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戏剧文学发生学的内外因素

2011-04-12胡铁生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5期

关键词：美利坚人学印第安人

胡铁生

(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吉林长春 130012)

美国戏剧文学发生学的内外因素

胡铁生

(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吉林长春 130012)

作为文学的一种类型，美国戏剧文学的形成与美利坚民族的形成是一脉相承的。欧洲戏剧传统是美国戏剧形成的外在因素，这一因素与美利坚民族和英吉利民族的关系是密切相关的。然而，美国戏剧文学的本土化因素却是在美国戏剧文学产生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内在因素，其核心在于美利坚民族的政治诉求，因而政治剧是其主要形式。此外，欧洲移民与印第安人的关系和早期戏剧中印第安人形象的塑造是其戏剧文学的另外两个内在因素。美国早期戏剧与其文学的追求相一致，是美利坚民族“人学”思想的追求，反映了戏剧这一文学形式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主体和以人为目的这三个维度上的“人学”思想。

美国戏剧；民族戏剧文学的形成；人学思想；欧洲传统；本土化因素

美国戏剧文学发生学作为美利坚民族戏剧文学的专题研究，旨在对美国戏剧文学形成过程中美利坚民族的“人学”思想追求以及美国戏剧文学形成过程中的内外因素研究。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其民族的多元化特征导致其戏剧文学在文化层面上的多元化。虽然全球化作为热门话题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是，美国戏剧文学自初始阶段，就具有其全球化因素。正是欧洲戏剧文学传统的影响与北美本土化因素的结合，才使反映美利坚民族“人学”思想的美国戏剧文学得以产生。

一、北美早期戏剧文学的“人学”思想追求

在通常意义上讲，戏剧文学一般是指供戏剧舞台演出所用的文学剧本，“是由诗体或散文体组织而成、为舞台表演所用的文本，通常是由演员以话语形式、意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文本”[1]。由于戏剧文学是一种与小说、散文和诗歌并列而存的文学载体，文学批评的意义也同样适于戏剧文学批评，“是以哲学性、描述性和评价性的方式对文学进行探索的一个学科，包括什么是文学，文学从事什么研究以及文学的价值是什么等问题”[2]。根据对“文学是人学”的进一步推演，可以认定，美国戏剧文学的形成与美利坚民族的形成是一脉相承的，美国戏剧文学研究因而也是对美利坚民族的研究。高尔基提出的“文学是人学”这一论断在中国学术界曾一度经历了“肯定——否定——再肯定”的反复认识过程。传统文艺理论在理解“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时，从认识论和知识论哲学出发，把文学活动中的人仅仅看成是思维和认识的主体，这种思维视觉的局限性，扼杀了“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的理论张力和推衍能力。因此，只有从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主体、以人为目的这三个维度出发，才能准确把握“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的理论含蕴，从而对这一传统命题作出恰当的阐释[3]。

戏剧文学的这三个维度体现在：戏剧文学的反映对象是人，因为戏剧文学同样是一个属于人的世界；戏剧文学之所以为人学，原因在于戏剧必须以人为活动的主体，戏剧文学必须将人置于各种活动中并且也只有通过人的这些具体活动才能够建构起人的自身；戏剧文学还在于它是以人为目的的一个文学形式。因此，戏剧文学研究不仅必须从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主体的认识论维度出发，而且其着眼点还必须要“以人为目的”，从而在目的论的层面上阐释戏剧文学在人的精神提升和完善、实现人的生存价值，使具有社会属性的人拥有社会意义的重要作用。

既然美国戏剧是美利坚民族的戏剧，那么，美国戏剧研究必定是美利坚民族的“人学”研究，因而，美国戏剧文学的形成就必然涉及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对民族的定义，学术界众说纷纭，斯大林把民族界定为共同的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的经济生产模式及由此产生的共同心理认同这一框架下的人的共同体。斯大林同时又以英吉利民族演变为英吉利和美利坚两个民族为例，论证了他对民族概念所下定义的地域依据：“只有经过长期不断的交往，经过人们世世代代的共同生活，民族才能形成起来。而长期的共同生活又非有共同的地域不可。从前英吉利人和美利坚人居住在一个地域，即居住在英国，所以当时是一个民族。后来一部分英吉利人从英国迁移到新的地域，迁移到美洲，于是在这个新的地域逐渐形成了新的民族，即美利坚民族。由于有不同的地域，结果就形成了不同的民族。”[4]由统一的民族分裂为两个不同的民族，其戏剧文学也必然要反映出两个不同民族的“人学”思想内涵。

