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健

(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商丘 476000)

非理性时代理性至上的人格
——浅析《爱，是不能忘记的》人格特征

王永健

(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商丘 476000)

心理学对文学的影响日益突出，“心理学是一切科学和艺术赖以产生的母体”。从弗洛伊德人格心理学角度探讨《爱，是不能忘记的》中女主人公钟雨所处的三个不同状态下的三种不同人格——纯精神状态中“本我”、写作状态中的“自我”及现实状态中的“超我”，认为只有用人的理性和智慧巧妙地支配了情感，以意志支配欲望，才能使我们做情感的主人，成为有道德的人，做符合道德的事，如同钟雨做一个理性至上的典型。

本我;自我;超我;道德;理性

二十世纪以来，现代心理学特别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深入到人的心理深层，重新诠释了人的一系列问题，在此影响下作家们将笔触伸向人物的意识深层，在塑造人物时由侧重表现“做”的外在行为描写转向侧重表现“想”的内在心理描写，从而使“向内转”成为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基础之一，同时为中国作家探索人物心理奥秘提供了宝贵启示。在中国众多声明赫赫的作家当中张洁是一位前卫不足后卫有余的作家，而其成名作《爱是不能忘记的》较早涉及到爱情与婚姻，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在弗洛伊德看来，英雄人物也好，凡夫俗子也罢，他们的心理结构并无实质性的差异，都有“本我”“自我”和“超我”三层构成。我试着用弗洛伊德的人格心理学去分析《爱，是不能忘记的》中钟雨的人格问题，把处在不同状态下的钟雨同弗洛伊德心理学中人格的三部分一一对应发现了许多一致的地方:“精神状态中的本我”;“写作状态中的自我”;“现实状态中的超我”。

一、精神状态中的“本我”

弗洛伊德认为本我是人生而有之的:“本我由原始的混沌的欲望组成，它精力充沛，永不驯服，总是在寻找发泄的出路，它不懂什么是价值，什么是美丑，一心一意，只是要消除自身由于愿望不能实现而形成的紧张状态，它服从快乐原则”。

但钟雨本我的一面却并非一出现就表露无疑，这是唯一有别于弗洛伊德人格心理学的地方，她的精神世界的形成有一定的过程。后来，由于“工作的机缘”她碰上了老干部，两位“没有过”爱情的非青年人士相遇并在心里相爱了，他们的互相倾慕是相遇后不久还是相遇后很久，叙述者没有告诉我们，无论是一见钟情，还是日久生情，他们的生命都因对方的出现而不再是一片废墟和死寂。只是他们已在人生的“叉道上错过了，且中间隔着许多不可逾越的沟壑”，老干部已有妻室，而且是革命婚姻，因此他们只得相约“互相忘记”。“她在现实的世俗化世界里无法实现自己的爱情，只能在自我抑郁中品尝刻骨铭心的爱的滋味”。现实生活中爱恋的不能实现和无法摆脱，使钟雨陷入纯精神的无意识领域。在这个领域内，她不受理性和逻辑的制约，也不具有任何价值、伦理和道德的观念，她只追求快乐，追求快乐的实现，唯快乐原则是遵，她甩开了道德的约束力，抛弃了伦理的观念，置社会的法律和道德于不顾，置人类的责任和义务于不理，只在乎:“精神上日日夜夜和他在一起，就像一对恩爱的夫妻。”

在老干部去世后，她甚至违背信仰“希冀着天国”，要“永远在一起，再也不会分开”，在那个道德至上的年代，她不去想像，“倘若真有所谓的天国”将置老干部的妻子于何地?只一心一意想到自己的快乐与欲望的满足。是的，并非所有的爱情都是神圣的，违背了社会道德且一味以己为主，任意而为再纯洁真挚的爱情也是不高尚的，也是永远为世人所唾弃的。

在那样的时代，尽管仅仅是精神上的也不会为时人所接受，因为那样太自私，那样痴狂的爱疯狂的幻想，非但不能给人以美好，反而让人感到恐怖。正如一个人在黑暗的舞台上跳芭蕾，时间长了会有暗适应，其实这种暗适应只能让我们隐约感觉到舞者在动，并不能使我们看清舞者的动作。

二、创作状态中的“自我”

钟雨在现实生活中的苦楚必须找到一种载体才能得以解脱，而创作恰好给了她摆脱痛苦重新审视自己的机会。此时钟雨为了生存就需要与灵魂中的魔鬼作战，而写作就成了她坐下来审判自己的方式。在她的心灵中，“魔鬼”与“上帝”正进行着永恒的战斗，没有硝烟却胜似硝烟的残酷。

