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白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一直吸引着众多学者和批评家。历经一百七十余年,狄更斯研究的论文和著作已十分丰富,从单一的社会学批评和实证研究发展到包括新批评、结构主义叙事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接受理论、新历史主义批评、女性批评、文化批评等在内的多元批评,人们已将狄更斯及其作品的研究延展到广泛的人文领域。本文试从心理美学的角度研究狄更斯的小说创作,探讨狄更斯小说创作发生的心理动机,以及潜意识的心理动势与狄更斯的小说文本之间的联系。

一、创作的心理动势

弗洛伊德认为文学想象是用来满足遭到压抑而无法实现的心理愿望的。“有的作家塑造高大英勇的主人公,意在褒扬他、赞美他,但在作者觉察不到的深层心理中,真正的动机或许倒是为他曾经有过的屈辱和卑污作辩解”[1]。由此可见,潜意识心理对作家的创作影响不小。本节主要探讨狄更斯创作小说的心理动势,就其成长和生活中所形成的某些情感与其创作发生关系的主要方面进行深层阐释。

荀子云,创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迟。大致是说一个人的创伤会永久地扰乱这个人一生的心理活动。童庆炳先生在他编著的《现代心理美学》中也曾指出,“创伤既是动力,又直接表露在作品中”[2]237。创伤更易让作家在他的创作心理中潜在地发挥动力作用,迫使他超越此创伤。狄更斯童年的创伤便是他创作的一大动因。狄更斯一直对其童年生活讳莫如深,从不和家人谈及那段生活经历,仅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对自己的传记作家福斯特略有提及。因此,我们在福斯特为他所写的传记中大致了解到童年给他带来的创伤:1824年2月,当别的孩子正在求学时,12岁的狄更斯却被母亲送进了华伦皮鞋油作坊当童工,负责洗刷玻璃瓶和在瓶上粘贴鞋油商标。由于狄更斯操作娴熟,被老板当作活广告,要求他在路人围观的橱窗里表演操作。这段屈辱的日子使他幼小的心灵受到了不可磨灭的创伤,他对儿童的同情就始于这个时候。若干年后他写道:

当我沉沦到与此辈为伍时,没有任何语言能表达密藏在我灵魂深处的痛苦。拿这些每天与我一起干活的人同我快乐童年时的伙伴比较,我感到自己早年想成为一个学问渊博、超群出众的人的希望在胸中彻底破灭了。[3]

狄更斯对童年生活保持沉默曾使他的一些传记作家感到惊异,他们认为狄更斯这种痛苦的敏感证明了他具有一种很不光彩的虚荣心。事实上,狄更斯通过扭曲变形的方式将这段灰色的童年在他的小说中反复演绎:《奥利佛·退斯特》中奥列佛在贫民习艺所饥饿交加的童年,《老古玩店》中遭遇家庭变故而一贫如洗、饱尝逃亡流浪之苦而死的小耐儿的童年,《董贝父子》中不堪繁重严厉教育而夭折的小保罗的童年,半自传体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大卫在鞋油厂当童工遭受屈辱的童年……这些都反映了狄更斯挥之不去的童年情结。正如美国著名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在《创伤与神弓》中所说:艺术天才与心灵创伤联系紧密,优越力量的概念同缺陷密不可分,艺术创作是作者自卑情结过分补偿的结果。我们不能说狄更斯的创作都是自卑情结的产物,但毫无疑问,狄更斯的小说创作及其相关主题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与其童年的这段心灵创伤密不可分。

情感经历是狄更斯创作的又一动因。狄更斯是一位情感丰富的作家,他年青时曾经历了几段或纯洁、或唯美、或单调、或刺激的爱情。家住奥德南斯台地时邻居的女儿露西是小查尔斯形影不离的伙伴,也是狄更斯第一次感受懵懂爱情的对象。玛丽亚是狄更斯的初恋情人,然而她是一个十分轻浮的女孩,在当时以金钱和地位为基础的社会里,她以一个养尊处优的中产阶级少女身份高傲自居,玩弄狄更斯的感情,这段爱情给狄更斯留下了十分痛楚的回忆。凯瑟琳是狄更斯的妻子,她美丽善良、性格沉静,但智力平庸、不甚活泼。在与其二十多年的婚姻生活中,热情奔放的狄更斯感受到了生活和情感的枯燥。于是狄更斯很快在妻妹玛丽身上发现了自己情感的归宿。玛丽在狄更斯婚后不久搬来与他们同住,她的活泼甜美深深感染了狄更斯。狄更斯很快发现,他爱的不是凯瑟琳,而是玛丽。可是这个聪明活泼的女孩在十七岁时猝然夭亡。这段情感是狄更斯毕生最为美好的经历。狄更斯晚年与凯瑟琳分居之后曾与演员埃伦·特南有过一段忘年之恋。特南的美丽性感和傲慢冷酷让狄更斯爱恨交织,这段让狄更斯付出颇多但收获甚少的不均衡爱情伴随狄更斯走完了自己一生。

