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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汪曾祺小说的悲剧意蕴

2011-04-12杨桦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5期

杨 桦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语言与传媒学院,河南信阳464000)

汪曾祺以其作品独具一格的魅力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占据着重要地位。自1980年发表《受戒》以来,其短篇小说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幅优美恬静的田园牧歌式的民俗风情画卷。尽管相对于同一时期的作家而言,政治生活在汪曾祺的作品中鲜有体现,但作家并非时评者所描述的那样:回避现实,无视人性的丑恶。相反在作家笔下,明净朗润的世俗风景和温暖的乡土情怀中,隐藏着深深的挥之不散的悲情。

一、隐伏的悲剧的寂寞书写

现行的文学史通常这样描述汪曾祺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复出文坛时的情景:“小说《受戒》、《大淖记事》出现于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潮涌之际,却没有政治话语的痕迹,没有浓烈的悲剧意识,没有一波三折的故事,为文学主流吹来一股清新之风。”[1]的确,在这几篇堪称汪曾祺代表作的作品里,我们很容易被那不可遏止的清新田园之风深深感动,但就像当年沈从文说的那样:“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背后隐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2]受沈从文的影响,汪曾祺在创作中也默默地表现着这种隐藏在和谐美好背后的悲痛之情,“直面人生之冷酷、人生之荒寒,正视苦难、悲悯天下的美学气质渐渐明显起来”[3]。这在他20世纪40年代初登文坛及90年代的后期创作中表现得尤其显著。

(一)小人物的生存悲欢

汪曾祺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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