然而，作为北美最早的居民，印第安人的“人学”思想一直是这个议题中无法回避的另一个重要议题。印第安人在社会发展阶段上远远滞后于欧洲社会发展的步伐：当欧洲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时候，北美印第安人仍处于氏族社会的发展阶段。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社会形态的重要因素影响下，北美印第安人的文学虽然在欧洲移民者到来之前是这块大陆的主流文学，但是，北美印第安人，在包括当今的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等更大范围的地域内，其文学在实质上并非单一的民族文学现象，其文学形式受其语言发展现状所制约也仅表现为口头形式，然而其“人学”思想仍在于人与宇宙、人与自然、人类自身繁衍、人与人、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几个关系层面上。虽然印第安人文学无法超越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但其文学中的人学思想核心与欧洲当时及至当今文学所要体现的“人学”思想核心并无二致。而在其文学的总体形式上，早期印第安人文学在一定意义上与当今的“大众文学”具有某些相同之处。印第安人的文学形式主要为典仪、曲词、神话与人世传说，虽然印第安人并无纯粹意义上的戏剧文学，但其戏剧文学中的“人学”思想仍然以典仪为其主要表现形式表现出来。“典仪是印第安传统文学中结构复杂、包容性较强的一种文学样式，它集歌曲、叙述、演说及表演诸多成分于一体，也有人将这一文学样式称为‘典仪戏剧’”[5]15-16。印第安人的典仪只有在对人与自然、人与人、身体与心灵关系这样的重大问题进行表述时才使用语言，其“人学”思想在代表性典仪戏剧的纳瓦霍人的“夜吟”典仪中可见一斑：“快乐啊，我可以与滚滚的乌云同行。/快乐啊，我可以与阵阵的暴雨同行。/快乐啊，我可以与丰硕的植物同行。/快乐啊，我可以沿着花粉之路前进。/快乐啊，我可以走动了。/就像很久以前的样子，我可以走动了。/愿我前面是美丽。/愿我身后是美丽。/愿我脚下是美丽。/愿我四周一切都美丽。/在美丽中结束。/在美丽中结束。”[5]18-19该典仪戏剧中的诗句表达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论证了超自然的因素，强调了身体与精神之间的和谐关系。印第安人戏剧文学中的曲词又属于配乐歌唱的一种歌词，类似于中国的元曲，其用词同样具有一种神性作用，传达了印第安人的社会信仰和宗教的内涵，并具有本氏族社会内古老的教化作用，例如：“整个世界正在到来，/一个民族来了，一个民族来了，/神鹰已把这消息带到了部落来。/父亲这么说，父亲这么说，/他们正越过整个地球向这里来。/水牛来了，水牛来了。/神鸦已把这消息带到了部落来，/父亲这么说，父亲这么说。”[5]23曲词的“人学”思想还表达了印第安人对爱情观和伦理道德观的探寻：“K:……那是一首古老的歌——是先辈/发出的声音/那是期望之歌——献给我的妻子。/一个无耻的黑皮货/把她偷了去，/使她成为下贱之人。/真是个爱吃人肉的家伙/一个可怜虫——/生在饥荒年代的吃人者。/E:这样的无礼真让人吃惊/这样的傲慢和无耻真让人好笑。/好一首讽刺的歌！居然把/坏名声扣在我的头上。/你还想往我心里赶进害怕！/我可是连死都不在乎。/咳，你唱我的妻子，她曾经/是你的女人。/可你并没有好好爱她——她老是独自一人。/你忘了在歌曲中对她加以赞扬，/在那豪放的对歌之中。/现在她是我的人了。/她绝不会唱着歌儿，去见那/假心假意的情人。/你背叛了女人，你同她/已成了陌路之人。”[5]24-25