情感的作用是附丽在符号或意象活动中实现的,所以任何经过加工、歪曲甚至变形的意象都是情感辐射的产物。狄更斯在这些情感的驱迫之下,创作冲动不断爆发,创作了许多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很多时候狄更斯创作初衷是为了展现另一主题,而在写作过程中他却不由自主地将小说人物的感情故事融入进来。如在《双城记》创作伊始,狄更斯的意图是为了再现法国大革命,然而该小说最为打动人的部分却是卡尔登对露西·梅尼特牺牲自我的爱情;狄更斯在《我们共同的朋友》中旨在通过垃圾堆这一意象来表达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失望之情,然而该小说最有感染力的情节却是几对年青人真挚感人的爱情;《远大前程》中让读者印象深刻的仍是小说中的几类爱情:郝薇香小姐扭曲变态的爱情、艾斯黛拉冷酷无情的爱情、比蒂纯洁真诚的爱情等等。无怪乎英国批评家奥丽芬特夫人直呼狄更斯为擅于兜售情感故事的“感伤主义小说家”[4]。

艺术家的生命体验往往表现为某种情感的储备。在狄更斯的创作中,无论是童年难以磨灭的创伤还是成年丰富多彩的爱情都成为他创作冲动的主要原因,也正是无意识当中,他的小说具有了个人的心理现实基础,才使其作品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生命力。

二、小说的心理范式

经由一定的辨认方式,任何一部小说都是由两种形态构成的:一种是呈现于小说的表面,可察其具体现象形态;另一种则是隐藏于现象形态之外,不易在创作和阅读之中被发现的范式形态。两者都是优秀作品不可或缺的,然后者由于对组织表面材料起着主导作用,一直是评论家关注的重点。通过研究狄更斯小说的心理范式,可以揭示其小说创作方式与其心理存在的渊源关系。毫无疑问,狄更斯童年生活的创伤与成长中爱情体验的内心范式决定了他对外象征物范式的选择。狄更斯小说的心理范式特点在儿童的成长范式和女性形象范式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狄更斯的长篇小说中,几乎有一半的小说基于儿童成长这一范式。《奥利佛·退斯特》中奥利佛在济贫院、棺材店、贼窟中经历了种种不幸之后,在好心人布朗罗先生和露丝小姐等人的竭力帮助之下,终于获得了应得的遗产和社会地位,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远大前程》中的匹普无父无母,在坟场邂逅并帮助逃犯马格维奇,后在马格维奇隐秘帮助下跻身上流社会。《大卫·科波菲尔》中的大卫是遗腹子,母亲死后,遭到继父遗弃,在姨妈等人的帮助下最终成为一名作家。《小杜丽》中的小杜丽生在监狱,长在监狱,被称为“监狱之女”,在亚瑟·克莱南的真诚帮助下渡过一个个难关,得到遗产,并最终收获爱情。在这些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成长范式,即童年受难——接受帮助——获得幸福这一原型结构。这些主人公们都在经历了生活中的种种善与恶,在外界的帮助下获得精神上和道德上的成熟。若仔细观察,狄更斯的这种儿童成长范式无疑与其个人成长历程以及由此形成的心理状态有关。

除了情节范式外,形象范式也是其小说的一大特点。巴尔扎克曾说:“为了塑造一个美丽的形象,就取这个模特儿的手,取另一个模特儿的脚,取这个的胸,取那个的肩。”[5]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通常是作家通过采集各种人物的特征,将它们拼凑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形象。优秀的创作尽管需要付诸大量的人为操作,但首先是顺应于内心的范式,“由范式去构造与之对应的人物形象,并由之推演出一系列同类形象。只要是遵照范式自发自生的逻辑,一个艺术家就无法避免将自己的作品不断地制作成同一个类型”[2]394。

