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黛佳，惠雁冰

(延安大学文学院，陕西延安 716000）

由“殊途”走向“同归”
——柳青《创业史》中“民间话语”和“政治话语”的融合

付黛佳，惠雁冰

(延安大学文学院，陕西延安 716000）

文章对《创业史》的思想立场、人物塑造和小说语言进行了逐一分析，从而反映了柳青思想中民间话语与政治话语的冲突，以及面对这种冲突时的复杂心境和试图借作品予以调和的努力。

柳青;民间话语;政治话语;《创业史》

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角度看，柳青对中国农村的书写特别是对农业合作化叙事的书写确立了新的文学规范，至今还没有人能够逾越他的高度。其原因就在这部史诗性的鸿篇巨著——《创业史》。陈忠实曾对《创业史》做出高度的评价:“《创业史》是那个时代一部非常了不起的小说，它超越了同时代所有农村题材的作品。柳青在作品中塑造了一批又一批真实、可信的农民形象，他对乡村生活的理解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1］柳青自己说:“任何一部优秀作品，传世之作，绝不是专家、编辑和作家个人自封的，至少要经过50年的考验，才能看出个结果。”［2］而今他对“50年的考验”这样一个期望值在经过历史长河的淘洗沉淀之后，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证实。

“十七年”文学中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小说在那个特定的时代里得到了高度的认同。但对于我们当下的读者而言，尤其是年轻读者来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隔膜，具有一种无形中的陌生感。而柳青的《创业史》在经历了这么多年之后，主流的政治话语可以认同，进行公正的评判，一般的普通读者也能欣然接受。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笔者认为是《创业史》所显示出的独特语言魅力。

《创业史》具有独特的语言魅力，即表明坚定立场、态度的政治文化影响下的普通话以及受地域文化熏陶表现家长里短的方言土语。两种不同的语言，造就了双重身份的柳青——日常生活的记录者和历史进程的阐述者。通过一个小村庄中发生的故事展现历史主体发展的必然历程，作为生活故事的记录者的柳青往往发现自己不够权威，于是他便通过不动声色地隐藏自己，用历史真理阐述者的身份发出画外音式的议论，将日常的生活小事和国家的总体发展趋势以及农村社会的未来方向等宏大叙事对应起来。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两个柳青，其原因我们可以追溯到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3］当年，各个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家纷纷到农村去，到前线去，开创了革命文艺发展的新局面，推出了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实践证明，《讲话》对文艺与生活关系的论述及号召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是完全正确的。比如像赵树理、柳青这些遵照毛泽东《讲话》精神的作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积极主动地回到了各自深深眷恋着的家乡农村，希望亲自见证这一历史性的时刻，用自己手中的笔一点一滴地记录下这场运动的全过程，将其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这样便有了柳青扎根陕西皇甫村14载的农村生活体验，创作出历时6年修改多达四遍的鸿篇巨著《创业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面镜子”，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一个历史性的问题:“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以及这个革命是怎样进行的。”［4］至此，我们不难看到一位严谨的当代文学老前辈，对于文学创作如同做人态度一般的创作精神。

一 独具特色的民间话语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农民占中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所以，处理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常常是历朝历代的重大社会问题。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接踵而来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柳青等身负历史使命感并且在革命根据地成长起来的作家意识到新中国将要焕然一新，发生历史上巨大的转折。

柳青作为一名有良知的作家，他出身农村，熟悉农村，希望不断深入了解农民和农村的发展和变化，正是由于对农村生活的了解和对农民的偏爱，使他在极“左”文艺政策的干预下，能够以自己对农民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解去调和政治话语与群众话语之间的矛盾。他总是站在农民的立场看问题，以农民的切身利益为己任。

在他的眼中，无论是富饶的关中农村还是广袤的陕北高原，都具有着现实性、民间性的特点，都无法逃遁传统的黄土文化的笼罩和辐射，黄土文化的因子像空气一样弥漫于人的周围。也正是如此，《创业史》被公认为是一部乡土气息十分浓厚、地方特色极为突出的小说，这与作家完全采用了地方语言的表达形式有着直接的关系。柳青运用了关中地区群众口语和“五四”以来新文学语言，同时吸收了我国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作品中的某些词语及表现手法，在民族化、群众化的基础上，表现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5］对于这一点，在《创业史》中随处可见。

我们来看一看出现在这部作品中的一个关键人物——梁三老汉。暂且不说一开始老汉那种生活的贫困，地位的屈辱，情绪抵触的状况，也不必提及结尾时老汉穿起整套新棉衣，在黄堡镇集上受人尊敬地以“生活主人的神气”“庄严地走过庄稼人群”这种情景。仅从解放后给梁三老汉分下十来亩稻地后。梁三老汉与老伴的对话中不难发现，这位善良的贫农，无论怎样也没有摆脱私有制的思想重担。解放前，他的最大的理想就是创立起自己的家业。可是，受了几十年的牛马苦，累弯了腰，肩背上压起拳头大的死肉，并且得了厉害的气喘病，但是家业还是创立不起来。解放后，他一时无法理解这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土地改革一下子分给他十来亩稻地，这简直使他以为是在做梦，因此心里“麻乱的慌”。

有一天，生宝回家吃毕饭，忙着要过汤河，到下堡村大庙的乡政府去开会。老汉却叫住他。

“我是说:那十来亩稻地，一粒租子都不用拿吗?”