虽然印第安人是北美最早的居民，但是，欧洲移民来到北美大陆后，这里的人口组成成分就发生了巨大变化，因而表现北美人学的戏剧最终由印第安人戏剧转向以英国移民为主体的欧洲戏剧的人学追求就成了北美戏剧文学产生的历史必然。北美殖民地时期和革命初期的戏剧，与当时北美文学发展的总趋势相一致：政权诉求。这一时期北美戏剧的“人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政治活动”中所侧重的伦理原则的“元政治”，这一点也恰恰体现了欧洲古代政治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人的政治性所下的结论：“人类所不同于其它动物的特性就在于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它类似观念的辨认[这些都由言语为之互相传达]，而家庭和城邦的结合正是这类义理的结合。”[6]人的社会性和政治性是美国早期戏剧的重要表现的内容之一，是与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及“美国人”的“人学”思想发展是相一致的。戏剧属于大众文化传播的重要形式之一，在意识形态的宣传方面具有直观的教育意义。因此，北美革命时期的戏剧，例如约翰·利科克的《英国暴政的崩溃》(TheFallofBritishTyranny,1776)和美国戏剧之父威廉·邓拉普的《安德鲁少校》(MajorAndré,1798)两个剧作均以美国革命和乔治·华盛顿为题材，“由于剧中对当时所折射的历史史实的缘故，战争的结局和戏剧的结尾均未见到分晓，因此，现实生活中的戏剧与舞台上的戏剧极为接近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7]。北美殖民地时期，尤其是美国革命时期，政治诉求是美利坚民族“人学”思想的核心，因此，早期北美戏剧文学必定与宣传北美革命的这一核心宗旨相一致，即：此时的戏剧以北美人为对象、以北美人为主体并以北美人为其目的。

除了反映北美革命的政治性与时效性的戏剧作品以外，反映印第安人生活以及移民与土著之间的冲突与相处、美国本土风情与欧洲风情加以对照之类的戏剧，也为北美戏剧的产生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5]186，同时它们也为后人了解早期北美戏剧文学所表现的“人学”思想提供了依据。但综观美国这一时期的戏剧文学，反映印第安人生活以及移民与土著之间的冲突与相处、美国本土风情与欧洲风情加以对照之类的戏剧并非其主流，因为社会变革是当时北美殖民地的主要矛盾，因而政治剧才是其主流。

二、欧洲戏剧文学对美国戏剧文学影响的历史考证

受欧洲移民因素的影响，北美殖民地时期的美国早期戏剧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欧洲戏剧传统的影响。北美殖民地时期，北美大陆除早期印第安人以典仪形式存在于世的所谓“典仪戏剧”文学形式以外，本无当今意义上的戏剧文学。作为剧本，无论是“案头本”的戏剧文学文本，还是“演出本”的戏剧文学文本形式，其基本特点均具有舞台的表演性，因此，戏剧文学文本作为舞台表演为主要目的的文学文本，其“人学”思想的内涵必定要以剧团在舞台上进行表演的形式来得以实现。“北美殖民地第一次职业剧团的演出，可以追溯到18世纪50年代。1752年6月，一艘名叫‘迷人的漫游’号的英国帆船在美洲泊岸，船下来了12个成年人和3个孩子。这就是美洲大陆上出现的第一个职业剧团”[8]。总体来讲，北美早期的戏剧演出团体主要来自欧洲，尤其是来自英国。剧团多为由英国人组成的巡回演出剧团，弗吉尼亚的威廉斯堡剧院则被认为是北美第一座专业剧院。但上演的也基本上仍是欧洲传统的剧目，例如，根据莎士比亚戏剧改编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性喜剧作品《暴风雨》和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等，或者是英国剧作家谢立丹旨在反映18世纪英国上流社会的道德风尚喜剧《造谣学校》等剧目，均为由欧洲人所上演的欧洲人的戏剧，甚至于1765年在费城上演的所谓第一部由北美本土戏剧作家托马斯·戈弗雷所创作的剧本《帕提亚王子》(ThePrinceofPathia)所表现的主题和故事情节也是模仿欧洲戏剧的习作。由于受欧洲移民因素的影响，北美殖民地的居民对本土戏剧并不感兴趣，而英国的泊来品，尤其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却更受北美观众的欢迎。

早期北美戏剧受英国清教对戏剧偏见的影响，认为戏剧传播异教思想、淫荡邪恶和亵渎上帝而无法自由发展，伦敦剧院曾一度被关闭。由于大批新移民的到来和他们对戏剧演出的企盼，北美的欧洲戏剧传统才得以继续下去。

