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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与批评的对话
——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解读《法国中尉的女人》

2011-04-12

关键词:中尉巴赫金萨拉

刘 丽 娟

(河南师范大学 外语部, 河南 新乡 453007)

创作与批评的对话
——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解读《法国中尉的女人》

刘 丽 娟

(河南师范大学 外语部, 河南 新乡 453007)

巴赫金在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系统地阐述了“对话理论”, 英国作家福尔斯在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中实现了一种对话关系,其中创作与批评的对话尤为显著,这种创作与批评两种声音的平等共存和相互作用,以及由此表现出的作者和读者的平等关系,深刻体现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思想。

《法国中尉的女人》; 巴赫金;对话理论

对话的思想由来已久,早在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非常推崇对话,他们的学术观点和教育理念都有很强的对话性。中国古代的教育家孔子同样也把对话思想应用到他的教学中去,认为伟大的思想产生于不同的声音,而并非某一个权威。对话的理念和思想发展延续至今,从未间断,国内著名学者张中载也曾提出,“对话提倡的是一种平等的、民主的文化意识。对话只能产生于自我意识的充分呈现中。对话没有终结性,因为真理的探讨并无终结性”[1]167。而真正把对话作为一种理论并加以认真探讨的当属米哈伊尔·巴赫金。他在文艺界提出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影响了西方现代各种文学流派。巴赫金在人文思维的探索中的核心部分就是“对话理论”,这一理论既有广泛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又有一种不确定性和未完成性,为后人把握当代文化视野提供了别致的思路。

米哈伊尔·巴赫金于1929年出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一书,在此书中他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术语,如复调、对话、狂欢化等。其中,复调论与对话观是其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巴赫金的理论非常关注小说语言的“对话性”,以期通过对话引起了人们倾听和追忆。

巴赫金将小说中的对话形式进而分为两类,即所谓的微型对话(micro dialogue)和大型对话(great dialogue)。微型对话是指的话语微观层面上的双声现象,而大型对话则指的是小说结构上的对话安排,可以是人物思想之间的对话,也可以是作者与主人公的对话关系[2]。笔者在此主要通过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对福尔斯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所体现的创作和批评的对话加以阐述。

福尔斯曾在《一部未完稿小说的笔记》中盘问自己:“在旧传统中写作使我在多大程度上沦为懦夫?我又在多大程度上惊惶失措地跌入先锋派?”严厉的自我盘问表明福尔斯企图在文学的“传统”和“先锋”两极之间寻求突破和超越的自我参照物,从而奠定小说虚构的大厦赖以建构的根基。而这一根基正是小说创作的对话性,福尔斯在《法》中成功地通过创作和批评的对话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读者的自由。虽然巴赫金本人主要关心的是“作者-主人公”和“主人公-主人公”这两种对话关系,对其他的对话关系语焉不详;但是创作和批评两种声音的平等共存和相互作用,以及由此表现出的作者和读者的平等关系都体现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思想。

《法》中关于创作与批评的对话最明显的地方出现在第十三章,在前十二章的描述中福尔斯基本采取了全知全能的叙述方式。主人公查尔斯生于贵族家庭,与一个富商的女儿蒂娜订有婚约,笃信进化论的查尔斯在海边搜寻化石标本时,结识了“法国中尉的女人”萨拉。当地人传闻,一名法国中尉对她始乱终弃,萨拉只能终日凄苦地眺望大海,企盼昔日的情人回心转意归来。可是当地人并没有给予萨拉太多的同情,背后都叫她“悲剧人物”、“婊子”和“放荡的女人”等,而她本人却对这些不堪入耳的称呼置之不理。读者读到此或许已经心存疑惑。为什么萨拉能如此淡然地对待别人对她的耻辱和谩骂?萨拉是以一个读者难以理解的谜,一个令人困惑的“斯芬克斯”的面貌出场的。而到了十二章的结尾,作者突然提出了两个问题:“萨拉是什么人?她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作者的这个提问让所有读者感到出乎意外,而这正是作者新的写作原则的体现,作者随即在第十三章开头回答道:

我不知道。我讲的故事纯属想象中的虚构。我塑造的这些人物只存在于我的心目中。如果迄今为止,我仍然假装我对我创造的人物内心深处的种种思想深有了解,那是因为我写作的手法是我写的这个故事的时代所普遍接受的。在那个时代,小说家仅次于上帝。他不见得什么都懂。可是,他总是想方设法装出一副样子,似乎他什么都懂。但是,我却生活在产生了阿兰·罗布一格里耶和罗兰·巴特的时代。如果这是一部小说,它不可能是一部现代意义的小说。[3]80

巴赫金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发现他的小说中的人物都具有一种特殊的独立自主性。他的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主人公都抗拒别人对他们作出界定。他们的每一个理念都是自我的对话或与他人对话中的一种问答。所以巴赫金说:“我们弄不清他是谁,只知道他的意识中的他。”[4]小说中人物的自我在本质上不是封闭的,而是对话的,即自我只能通过与他人对话,才能对自我作出界定。个人的话语只有通过与他人话语的交流(对话),才能产生意义和存在的价值。无独有偶,福尔斯在《法》中的这一段话不仅赋予他的女主人公以最大限度的自由,让萨拉独立自主地用自己的话语虚构展示有关自己的故事,把握和追求自己的未来;而且还赋予了读者思考的自由,让读者此时停下来重新思索小说的叙述方式和小说家的责任。

读者在这里的身份正是巴赫金所说的“超受话者”(meta-addressee)[5]。这种创作与批评并存的对话小说也可以被称为“超小说”。在这一点上,陈广兴的一段论述最为贴切:

传统的小说总是力图掩藏作者的存在,致力于叙述“真实”的事件和人物,来“真实”地反映社会。然而文学无论在语言还是在艺术上永远都无法做到真实再现,隐藏在貌似客观、真实的叙述背后的是作者主观而独断的声音。超小说一改过去的做法,公开地讨论小说家所面临的困境,把小说的虚构性明白无误地展现在作品中。一旦真实再现的面纱被撕下,作者的声音便分裂了,从此对话代替了独裁。[6]

创作与批评对话的高潮则发生在故事耐人寻味的结尾。评论界公认福尔斯设计了三种结尾,第一个结尾发生在第四十四章,作者写道:“全书的故事到此为止了。萨拉的结局如何,我不知道——不管怎样,反正她再也没有亲自去找过查尔斯,尽管她可能在查尔斯的脑海里停留过很长时间。这种情况并非罕见。这种人就这样默默无闻地消失了,被淹没在日常生活的阴影之中……后来,查尔斯和欧内斯蒂娜生活得并不幸福,但他们还是在一起生活着。”[3]264-265读到此,读者不免有些遗憾,但是作者立即又补充道:“我已经完全按照传统的模式结束了这部小说。可是,我最好还是说明一下,虽然以上的描写确实在上两章里发生过,但实际上它是一种想象,并非是像你上面所听到的那样如实发生的。”[3]266作者的适时介入吊足了读者的胃口,使读者越发地期待小说将怎样发展。

此后,查尔斯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最终决定解除与欧内斯蒂娜的婚约,开始疯狂地寻找萨拉,并且发誓一定要找到她。在第五十五章,作者写道:“亲爱的读者……但是,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传统模式不论过去和现在都不容许开放式的、无结论的结尾。我前面已经宣扬过,必须给人物以自由。我的问题很简单——查尔斯所需要的东西是清楚的吗?非常清楚。可是女主人公所需要的东西却不那么清楚,而且我甚至不知道她身居何处。……我可以让冲突自行发展,自己只是起一个记录员的作用。”[3]464-465此时,作者的立场已经很明显,只是一个记录员的作用,客观地记录故事的开放性结尾。

在第六十一章,后两个结尾几乎并存,第二个结尾是查尔斯和萨拉久别重逢,热烈的爱情让人相信婚姻将是他们的最终归宿,而且作者此时还安排了他们的女儿拉拉治的出场,以此来让读者更加相信这个结局。虽然作者也承认:“时间已经证明,小说家是不在自己作品的结尾引进新的人物的,除非这个人物无足轻重。我想,拉拉治的出场还是可以说得过去的。”[3]516正当读者为男女主人公感到庆幸和欣慰之时,作者又笔锋一转,呈现给读者第三个结尾——萨拉拒绝了查尔斯的求婚,他们彻底分手,查尔斯愤然离去。作者此时再次充当评论家的角色,写道:“人们也可能认为萨拉是对的:她为维护自己的那种‘精神’而进行的战斗,是遭受侵犯的人对不断入侵的人的一种合法反击。但无论如何,读者们切不要以为这个故事的结尾缺乏真实性。”[3]519或许读者看到此,更愿意相信这一结尾的真实性,其实作者的真实意图就是让男女主人公各自去寻找各自的自由,实现各自真实的自我。与此同时也给读者充分想象的空间,告诉读者一切都还在发展中,一切尚未定论。

与前两个结局相比第三个结局更能体现一种人类生存的未完成性和不确定性。正如《法》的结尾处,查尔斯的感悟,或者说作者也有此同感,“虽然萨拉在某些方面似乎完全适合扮演狮身人面女妖斯芬克斯的角色,但生活并不是一个象征,并不是一个谜,不是一个猜不透的谜,生活并不是执著追求某一个人,不能看作一着失算便满盘皆输,更不能立即轻生;生活应当是忍受——尽管在这无情的城市中忍受是何等的无益,何等的无效,何等的无望。再说一遍,生活的洪流滚滚向前,奔向那深不可测的、苦涩的、奥妙无穷的大海——”[3]528查尔斯像萨拉一样最终获得了新生,拥有了一种可贵的精神自由。而读者也在作者关于小说写作的革新中得到的一种洗礼,体会了传统小说所不能给的思考和遐想。

《法》中贯穿始终的创作与批评的对话表明,小说语言的对话本身蕴涵的积极理解使新意义的产生成为可能,因而对话也具有未完成性,开放性,和多意性。正如董小英所说,“作为对话理论的开创者,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本身就具备有对话的一切特性。因为其开放性,所以各个学派都从中能找到理论上的启发;因为其多意性,人们对巴赫金对话理论中的一些基本概念莫衷一是,对一些基本的问题各持己见;因为其未完成性,巴赫金的学说还有很多需要进一步完善,修改,和补充的地方。而这正是巴赫金理论的魅力所在,因为巴赫金带给我们的不是结论,而是思考问题的崭新范式。”[5]

[1]张中载.从《法国中尉的女人》看作者与人物的对话[J].当代外国文学,2000(3).

[2]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32-33.

[3]约翰·福尔斯.法国中尉的女人[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

[4]巴赫金.诗学与访谈[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165.

[5]董小英.重读巴赫金——关于对话理论的几点思考[J].当代外国文学,1994(4).

[6]陈广兴.对话与自由——《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对话艺术手法分析[J].当代外国文学,2005(2).

[责任编辑海林]

I106.4

A

1000-2359(2011)05-0219-03

刘丽娟(1978—),女,河南省济源人,河南师范大学外语部讲师,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

2011-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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