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桦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语言与传媒学院,河南信阳464000)

汪曾祺以其作品独具一格的魅力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占据着重要地位。自1980年发表《受戒》以来,其短篇小说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幅优美恬静的田园牧歌式的民俗风情画卷。尽管相对于同一时期的作家而言,政治生活在汪曾祺的作品中鲜有体现,但作家并非时评者所描述的那样:回避现实,无视人性的丑恶。相反在作家笔下,明净朗润的世俗风景和温暖的乡土情怀中,隐藏着深深的挥之不散的悲情。

一、隐伏的悲剧的寂寞书写

现行的文学史通常这样描述汪曾祺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复出文坛时的情景:“小说《受戒》、《大淖记事》出现于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潮涌之际,却没有政治话语的痕迹,没有浓烈的悲剧意识,没有一波三折的故事,为文学主流吹来一股清新之风。”[1]的确,在这几篇堪称汪曾祺代表作的作品里,我们很容易被那不可遏止的清新田园之风深深感动,但就像当年沈从文说的那样:“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背后隐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2]受沈从文的影响,汪曾祺在创作中也默默地表现着这种隐藏在和谐美好背后的悲痛之情,“直面人生之冷酷、人生之荒寒,正视苦难、悲悯天下的美学气质渐渐明显起来”[3]。这在他20世纪40年代初登文坛及90年代的后期创作中表现得尤其显著。

(一)小人物的生存悲欢

汪曾祺小说的主人公大都是一些身份低下却安分守己的小人物,如《大淖记事》中的巧云、《八千岁》里的八千岁和宋侉子、《王四海的黄昏》中的王四海、《岁寒三友》中的王瘦吾和陶虎臣、《寂寞和温暖》中的沈源、《云致秋行状》中的云致秋等。他们只是一些读书人、小手工艺者、小商小贩、杂耍艺人等市井平民,从来没有什么野心,只想着把眼前的日子过好,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安顺地活着。他们也有自己的理想,渴望实现一点人生的价值,但当最起码的生存愿望都无法实现时,也只是自我默默承受着,甚至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那样,心安理得地摆弄着自欺欺人的祖传药方。在对小悲小欢的乡间民俗的热情描写中,汪曾祺难以抑制那种胜景难再的浓重的悲哀感。诚如他自己所说,他的小说“平实朴素,然而自有情致”。这种情致,“是不会让人痛苦的,但是你的眼睛会有点湿润”[4]。

《八千岁》里的八千岁,勤勤恳恳地经营着自家的小米店,却俭省得让人生气:一年到头只穿着一身过时的老蓝布,不看戏,不打牌,不吃烟,不喝酒;杯杯是颜色浑浊的酽茶;顿顿是糙红米饭,配着一成不变的熬青菜。本来用辛苦积攒下的钱买了五匹大骡子、一副大碾子,为的是好好地做着自己的小买卖。没想到的是,抗战军兴,镇子里来了个无赖八舅老爷,狠狠敲了他一笔竹杠:办了个满汉全席,明抢了八千岁八百块现大洋。此后的八千岁掉了几滴泪,“做了一身阴丹士林的长袍,长短与常人等,把他的老蓝布二马裾换了下来。他的儿子也一同换了装”[5]52。面对无赖恶霸的强大压迫,作者没有描写八千岁的反抗或者哪怕是心理上的抗争,唯一改变的只是从此不再对自己俭省苛刻而已。《鸡鸭名家》中的陆长庚空有一身赶鸭的绝技而屡遭失败,最后沦落为赌徒。《卖眼镜的宝应人》里的王宝应,连个名字也没有,大家只因他是宝应人而如此叫他,为了证明自己的玉石是真的而不是化学合成的假货,结果点燃了自己的表链子。汪曾祺也许并没有鲁迅那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强烈批判意识,却在那种淡淡的叙述中冷静地表达着自己对于平凡苦难生活的体味和对平凡善良人们的悲悯。

(二)伦理道德的精神悲剧

虽然经历了轰轰烈烈的五四启蒙运动,旧有的伦理道德秩序在一步步地走向灭亡,但不可否认的是:历经千年的伦理道德观念依然深深地扎根于民众的内心深处。汪曾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还是持肯定态度的,但作为一位有强烈责任感的作家,他也以人道主义为基本的原则取向,通过作品批判那些反人道的甚至毁灭人性的,造成心灵创伤和精神悲剧的伦理道德观念。

封建道德和传统观念是极具影响力和破坏力的,它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造成人生的悲剧,而在女性的生存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晚饭花·珠子灯》中,孙小姐身为大家闺秀,从小饱受封建文化熏染。在未婚夫的影响下,她也自觉地接受了一些新文化观念。不幸的是新婚不久丈夫病逝,尽管丈夫留下了不要守节的遗言,但改嫁的念头一刻也没有在孙小姐思想里出现过,孙小姐默默地在独自等待中死去。“珠子灯”本是多子多福的象征,在这里却成了孙小姐灵魂的枷锁,那种巨大的反讽意味让人感到深深的悲凉。《忧郁症》中的龚家媳妇裴云锦,因过度操劳家事而一直没怀上孩子,却认为是自己对不起婆家,于是她整天地不说话,只是坐在门前木然看着日影或雨滴,最终选择了上吊自杀。这种精神上的压迫比单纯的物质压迫更为可怕,那是一种渗透到骨髓里的残忍,我们由此感到更沉重的悲哀。