“自我是有本我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它建立起与外界的联系并变得成熟、冷静、审慎和明智，自我作为本我的代理人与外部世界打交道，一方面能够更精神，更有效地满足本我的要求，另一方面则能够保持本我不致因盲目的冲动而在与外部世界的冲突中遭到毁灭，一句话，自我服从的是现实原则”

整个故事中真正涉及到钟雨的作品的文字可谓少只又少，当然，也并非没有，仅有一次，是通过老干部的坦率之言间接的提到的，老干部的几句分辩之词，基本上等于告诉了我们钟雨创作的大致内容及实质性的东西。钟雨在创作中对“女主人公”的“非难”是在表达自己的忏悔吗?弗洛伊德也说“作家的所作所为与玩耍中的孩子一样，他创造出一个他十分严肃地对待的世界……他对这个幻想的世界，怀着极大的热情，同时又把它与现实严格地区分开来”。还是对自己现实生活的反思?荣格也承认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完全是从作者想要达到某种特殊效果的意图中创作出来的，这时作家让自己的资料服从明确的目标，对它们做特定加工处理……通过增减一些东西来达到强调或缓和效果的目的”。

钟雨无法评判自己在现实与虚幻中的是非曲直。她没有四处倾诉寻找慰藉，而是通过她那只生花妙笔来排遣她现实与虚幻的矛盾冲突。当她将一切诉诸笔端时，创作成了她心理世界与外部世界的连贯组织，成了她把虚幻中的兴奋或压抑排放到外部世界的道路，确切的说是唯一的道路。这时的钟雨就如一个患精神病的人那样，从一个她所不满意的现实中退缩下来，钻进他自己的想像力所创造的世界中。但钟雨毕竟不同于精神病患者，因为钟雨知道如何去寻找那条回去的道路，而再度的把握现实。因此，这种靠写作来发泄的方式也起到一定的压抑作用，钟雨笔下的文字也就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被净化了，它压抑着钟雨骨子里不顾一切追求理想爱情的欲望。很显然，一个幸福的人从来不会幻想，幻想只发生在愿望得不到满足的人身上。幻想的动力是未被满足的愿望，每一个幻想都是一个愿望的满足，都是一次对令人不能满足的现实的修正。所以钟雨在她创作的作品中“非难”了那位“为了另一个人的快乐，不得不割舍自己的爱情的女主人公”。我们不得不承认像钟雨这种可以牺牲自己爱情的爱是一种贡奉，是将爱人置于心之圣坛上的膜拜，是无穷的给予而不是索取。这样不只是对一个女人或一个男人有利，也不仅是爱者或被爱者有好处，而且对建构一个更合理的社会、更健全的人生、更完美的人性也是利莫大焉。

毫无疑问是写作让痛苦地徘徊在精神与现实之间的钟雨得以充分的发泄。她写作目的似乎也只有一个，为了减轻生活的痛苦，使其能够从幻想中获得他不能从现实中获得的满足。“文学作品是人类独有的符合创造的世界，它作为文化的动物——人的精神生存的特殊家园，对调节情感、意志和理性之间的冲突和张力;消解内心生活的障碍;维护身体与心灵;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健康均衡关系，培育和滋养健全完满的人性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由此看来，创作中的钟雨是弗洛伊德人格心理学的第二部分自我的表现，这一部分是人格中理智的符合现实的部分。自我遵守现实原则，代表的是理性和判断部分它介于本我超我之间，是本我的较高级部分，同时也是超我的较低级部分。

三、现实状态中的“超我”

钟雨——女作家，一位“很有趣味的女子”，外表“虽不漂亮，但优雅淡泊像一幅淡墨的山水画”作家身份透视出了她有学识、有内涵，趣味性可见起谈吐不凡，有见地，有灵气;懂得用智慧的头脑把自己打扮的清淡而有品味。这样兰心惠质、冰雪聪明的知性女子，常理推之，她应是集聪明、成功、幸福于一身之人。但她却孤独寂寞的在不现实的爱情中生活了一辈子。作为社会人，她拥有希望给予别人爱和获得别人爱的权利，这是人的行为的基本需要。作为知识女性，对于情感的定义她一定比常人认识和理解得更深刻和纯粹，所以行动更理性更自制。“超我发源于自我，是儿童受父母和社会的影响而形成的‘自我理想’和‘良心’。它为至善至美而奋斗，不为现实和快乐而操心，它服从的是至善原则，一旦本我和自我各行其是，不按至善原则，超我就会给它们以无情的惩罚。”