英国戏剧文学传统对北美戏剧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剧情所表达的思想内涵和表现形式两个方面。以北美本土作家托玛斯·格雷的作品《帕提亚王子》(1763)为例，虽然这是一部本土作家的作品，但它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仍以英国皇宫内淫乱和权力追逐的故事情节来得以体现。在戏剧的表现形式上，该剧与莎士比亚时期的悲剧风格并无二致，其不同之处仅在于将内容换成了西方人眼中的具有东方色彩的阿拉伯历史故事而己：王后谋杀国王的故事情节与麦克白谋杀班柯相似，艾凡丝轻信谣传而自杀与克莉奥帕特拉之死的故事情节相同。

北美早期以英国戏剧传统进行剧本创作的作家还有约翰·佩恩、纳撒尼尔·威利斯和乔治·博克等人。仅从这些作家的剧本命名字来看，就足以看出英国戏剧对北美戏剧文学影响的印迹。这一时期的《朱丽娅》(Julia,1806)和《理查二世》(CharlesII,1824)是两部北美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前者常被认为是美国剧作家的原创，但它仍然是英国戏剧传统的继续；后者既是法国剧作家杜瓦尔作品的改写，同时又可以看到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作品《亨利四世》的影子。美国戏剧文学发展到19世纪中叶仍未完全摆脱欧洲戏剧文学的影响。博克的剧本《弗兰切丝卡》(Francesca,1853)的素材来源是意大利作家但丁的《神曲》，而在表现爱情的对话中，在风格上却又与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颇有些相似。

美国作家在模仿英国作家作品的同时，还致力于翻译或者改编欧洲的剧本。美国剧作家威廉·邓禄普创作的50余部作品中，除少数为原创以外，大部分作品属于译制品，其中主要译自德国作家奥古斯特·冯·科兹布的作品。

北美戏剧文学的形成过程中的欧洲因素与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具有直接关系。美利坚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四次大的民族整合：欧洲殖民者与土著印第安人之间的整合、欧洲殖民者之间的整合、北美殖民地移民与宗主国之间的整合和美利坚民族与各国移民之间的整合。欧洲移民，尤其是英国移民带到这块新大陆的欧洲戏剧文学传统反客为主，成为美国戏剧的形成的起点。这一现象的出现是由于文学全球化在输出的过程中，主要是以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输出的方式进行的，所以，经历了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戏剧传统必然随着欧洲移民的到来而填补北美这块戏剧的空白之地。正是由于这一点，印第安人典仪戏剧的北美戏剧主流必然要让位于后来的欧洲戏剧传统。事实上，这一现象是民族发展差异性所决定的。这一点与印第安人文学由主流走向弱势的发展趋势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将美国戏剧文学的源点聚焦于欧洲传统是其国际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美国戏剧文学发生学中的本土化因素评析

从一切事物发展的本质上来看，外因仅为条件，内因才是决定性因素。因此，如果美国戏剧不能脱离欧洲戏剧的影响，尤其是英国戏剧文学传统的束缚，那么美利坚民族的戏剧文学就不可能真正形成。随着美利坚民族的逐步形成，反映美利坚民族“人学”思想的民族戏剧文学必定要逐步取代欧洲戏剧文学而走上美国戏剧的舞台。“1826年在纽约鲍威利剧场的开业典礼上，一位嘉宾道出了这样的希望：‘本土诗人的才华可能是在此处被催生，他们的声望将超越由欧文和库珀在其他领域所取得的声望。’这句话提示了美国早期戏剧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9]545。

经历了欧洲戏剧传统的影响之后，北美的剧作家开始反映美利坚民族“人学”思想的本土题材戏剧创作，使北美的戏剧文学真正在自己民族发展的道路上快速发展起来。美国较早的本土化题材戏剧一般可以分为独立革命时期的政治剧、殖民地政治事件的历史剧和反映印第安人与欧洲移民关系的印第安题材戏剧[5]192。在这三种类型的本土题材戏剧中，尤以政治剧的成就最大，这一点与美国建国初始期的政论性文学的发展是相一致的，因为“美国戏剧是文学领域中最具有共和主义特点和最具有宣传性质的种类”[9]545。