(三)历史环境的不可抗拒之悲哀

C.P.斯诺曾说过:“我们每个人的个人处境都是悲剧性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孤单的,有时我们通过爱情或感情或创造性要素来逃避孤独,但生命的喜悦只是我们给自己造成的聚光点,道路的边缘依旧漆黑一团,我们每个人都将孤零零死去。”[6]作为对生命有着敏锐洞察力和对现实苦难有着深切感受的作家,汪曾祺不会放过自己经历过的那些痛苦的过往。虽然有过幸福的童年,但自从19岁离开了故乡小镇后,人生的苦难、命运的多舛便与他相伴终生。很多作品其实就是他自己的人生写照。他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作品就已显示出那种淡淡的悲悯情怀,而在充满温情的《受戒》、《大淖记事》之后,汪曾祺又创作了一系列反观历史的作品,如《八月骄阳》、《云致秋行状》、《天鹅之死》等,无不散发着浓浓的悲哀。

在文学作品中,现实的不公往往以人性的扭曲间接表达出来。安分守己的淳朴乡民在压迫和禁锢面前,只一味听天由命地去承受,即使痛苦也不知所措。《云致秋行状》里的云致秋是戏团里的一个小配角,平日里乐观积极,与人为善,却因“文革”中的一次迫不得已的揭发行为,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云致秋完全懵了。他从旧社会到新社会形成的、维持他的心理平衡的为人处世哲学彻底崩溃了。他不但不知道怎么说话,怎么待人,甚至也不知道怎么思想。”[5]87文革结束后,他彻底地成了个闲人,“我这也是一辈子。我算个什么人呢?”[5]93这是那个特殊的年代在这样一个普通小人物身上产生的创伤。而在《八月骄阳》里,老舍先生投湖自尽的悲惨情状,更让人感到深深惋惜。作者透过教书先生顾止庵与小戏剧演员刘宝利、张百顺在太平湖公园的谈话,让我们感到了一种痛到骨子里的哀凉。“火边上围了一圈人,都是文艺界的头头脑脑。有跪着的,有撅着的”,“一群红卫兵,攥着宽皮带,挨着个抽他们。劈头盖脸!有的,一皮带下去,登时,脑袋就开了,血就下来了。皮带上带着大铜头子哪!哎呀,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打人的……他们怎么能下得去这么狠的手呢?”[5]210老舍先生跳湖自尽后,刘宝利不明白这么个文化人想不开的原因,老书生顾止庵则一语道尽:“‘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这大概就是他想不通的地方。”[5]214汪曾祺在这里清清淡淡地一写而过,却让我们看到了他也有直面那场灾难的勇气和反思。老舍先生以死为代价宣告自己对现实的抗争与反驳,汪曾祺也借人物之口道出了中国文人骨子里的悲凉。

二、悲剧意蕴的审美意义

如果从整体上去把握汪曾祺小说的悲剧意蕴,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他对人物的悲惨遭遇、主人公的挣扎与痛苦并没有进行刻意或是直白的描写,而是把那种痛苦与悲哀的意味放在文字之外,让读者自己去玩味,去感受。这便是汪曾祺独特的悲剧意识。

在他的寂寞书写中,往往将中国绘画中“计白当黑”的留白意识在小说创作中充分表现出来,空出余地让读者自己去思索。通过作品,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作者总在最关键的结尾处止住不说,越是这样,越使得那种浓烈的悲哀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故里三陈·陈小手》中的男产科医生陈小手为军阀团长的太太接生后,被团长一枪打死。作者在此处笔锋突转写道,团长觉得怪委屈,我的女人,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从而揭示出“一个充满封建观念的‘文明’古国在功利和意识之间的强烈悖谬,而且这种冲突不是表面的针锋相对,而是渗入到骨子里的意识冲突”[7]。因此更加强烈而伤感。《露水》以一句“露水好大”开篇,也以此结尾,那迷茫无边的露水到底隐含着多少苦命夫妇的艰辛,这样的写法给人的震撼是长久无法消逝的。特别是在他晚年的作品中,文字更加老练纯净,那种温馨的悲情与感伤也像水边的迷雾一样飘荡不息。

汪曾祺的作品所呈现出的悲剧意识还不仅于此,在他的书写中,中国儒家思想往往不自觉地渗入其中。儒家对悲剧的形象思维颇强调“哀而不伤”、“温柔敦厚”的审美原则。在这种“中和”文化精神的影响下,汪曾祺在表现人物不幸时,不想“发出像卡夫卡那样的阴冷的怀疑”[8],而是极力把生活与人性写得温情柔美,刻意地保留一点,掩饰一点,平淡一点,使得痛苦和悲哀弱化,努力让每个受伤的心灵都能找到灵魂的安慰与归属。从这点来看,汪曾祺的悲剧观念既体现出了西方悲剧意识的美学精神,也融入了中国传统的悲喜剧文化传统,即在浓烈的悲情伤感中又用中国传统的大团圆式的乐观意识加以情感的抚慰,努力达到两者之间的中和。

总之,汪曾祺以其独具一格的悲剧表现形式,将中国传统悲剧观与西方现代意识相融通而完美地结合起来,从而显示出了新的中国现代悲剧的特有品格和审美追求。

[1]朱栋霖,龙泉明.中国现代文学史(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20.

[2]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1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42.

[3]摩罗.悲剧意识的压抑与觉醒——汪曾祺小说论[J].小说评论,1997(5).

[4]张曰凯.新笔记小说选[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65.

[5]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2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6]C·P斯诺.中国文化.第1辑[M].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10.

[7]易世龙,王汉英.《陈小手》的悲剧性及表现方式[J].文学教育,2007(4).

[8]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8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