狄更斯在他的每一部小说中都推出了一些令人难忘的女性人物形象。《老古玩店》中纯洁、美丽、无私的少女形象小耐儿,《小杜丽》中坚强勇敢的小杜丽,《大卫·科波菲尔》中美丽可爱但头脑简单的“娃娃妻”朵拉和亦师亦友的爱妮斯,《远大前程》中朴实善良的比蒂和冷酷无情的艾斯黛拉,《我们共同的朋友》中骄傲任性的蓓拉·维尔弗等。仔细比照,我们都可以在小耐儿、小杜丽、爱尼斯的身上找到狄更斯心爱的妻妹玛丽的影子,而“娃娃妻”则是狄更斯妻子凯瑟琳的真实写照,著名的狄更斯传记作家赫·皮尔逊甚至认为艾斯黛拉和蓓拉·维尔弗就是狄更斯为晚年情人特南量身定做的。尽管狄更斯一向抗拒公众探究他的情感生活,也常采用“杂取种种,合成一个”人物塑造方法,然而《远大前程》出版后,那些对狄更斯私生活知之甚多的人恍然大悟:和玛丽、凯瑟琳一样,又有一位女子对狄更斯的作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艾斯黛拉与其说是埃伦·特南的肖像,不如说是狄更斯对特南的印象。创作《远大前程》时,狄更斯对特南的痴情仍处在毫无希望的阶段,艾斯黛拉“骄傲而任性”,有一种“高不可攀的神气”。我们从《远大前程》的最后结局可以理解:在该书完稿后,狄更斯仍未战胜特南的抵抗。《我们共同的朋友》中蓓拉·维尔弗从金钱至上到认识爱情可贵的转变,也恰好对应了特南对狄更斯态度的转变。在《我们共同的朋友》出版前,狄更斯已成功地俘获了特南的心。如果狄更斯没有这些至关重要的亲身情感经历而要塑造出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来,实在是难以想象。这些女性形象范式无疑与滞留在狄更斯无意识深处的情感密切相关,她们的原型深深地沉淀在他的灵魂深处。

一个作家将自己的多个情节或形象制成相类的样式并不是偶然的,这并非他不愿寻找别的样式,而是因为一旦凭借内在的现实去创作时,他便自动地陷入了无意识的固结之中,这个固结聚集了他最深切体验的表象及情感,长期地盘踞在他的心底。所以,很多作家在创作小说情节和人物形象时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写的故事和人物在不断重复。

三、结构的心理机制

狄更斯在创作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除了归功于他的创作天赋、个人勤勉和心理动势外,也归因于他所拥有的心理机制。心理机制包括“态度、情调、目的,即大致属读者接受和题材范畴的内部机制”[6]。狄更斯童年的生活以及他成长的体验让他具备了特殊的心理机制——他对宗教的世俗化认识和对通俗小说创作手法的熟稔。

许多批评家抱怨狄更斯的小说没有结构,将他与福楼拜相比,认为福楼拜小说构思严谨,狄更斯却对小说的真实性极其漠视,随时变更小说线索以迎合读者趣味。这些批评虽不无道理,但要正确评价狄更斯的创作还需了解狄更斯的宗教观。狄更斯生活在宗教气氛浓郁的维多利亚时代,宗教信仰是当时社会的普遍风气,因此狄更斯的小说也深深地打上了基督教的烙印。狄更斯出生在一个英国国教徒的家庭,但父母对宗教却不太虔诚,狄更斯本人也反感去教堂听长长的布道。由于家庭陷入破产的边缘,狄更斯被迫早早走上社会,历经惨痛的童年,目睹社会上的种种黑暗,他渴望的是人与人之间平等互爱的情感。狄更斯曾说如果没有亲戚朋友的帮助,他定会成为街头的小窃贼或小流浪汉,因此他并不崇拜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他说:“我希望拥有更少牧师的基督教,而更多的是基督自己的基督教。更少的信条和教条,更多的活的信仰。”[7]由此可见,狄更斯的基督教表现出了鲜明的世俗化倾向。

狄更斯从创作伊始就用那双锐敏的眼睛来注视伦敦的真实面目。他抨击上层社会的不公,同情下层人民的悲苦。在《奥利佛·退斯特》中,他抨击贫民习艺所,揭露贫民习艺所里滋生蔓长的罪恶;在《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中,他再现学校的愚昧落后及对儿童的残害;在《艰难时世》中,他揭露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奴役;在《荒凉山庄》中,他控诉法律的不公正。英国著名的批评家吉·杰·切斯特顿这样评价狄更斯的人道主义精神:“狄更斯对穷人抱有最高尚和最真实意义上的同情。在我们的文学上,他不仅是最低社会阶层的唯一代言人,甚至是他们潜意识的唯一表达者。借他的口,穷人说出了内心的委屈。”[8]