在“作家—作品—时代”的关系上，美国鲁宾斯坦教授指出：“一部伟大的作品需要深深植根于作家所处时代的生活之中。这个时代无论是有利还是不利、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现实性地表现还是象征性地表现，对于作家来说，均是如此。作家越伟大，越有个性，那么在他代表自己说话时，也就越加意义深远地代表了大家。正如范·威克·布鲁克斯在他那具有开创性的著作《美国的未来时代》中所说的那样：‘你对社会的压力感到越加深重和急切，那么你就越加深沉、清醒且成果越加丰硕。’”[10]在北美革命和建国初期，受政治热情所鼓舞，戏剧成为表达作家和观众政治观点的一种大众传媒表达形式。“所有的人都坚持认为，戏剧应该服务于大众而非个人利益”[9]550。北美殖民地摆脱宗主国的统治，走向民主自治是整个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作为大众传媒重要形式之一的戏剧文学理所当然地承担起这一意识形态宣传的历史重任。在戏剧文学剧本的创作过程中，其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是台词，这是戏剧作品艺术性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戏剧文学不同于小说和散文等文学样式，戏剧作品不能由作者直接出面向读者进行叙述，而只能依靠舞台上人物的语言和动作来表达戏剧文学作品的思想，戏剧舞台上唯一可以运用的语言手段是台词，因此，戏剧作品中台词的写作与安排的技巧就成为戏剧创作和舞台效果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国家主权诉求的北美殖民地时期和革命时期的政治剧，就是通过演员在舞台上动作与台词的有机结合而承担起宣传革命和弘扬正义的意识形态作用的。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在大众消费层面上，小说和散文等文学作品只能是提供给个人的一种消费形式，而戏剧却可以把大批观众聚集在一起，以群体消费的形式，达到戏剧所具有的潜在性公众教育的效果。美国自建国以来，演讲成为取得公民的信任、以非武力形式来动员选民参政而成为大选的重要手段之一。舞台戏剧中的政治演说成为高超的技艺。罗伊尔·泰勒的《比照》(又名《美国自由之子》)(TheContrast,orTheAmericanSonofLiberty,1787)、邓禄普的《安德鲁少校》和佩恩的《布鲁特斯》(又名《塔尔昆的衰败》)(Brutus,orTheFallofTarquin,1818)是跨越建国初期的三部代表性政治剧，其中《比照》被公认为是第一部成功的有关本土主题的美国戏剧。在《比照》这部戏中，乔治·华盛顿被塑造成为一名无私的爱国主义楷模和政治美德的化身。每当华盛顿的名字在剧中台词里出现时，爱憎分明的剧场观众必定以热烈的欢呼声表示其拥戴情绪，而在有些政治剧中出现英王的名字时，观众则以强烈的嘲讽声予以回应。由艾迪逊创作、在18世纪享有盛誉的剧本《凯托》(Cato,1712)在创作中采用了大量的演说表演方式，其舞台戏剧的教育效果影响了一大批革命者，他们在北美革命的实践中仿照戏剧舞台的演讲方式，留下了在北美革命中影响深远的至理名言，例如帕特里克·亨利在弗吉尼亚代表会议讲演中留下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和他在第二次弗吉尼亚革命密会上又一次热血沸腾的疾呼：“难道生命是如此珍贵，和平是如此甜蜜，以致于我们非要用镣铐与奴役去换取它们？”在帕特里克第二次演讲的三周后，美国独立战争就正式拉开了序幕[11]。美国民族英雄内森·黑尔的临终遗言更是激励了无数美利坚民族的后来人：“我唯一遗憾的是，我只有一次生命可以献给我的国家。”[9]550美国剧作家布雷肯里奇认为，革命时期的美国戏剧创作应坚持爱国主义的主题，应为宣传革命作出应有的贡献。他的《邦克山之战》(TheBattleofBunker-Hill,1776)在开场白和结束语以及华盛顿进入波士顿时发表的感谢词均包含了对革命原则的着力阐述，因而，布雷肯里奇也一直被认为是美国革命时期最活跃的政治剧作家代表。此类作品还包括约翰·里库克的《英国暴政的崩溃》(TheFallofBritishTyranny,1776)以及受邓普禄影响而面世的彼德·马寇的《爱国者领袖》(ThePatriotChief,1784)等作品。坚持戏剧文学服务于大众利益而非个人利益的主要北美剧作家还有罗伯特·蒙福德和莫西·奥帝斯·华伦等人，他们的《候选人》(又名《弗吉尼亚选举的幽默》)(TheCandidates,orTheHumoursofaVirginiaElection,1789)、《阿谀奉承》(Adulateur,1773)、《蜜蜂的寓言》(FableofBees,1714)等作品均体现这了一创作原则。在创作源泉上，这一时期的剧作家在坚持爱国主义这一主题的同时，又坚持从当时的政治时事中汲取创作灵感。例如，除了布雷肯里奇在《邦克山之战》和《魁北克包围战蒙哥马利将军之死》(1777)等作品的创作以外，约翰·达利·伯克的《邦克山》(又名《华伦将军之死》(Bunder-Hill,orTheDeathofGeneralWarren,1797)和邓禄普的《哥伦比亚的荣耀：国家的义勇骑兵》(TheGloryofColumbia:HerYeomanry!1803)等后期作品，也都取材于革命时期的政治事件，目的在于宣传爱国主义。在这类题材的剧作中，尤以邓禄普的的战争文学创作在表现战争的本质、人性之间的冲突、国家和民族利益以及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最为突出，因而，邓禄普被公认为是“美国戏剧文学之父”，因为邓禄普的戏剧创作集中体现了政治诉求中的美国元素。