“你甭走，生宝，你甭走，说清楚。”老汉追出门，拉住已经走到街门口的生宝，“有啥凭据吗?俗话说得好:‘地没契甭种’……”①本文中所引原文，见《创业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当老汉确信这十来亩土地真正是属于他自己了以后，创立家业的希望又一次燃烧起来:

仿佛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精力，注入了梁三老汉早已干瘪了的身体。他竟竭力地把弯了多年的腰杆，挺直起来了。……他脑子里转动着下堡村那些富裕庄稼院给他的自足的印象。

就以上这几处细节可以说，柳青给我们展现了“十七年”文学长廊中的经典人物——梁三老汉。从艺术形象来看，他可以和《红旗谱》中的朱老忠相媲美的。与朱老忠所不同的是柳青在刻划这一形象时巧妙地结合了陕西方言的特色，这是标准的普通话所不及的。

可见，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特别是对于作家来说，方言的主要作用在于强化作品的地方色彩，突出作品的艺术个性。文学的形象性、民族性、地方性特色的表现与身处这种文化中的作家在构筑其艺术世界时，其所经验过的传统文化，体验过的民众情感，往往被挟带进来。对于柳青而言，这些既是他创作的传统文化心理定势的土壤，又是这种心理定势的最佳物化形态。所以说，当他拿起笔来创作时，写的永远都是他深深热爱的这片土地，尤其是历史与现实的、文化与心灵的土地。［6］由此我们认识到，陕西方言中的词汇由于它形成的特殊性，在普通话中是永远找不到更确切的词语替代，从而能形成独具特色的黄土文化。

二 “民间话语”与“政治话语”的融合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人们对《创业史》突出成就的认同在于作者对生活描写的深刻性。但学术界往往容易忽略的是，柳青在形象塑造方面所寄予的身份话语意识，这种话语意识以合作化大潮中不同阶层的所处的不同位置、不同心理及其折射出的不同角色而展开，从而展现出“民间话语”与“政治话语”的融合。我们不妨从合作化的带头人——梁生宝的身上来找寻答案。

梁生宝作为坚定走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先进人物无疑是受到作家所青睐的。柳青试图将这位年轻的小伙子塑造得更加完美一些，饱满一些。我们来看，面对组员拴拴退组时，以一位普通的庄稼人出场的生宝:

生宝说:“是这话，你告诉你爸!甭说俺互助组的坏话。昧了良心，还要说坏话，哪怕他是瞎子，我们也不容让他!”

“噢!我给他说呀。他不能说二话……”

“还有!你甭忙走!你忙啥?俺们不会强迫你。入组自愿，出组自由。你告诉你爸二回要回互助组来的时候，说话!你就说:不管你怎么不觉悟，俺们不计较他。好赖是咱贫雇农里的人嘛。毛主席叫俺忍耐、等待哩。你明白吗?”

“明白……”

“好哩!那你走吧!”

这简短的对话很生动地将梁生宝作为一个互助组的领导者的那种宽宏气度、对自己事业的不可战胜的坚强信念鲜明地表现了出来。当生宝与代表着上层话语政治的传达者杨书记和王书记交流时，这个憨厚的庄稼小伙俨然成为一位坚定的共产党人。

生宝在进山砍竹子前去镇上买药时偶遇县和区的两位负责人的情景:

杨书记听得哈哈大笑。但他随即收敛了笑容，严肃地问:

“可是有人说:党的政策是依靠贫农去团结中农。你怎样回答?”

“太咬文嚼字了!那么党做什么呢?”率直的区委书记对这号书生的迂腐语调，很不满意。

生宝同意王书记，说:“王书记，你该知道俺互助组的情形吧?有万是贫农，生禄是中农，我是共产党员。我代表咱党。杨书记，这如今的互助合作，我看，我看……我看和土改……”

可以说，梁生宝这个人物形象体现了中国农民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的意志。生活经历形成了他独特的性格:就是在社会主义阳光下茁壮成长的、崭新的、坚决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性格。

结语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语言承载一方文化。柳青在他的作品中不自觉地运用了大量的陕西方言，这源自那种难以割舍的关中平原和黄土情怀。这样，就让我们看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柳青:一个是在陕西长安县挂职，肩负政治使命的基层领导人;另一个是长期扎根皇甫村，叼着烟袋，端着黑瓷碗的庄稼汉。两个柳青决定了《创业史》中时时闪现的两种角色、两种视域与两种话语风格，也决定了文本中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相互融合的特有情境。

基于上述原因，一个作家能不能写出成功的作品，并不完全决定于他的主观愿望，还有其它条件，正如柳青同志讲:“即使我的文学创作失败了，也不能枉费自己的人生。首先，要认真生活，要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①笔者根据2008年4月20日采访柳青长女刘可风整理。

［1］刘建军，等.论柳青的艺术观［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2］孟广来，牛运清.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J］.延河，1963(8).

［5］余恕诚.《创业史》的语言艺术［J］.合肥师范学院学报，1961(7).

［6］张琼.论《白鹿原》与民俗文化［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4).

The Fusion of“Folk Discourse”with“Political Discourse”in Liu Qing’sBuilders of a New Life

FU Dai-jia，HUI Yan-bi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Yan’an University，Yan’an716000，China)

By analyzing the ideological stand，characterization and linguistic features inBuilders of a New Life，this paper expounds on the conflict between folk discourse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in Liu Qing’s thought，his complex mood in face of the conflict and his efforts to reconcile the conflict.

Liu Qing;folk discourse;political discourse;Builders of a New Life

I207.35

A

1674－5310(2011)－06－0075－03

延安大学2010年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

2011－09－26

付黛佳(1985－)，女，陕西西安人，延安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2009级硕士研究生;惠雁冰(1969－)，男，陕西清涧人，延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曾庆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