钟雨所处的时代与弗洛伊德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不同，钟雨的时代是道德至上的年代，“由于意识形式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有所不同，因而受压抑被遗忘遭排斥的心理内容也必然有所不同”。而荣格也认为由于意识本身固有的局限性，大量的心理内容不可能同时进入意识，它遵循先入为主的原则，而身为知识分子，钟雨所受的道德教育在前，满意的恋人出现在后。因此，她人格中最文明，最道德的部分占据了支配地位，本我中的一切就得处于从属地位。在现实中却掩藏得不露痕迹，因为在老干部死后钟雨曾说“我甚至不能知道你的下落，更谈不上最后看你一眼，我也没有权利向他们质询，因为我既不是亲眷，又不是生前好友……”读到此处读者就会不禁发问:“这是爱吗?”正如姗姗所言“那简直不是爱，而是一种疾痛，或是比死更强大的一种力量，假如世上真有所谓的不朽的爱，这也就是极限了”。这样纯洁而无丝毫杂质的一直缄默到死，恐怕也只有弗洛伊德的人格心理学才能作出接近完美的解释。现实中的钟雨的超我意识占据着绝对优势，她是社会道德的化身，她按照道德原则行事，与享乐主义的本我直接对立冲突，力图限制本我的私欲。

对于理性的人如钟雨来说，内体的存在毫无价值，她的爱情确实有一种高尚的品质，因为不只是停留在性欲上，而是显示出一种本身丰富的高尚优美的心灵，要求以生活活泼、勇敢的牺牲精神和另一个人达到统一。

超我是从自我中分化出来的，自我是人格中最后的形成部分，钟雨作为一位有修养的知识分子，在同他人的联系和交往中，学会了处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意识到了自己对他人及社会应付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认识到必须以某种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调节自己的行为，并为实现其道德理想而奋斗，这样的道德觉悟无疑是令人钦佩的，这样的胸襟所形成的道德思想无疑使她摆脱了道德两难的境地。

钟雨是知识分子，家庭社会道德等教化早已在心灵上生根发芽，内心发狂的无婚姻的爱并没有使她不择手段的去破坏老干部的无爱的婚姻，因为“她分明至死都感到幸福:她真正的爱过，她没有半点遗憾”。于是，在他们相爱后，结果迥异于所有的婚外恋故事，一切一如既往的和谐与平静，没有半点涟漪(尽管他们内心备受煎熬)。他们不必承担离婚后道德教养的谴责和社会伦理的鄙弃。他们的爱是绝对的纯洁的，因为相恋数载。确切的说人的所有的感情在本性上都是好的，但人的理性如果不能驾驭人的情感而使人的情感泛滥，就会影响人的道德行为选择和道德评价，致使人道德沦丧，因而关键是用人的理性和智慧巧妙地支配情感，使我们能做情感的主人。只要我们能够用理性支配情感，以意志支配欲望，就会成为道德的人，做符合道德的事，就像钟雨一样做道德的典型。

钟雨的高尚也在于此。人应当在正确观念的指导下即在理性的指导下，控制自己的情感，成为情感的主人只有控制了自己的情感欲望，才能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只有这样，才能在理性的指导下过一种道德的生活，因为只有道德的生活才是符合现实生活，才是为人类所接受的生活。更有甚者说:“理性是一切人类行为的第一原理，一切其他原理多少都得服从理性。有些原理，唯理性之命是从 ，是没有任何冲突的。正如正常状态下，四肢服从它的身体一样。”

有人批判《爱是不能忘记的》，“因为过于理想化而显得虚幻，不真实，……这种过滤了一切欲望的近于宗教意识的爱，太过空泛，削弱了作品的思想光芒”。其实，它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钟雨的超我魅力之所在。在我看来钟雨是一个特例，它是艺术形象，而艺术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因此我认为我把钟雨定位为具有理性至上之人并非夸大其词。

［1］冯川:《文学与心理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张学正:《中国当代文学名篇选读》，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雷达，赵学勇，程金城:《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奥)弗洛伊德 著，张唤民 译:《弗洛伊德论美文选》，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

［5］(英)荣格 著，冯川、苏克 译:《心理学与文学》，三联书店出版，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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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4145［2011］专辑－0258－03

2011－12－19

王永健，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文艺心理学、影视评论。

(责任编辑:宋绪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