在普通人民身上,狄更斯看到了社会地位的卑贱和品德的高贵在他们身上所形成的鲜明反差;而在上流人士身上,狄更斯则认为他们是造成下层人民悲惨生活的原因所在。《董贝父子》中董贝只关心金钱和利润,丝毫不重视父女情感;《艰难时世》中葛雷硬窒息情感、压抑人性,强调事实教育;《圣诞欢歌》中的斯克鲁奇是不折不扣的“经济人”的化身。他们用残酷贪婪的行为将不公平的社会现实合理化,从而主宰整个社会。狄更斯以小说的形式撕破他们的伪善面孔,让他们自曝其丑。然而狄更斯并不抛弃他们,他反对以仇恨和对立的态度对待他们,主张相互沟通,以仁爱、宽恕的态度感化他们。所以,在《匹克威克外传》中匹克威克以德报怨,解救了骗子金格尔主仆,使他们得以改邪归正;《艰难时世》中葛雷硬最终意识到功利主义思想的危害性,重返家庭等。狄更斯特殊的宗教认识让他认为小说的目的在于使人们摆脱真实的世界,减轻生活的痛苦,无怪乎切斯特顿称狄更斯是“神话家”、“永恒的乐观主义者”[9]。

狄更斯在创作上还具有明显的通俗意识,这主要体现在他的童话式小说结构以及幽默、夸张的语言表达上。

狄更斯的童话式方法几乎存在于每一部作品。比如《大卫·科波菲尔》,小说最后让所有人的悲伤都得到了治愈,让所有坏人的过错都得到了奇迹般的纠正。私奔的小艾米丽在遭到抛弃后开始了新生活,在农场忙忙碌碌;唠唠叨叨的寡妇格米治太太变得温文尔雅,收获了皮果提先生的爱情;贫困潦倒但乐观豁达的密考伯先生不仅还清了债务,而且成了治安法官,成为密考伯老爷;出场不多的衣衫褴褛的可怜助教麦尔先生成为有名的公立中学校长;大卫丧妻后不光另娶了温柔贤惠的爱妮斯而且成为作家。

幽默、夸张也是通俗小说常见的创作方法。赵炎秋先生曾指出:“狄更斯小说中的幽默的内在机制是矛盾。狄更斯善于运用矛盾使事物显得不协调,不相称,突出事物的荒谬、滑稽、可笑之处,揭示事物的本质,引起读者的回味与思考,同时打破读者的期待视野,使其发生意外的转折,从而产生强烈的戏剧效果。”[10]狄更斯善于运用夸张,造成一种违反常情但又不使人讨厌的失调。《艰难时世》中有个罗马似的大鼻子且从楼顶飞到楼下不喘气的斯巴塞夫人,《老古玩店》中长相丑陋,能吃带壳的鸡蛋,喝滚烫的茶的奎尔普等。

狄更斯在创作中吸纳诸多的通俗手法,并不是为了媚俗来提高小说的销售量,而是为了更好地实践自己的创作理想,“一群善良的人,只想在一起干活,而且只想在舒适的氛围中干得越快越好,同时大家有说有笑——这就是狄更斯的理想,他想把这种理想奉献给社会各个阶级”[11]。在践行理想的同时,狄更斯将自己的情感与生活体验,通过文字在更深、更高的层次上与读者进行心灵沟通。狄更斯跳出了高雅文学筑就的篱墙,使他的小说拥有了更广泛的读者群,更深层次上满足了人们的审美需求。

小说既是对现实人生的一种超越,也是对于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的不倦探索,但归根到底都要表现作者感受和体验过的人生。写作过程也是经验领域的感受过程,每一部小说都是这些感受不断发现、发展、深化的过程。狄更斯的小说不是纪实的、具体的、基于历史的,而是原创的、独立的、表达情感的,是将自己积淀在内心深处的体验加以咀嚼消化、融会贯通后重新整合,以故事的形式加以表述的。狄更斯将其成长与生活中形成的难以割舍的情感与经验参与到文学创作中,经过自己审美心理的再体验与再创造,结合自己独特的心理机制,从而产生了大量通过再现儿童成长、爱情婚姻、社会体制等来表现“行善与爱”的主题精神的优秀作品。这些暗藏在作品之中和潜伏在作品之下的情感使得狄更斯的小说在主题上具有深刻的一致性,让他的小说达到了哲学命意的超越与审美追求的统一。

[1]钱谷融,鲁枢元.文学心理学教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141.

[2]童庆炳.现代心理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3]鲁宾斯坦.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下)[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113.

[4]Oliphant Margaret.Sensational Novels[J].Blackwood’s Magazine,1965(5).

[5]巴尔扎克.《古物陈列室》、《钢巴拉》初版序[G]//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120.

[6]孙景尧.沟通[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200.

[7]House Humphrey.The Dickens World[M].London:Oxford UP,1960:109.

[8]章伟纲.狄更斯[M].香港:三联书店,2000:67.

[9]Chesterton G.K.Charles Dickens[M].London:Methuen,1906:38.

[10]赵炎秋.狄更斯长篇小说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317.

[11]莫洛亚.狄更斯评传[M].王人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