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恒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华夫托党源于一战后寻求埃及独立的非官方代表团,1919年革命期间崛起为埃及民族主义运动的代表,1924年议会选举后成为埃及政治舞台上组织程度最高、力量最强和影响最大的政党组织[1]。二战后埃及民众政治运动兴起,华夫托党走向衰落,1953年遭纳赛尔革命政府取缔。华夫托党兴衰之过程适值埃及由殖民地向独立国家、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重要时期,研究其兴衰对于弄清埃及政党政治和政治现代化的演进具有重要意义。西方学界关于华夫托党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开创性成果,如迪布的《埃及政党政治》对华夫托党上升时期的政治主张、阶级基础和组织演变进行了剖析,贾尼斯·特里的《埃及政治权力的基石:华夫托党》则对该党历史发展作了全景式的叙述,一些文章也从细节入手探讨了华夫托党的演变。但国内相关研究则付之阙如。本文拟将华夫托党置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通过考察该党从创建、发展到被取缔整个过程中的政治表现和社会基础与思想组织变化来探讨其兴衰的原因及影响。

一、华夫托党的创建与埃及宪政的确立

1882年英国军事占领埃及,一战爆发后英国宣布埃及为保护国。一战结束后为争取独立,埃及社会上层讨论同意以前立法会副主席萨阿德·扎格卢勒为首成立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并同英国协商解决战后埃及的政治地位问题[2]73-78。1918年11月13日,埃及代表团(阿拉伯语音译为华夫托)正式成立,最初成员共14人,多为前立法委员和政府官员,其中10人出身大地主[3]43。同日,扎格卢勒等3人会见英国驻埃高级专员,要求与英国直接谈判实现埃及独立。18日,华夫托向英国代表发出请愿书要求出席巴黎和会。23日,华夫托公布26条章程,宣布其主要目标是寻求通过和平合法的手段实现埃及完全独立[3]19。

27日,英国外交部拒绝了华夫托的要求,导致支持华夫托主张的埃及首相下台。随后,华夫托一方面致电外国驻埃机构宣传其独立主张及独立后的对外措施[4]139,一方面阻止埃及组建亲英政府,呼吁素丹福阿德支持其独立斗争[5]160-161。为平息局势,英国于1919年3月8日将扎格卢勒等4名华夫托领袖逮捕并放逐,由此在埃及激起了社会各阶层广泛参加的全国性反英大起义。起义及英国镇压导致超过800埃及人遇害和60名英国及欧洲人伤亡[2]113,最终迫使英国释放了华夫托领导人,准其出席巴黎和会,并派遣米尔纳代表团到埃及调查骚乱原因。为募集资金和抵制米尔纳调查团活动,华夫托在国内成立了中央委员会和最高指挥部。尽管和会期间华夫托的独立主张因英国阻挠而未得到与会大国的支持,但其国内组织的抵制调查团的活动却取得了成功,调查团1920年3月回国后建议英国结束保护制度,与华夫托进行谈判。6月双方在伦敦的协商因分歧严重而破裂,英国遂要求埃及派遣官方代表团进行协商,遭到扎格卢勒的反对。

1921年5月,扎格卢勒等人因违反戒严法令复遭英国逮捕和流放,再次激起民众的暴力抗争,仅1922年2月在开罗就发生了4起针对英国人的袭击事件,导致3人死亡[6]。英国不得不于2月28日通过驻埃代表单方面宣布结束保护制度,承认埃及独立,并提出四项保留条件:保证英帝国交通安全、保卫埃及不受侵略、保护在埃外国人与少数族群利益及保留英国在苏丹的统治[2]145。3月,埃及宣布独立,素丹福阿德改称国王。1923年4月,经英国最后修改的埃及宪法公布。宪法规定,埃及实行立宪君主政体,议会实行两院制,政府对议会负责。参议员的2/5由国王任命,其余议员和众议院全部议员由选举产生。国王拥有最高行政权,有权解散议会和批准议会法案[7]。1923年宪法确立了埃及国王主导型的代议制权力结构[8]57,埃及进入立宪君主制时期。

宪政秩序确立后,英国决定释放华夫托领导人,结束戒严令。7月,扎格卢勒等人回到埃及。为了提名候选人参加首届议会选举,华夫托先建立了学生助选委员会和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地方委员会,旨在募集资金和辅助选举,这标志着华夫托开始向政治性政党转变[3]65,164-166。1924年1月,大选结果揭晓,华夫托党在众议院以183对27的席位完胜其他所有对手[9]。自此,华夫托党一直是埃及政坛上最强大的政党力量。