美国戏剧文学形成过程中的本土化因素还体现在印第安人形象的塑造以及欧洲移民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冲突与相处两个方面。在这一题材的创作中，罗伯特·罗杰斯的《庞蒂亚克》(Ponteach,1766)、罗伊尔·泰勒的《比照》和安娜·莫厄特夫人的《赶时髦》(TheFashion,1845)等作品堪称代表作。在《赶时髦》这部作品中，作家以女主人公蒂法尼太太为人物形象，致力于表现的是当时美国上流社会的虚伪与对唯欧洲贵族派头为风尚的批判。而在《比照》这部作品中，作家首次将美国本土的价值观提升到与欧洲价值观的同等水平之上，并成为美国社会喜剧的开端。这类反映人的普遍本质为特征的作品具有较强的文艺美学价值，因而这些戏剧作品成为后来美国18-19世纪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在这类作品中，剧作家们常把印第安人描绘为“高尚的野蛮人”的形象，使印第安人成为此时文学作品中的一种人物类型。在反映印第安人与欧洲移民的交往方面，这些作品既含有对土著居民的贬斥和欧洲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同时也有对印第安人应有的正义与权利的诉求。这些本土戏剧文学的创作思想在《庞蒂亚克》中反映尤为突出。

但是，作为美国戏剧文学发生学的本土化因素，从当时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及其民族的最大利益出发来予以考证，反映政治素材的戏剧占主导地位，后两者仅占从属地位。

归结起来，美国戏剧文学的产生，在相当程度上是美利坚民族对自身“人学”在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主体、以人为目的三个方面所进行的反思，是个体的人和主体的人在社会因素中的体现。“人是客观世界唯一能动的因素。但人的主体性不是人与生俱来的规定，而是人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实践中历史地形成并发展着的”[12]。在北美大陆形成的美利坚民族，既有人类改造自然的意义，又有人类改造社会的意义，因而，也正是美利坚民族对其自身由对象到主体，进而促使以美利坚民族为目的的“人学”追求，才使美国戏剧文学得以产生和发展。而“文学成果，不论是由哪个国家民族所取得的，都是人类所共有的精神财富，文学发展进程及其成果共享都必然与他国的思想背景和文学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3]。美国戏剧文学的产生与美国民族文学的产生一样，是在国际化背景下形成的，这一现象是美国民族文化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在其民族戏剧文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本土化因素则逐渐取代了欧洲传统而成为美国戏剧文学产生与发展的的决定性因素。

戏剧文学除了文艺美学的追求以外，其意识形态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戏剧文学是展公共空间的一个重要阵地。戏剧文学的文艺美学价值和意识形态作用，均以大众传媒的方式得以体现。美国戏剧文学的形成期内，无论是对欧洲戏剧传统的继承，还是在本土化道路上的发展，均在公共空间内为民众参预殖民地和早期共和国的公共事务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作为文学的形式之一，美国戏剧文学顺应了“美国民族史和美国文学史的产生、发展和繁荣的历程，经历了欧洲传统与本土化相结合的历史演变。……美国戏剧的发展史展示的正是美国民族产生和发展的全貌。对当今政治、经济和文化全球化发展大趋势下美国戏剧发展史的研究，将有助于中国戏剧在后现代发展阶段正确把握西化和民族化的尺度，为繁荣中国戏剧提供可以借鉴的经验”[14]。在戏剧文学日显衰落的后现代主义时期，美国戏剧文学发生学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研究就显得具有更加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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