力分析，对性爱奇观化的阐释，房伟呈现了王小波小说中革命道德理性与情爱性爱之间的张力关系，以及道德理性逻辑和革命理性逻辑的荒谬，由此认为:“深刻揭示革命与爱情在中国社会复杂的生成关系，从而凸现爱情的独立启蒙意义，这是王小波‘革命+恋爱’小说独特的思想价值之所在。”

第二，对王小波与鲁迅“杂文历史小说”的比较分析。在这一部分，房伟从创作动机、文化逻辑、历史反讽形态等方面探究了中国历史小说演变思想逻辑。在从鲁迅到王小波历史小说的衍变中，深入勘探了中国悖论式文化语境之变异。第三，对王小波小说中的叙述者、叙事时空构建、形象、意象的阐释。房伟将叙事学方法与文化研究方法相结合，将审美—艺术阐释融汇于话语分析中，将王小波小说叙事模式和艺术特色的生成视为其对中国现代文化悖论的体验、思考和突围之努力的艺术呈现，体现出作者良好的艺术感受力、敏锐的思想穿透力和广博通达的文学视野和涵养。

另外，对“王小波”的符号学意义，房伟力图将其作为90年代各阶层所建构的形象。在生前及身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在一些历史/思想/社会学领域学者、各路媒体和出版机构那里，“王小波”成了一个频频露面的明星式的“文化英雄”，一个特定群体佩戴的灿烂徽章，一个特定组织的接头暗语。王小波是如何成为了一个“神话”的?它彰显了何种当代思想文化症候?房伟对此肯定有着难以言说的困惑和愤怒:“如果说，王小波生前还是一个有关文学和文化的话题，那么，‘只是’在王小波死后，他才真正成为一个知识界、媒体、民间、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符号’。”房伟本书第三章对此作了深入系统的考察，从中发现了“文坛”、“自由主义”思潮、文化消费主义和大众传媒体制对王小波形象的建构。第一，所谓“王小波”和“文坛”对立论。持此论者构成了一个表情暧昧的叙事空间，这使传媒看到了“巨大的资本操作的可能，进而对其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此二元对立项的设置中，王小波“文坛外高手”、“特立独行”的形象被强化，而他作为一位作家的文学品格被弱化、简单化。第二，对王小波“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名及其话语谱系的构造，由此将王小波作为反体制反专制的抽象化偶像化符号。这既出于固守启蒙主义宏大叙事话语的知识分子想象，他们由此获得一个批判“文革”的入口，也是大众传媒的“形象设计”。在这里，王小波已成为具有相当市场潜力的文化资本符号。——对此，房伟是困惑的:“是中国的人文精神知识分子选错了对象?还是王小波的所谓‘独立/自由’的言说本身就是80年代的精神产儿?或者说，是人文知识分子看到了作为知识分子精神复活的一种别样话语资源的‘中国有效性’?或进一步说，是中国的文化市场经济的有意整合文化话语资源的‘象征资本的联姻’?”

言说王小波是困难的，这困难既源自历史延伸下的中国现代性困境，也来自多种思想/文化力量交织、冲突的中国现实，同样也来自王小波思想和文本的阐释复杂性。但谈论王小波，可以使我们收获一种深沉厚重的历史感，一种举重若轻的理趣，一种幽默洒脱的现实超越感，一种奇诡灿烂的想象力，和一份可贵的温热的人道情怀。从房伟的王小波研究中，我们感到了这种主体与客体相互交融的快乐和幸福。

［1］房伟．文化悖论与文学创新——世纪末文化转型中的王小波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15．

［2］张汝伦．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共谋关系［N］．文汇报，2002－12－17．

［3］〔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36．

［4］王小波．《怀疑三部曲》序［J］．出版广角，1997（5）．

A Review of Fang Wei’sLiterary Paradox and Literary Innovation

WANG Jin-she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Qingdao University，Qingdao 266071，China）

I206．7

A

1674－5310（2011）－06－0131－03

2011－09－26

王金胜（1972－），男，山东临朐人，文学博士，青岛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新时期小说思潮与当代作家作品。

（责任编辑:毕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