二、二战前华夫托党在埃及政党政治中的主导地位

以二战爆发为界,立宪君主制前期是埃及政党政治的黄金时期,华夫托党是最主要的民族主义力量和政党组织,民族独立依然是其核心诉求。由于强大的社会基础和不妥协立场,华夫托党在二战前是埃及政治中主导性政党力量。

首先,华夫托党在所有自由选举中都能赢得显著胜利。二战爆发前埃及举行了7次大选,除抵制1931年选举和1938年政府操纵导致选举失利外,华夫托党在剩余选举中都取得了多数胜利,并三次组建一党内阁,特别是1924年和1929年,华夫托党赢得了超过87%的议会下院席位[3]161。华夫托党也因此常常成为英国和埃及王室的打压对象。1924年11月,英国借苏丹总督兼埃军总司令李·斯塔克在埃及遭暗杀事件迫使执政仅10个月的华夫托党政府下台[10]。1925年,国王在华夫托党把持的新议会开幕仅半天后就将其解散。1926年,英国以向亚历山大港派出舰队为威胁,迫使选举获胜的华夫托党放弃组阁权。

其次,华夫托党主导着这一时期埃及政治的两大议题:英埃协商和保护宪政。华夫托党一方面利用议会多数地位反对其他势力与英国的协商,另一方面在执政时期不断与英国展开谈判。1924年和1930年,华夫托党政府两次与英国协商,均因在撤军、废除治外法权、苏丹和运河问题上立场对立无果而终[2]165。1936年,未成年的新国王继位,王室势力下降,加之意大利入侵东北非威胁英国的中东利益,希望巩固地位的华夫托党政府和迫切需要埃及合作的英国之间才最终签署同盟条约。条约允许和平时期英国在运河区驻军1万人,英军有权使用埃及领空,维持英埃共管苏丹之现状。双方还商定条约签订后互派大使,英国撤回在埃政军官员并协助废除领事裁判权和治外法权[2]234。华夫托党借1936年条约和1937年废除治外法权的蒙特勒会议而一时名声大震。

关于保护宪政问题,从1930年到1933年,国王及其扶植的西德基政府在英国的纵容下推行一系列反动政策:修改选举法,制定新宪法;削弱议会权力,提升行政权力,赋予国王更大权力。根据1930年宪法,国王有唯一财政提案权,可任命参议院3/5议员[3]241-242。国王和西德基还利用其御用政党操纵选举、控制议会。作为反击,华夫托党与其他政党组成联合阵线,拒绝承认新宪法,抵制选举,签署国民公约,誓言恢复 1923年宪法,并号召抵制英货[2]221-224,得到了全国各地学生、工人和城市职业青年发动的示威罢工支持[3]261-262。1935年,陷入重病的国王被迫恢复1923年宪法。

最后,华夫托党政治主张较为进步,吸引了多数社会阶层的支持。华夫托党的指导思想属于自由世俗的民族主义思想,它在章程中声称自己是埃及人民的代表,其权力源自人民的授权,其宗旨是争取民族独立[3]70-71,体现了民族自觉和主权在民的思想。故而华夫托党常诉诸全民支持,排斥其他政党竞争,反对未经人民授权或民选议会批准而组建政府、制定宪法及对外协商[3]72-73。尖锐的民族矛盾促使华夫托党早期超越阶级属性坚持激进立场,拒绝接受渐进式独立,并将解决独立问题视为首要目标和唯一使命,因而未提出根本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系统纲领,其民族主义运动和政党之间的角色缺乏明确的界线[3]272-273。但正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使得它与其他政党相比,不仅在领导层上实现了地主阶级和城市中产阶级的联合,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地主、商人、实业家、农民、工人、学生、妇女和城市职业阶层的广泛支持。

上述华夫托党在议会中优势地位是这一时期埃及经济发展和社会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19世纪中期开始的土地私有化进程导致土地兼并不断加剧,私人地产规模从1850年占全国土地面积不足1/7上升至1890年的1/3[11]。一批卷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新兴地主阶层就此形成,在西方殖民扩张的背景下,他们觉醒为20世纪前期埃及政治舞台上重要的民族主义力量。英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直接控制造成埃及经济畸形发展、民族工商业遭到破坏、外国资本加紧渗透、社会贫富分化悬殊[12],侵害了埃及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赫底威成了傀儡;新兴地主受制于外国放贷人、银行主和出口商,只能充当原材料供应者;商人没有关税保护和贸易自主权,金融与工商业由外国人控制;知识分子、军人和职业技术人员升迁无门;广大的工人和农民则挣扎在饥饿和极端贫困之中[3]23,25-37。一战爆发后,大量英国军事行政人员的进驻加剧了埃及的物资紧张,英国军事当局强征劳工队和骆驼运输队给埃及带来了巨大生产破坏和生命损失,巨额战款的借用与搜刮给埃及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13],英埃民族矛盾激化。战后,埃及物资匮乏、物价暴涨、通货膨胀、经济混乱、民不聊生,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而这一时期埃及的农民政治尚未觉醒,工商业阶层和工人力量弱小,富有的地主阶级和思想不断成熟的城市中产阶级担负起了领导民族运动的重任。华夫托党结合了这两种力量,其主张代表了埃及人要求自治的愿望,得到了社会各阶层支持,成为反英运动的中心,并在议会政治前期一枝独秀。

此外,华夫托党组织上明显的群众性现代政党特征也是它取得优势的原因。华夫托章程除阐明了其成立宗旨外,还对成员接纳、机构职能、议事规则做出了的规定。从1919到1923年,华夫托党以其中央委员会及最高指挥部为核心并联合学生、工人和妇女等组织进行政治动员和宣传。1924年选举前,华夫托党按照行政区划建立起了省、选区和基层三级地方组织。选举胜利后,华夫托党又建立了议会党团组织,借以控制议会分歧、执行党的路线。这使得它能够广泛地动员民众参与到民族主义斗争之中,并借民族解放运动确立其强大的社会支持基础。

三、二战后民众政治的兴起与华夫托党的衰落

1936年条约虽然使埃及获得了空前的自主权利,但华夫托党在驻军、运河和苏丹等问题上的让步损害了它不妥协的民族主义形象,招致了社会下层激进势力穆斯林兄弟会、青年埃及党的反对。1937年,开始亲政的法鲁克国王以出现反政府示威为由解散了纳哈斯政府,随后成立的四届政府均为非华夫托党政府,国王专制倾向重新加强。在与专制势力和新兴民众组织的斗争中,华夫托党走向了衰落。

其一,民族独立卫士的形象丧失,合法性基础被动摇。二战初期,德军在各条战线上迅速推进,埃及内部亲德呼声高涨。为确保埃及推行服务于自己的军事与外交政策,1942年2月4日英国大使兰普森率军队围困埃及王宫,以逊位为要挟迫使国王任命反纳粹的华夫托党领袖纳哈斯组阁执政。纳哈斯上台后配合英国政策,清除政府与议会中的亲德势力,镇压反英宣传[2]253。2月4日事件表明,埃及既有的独立不过是镜花水月,英国为了自身利益可以随意践踏埃及的主权。而华夫托党则因与世仇合作获取权力致使其反英斗士的光环荡然无存。

其二,严重的内部分裂,给华夫托党造成了巨大冲击。2月4日事件后,创党元老马克拉姆·奥贝德因不满英国的粗暴干涉和纳哈斯的专权肥私而被开除出党,他与追随者建立独立华夫托党集团,并于1943年出版《黑书》揭露纳哈斯的腐败交易,谴责其服务英国的政策[2]279-281,纳哈斯的声誉和地位因此遭受重创,导致1944年10月华夫托党政府被解散。二战后随着独立运动的重新兴起,华夫托党内的知识青年抛弃中央的温和路线,组成华夫托先锋队,与地下共产党合作,提出了革命性纲领,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抨击资本主义剥削,要求保护工人和农民利益[14]62。内部分裂削弱了华夫托党的实力。

其三,社会支持基础开始削弱,民众政治组织的挑战日益严峻。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埃及社会对华夫托党已不再是压倒性的全面支持,特别是城市阶层的不满日益增加。1936至1937年,学生群体因就业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反华夫托党政府罢课,华夫托学生执委会因此解散[3]345-347。二战后,学生不断举行各种示威,抗议英国占领,并与工人联合起来建立工人和学生全国委员会指导民族主义运动,显示出脱离主流政治势力寻求解决民族和社会问题的新动向[14]98。此外,妇女组织也脱离传统政党控制,积极参加到争取独立和自由民主的权利斗争之中[15]。然而,给华夫托党带来更大挑战的是穆斯林兄弟会、青年埃及党等新兴民众政治组织的崛起。穆斯林兄弟会成立于1928年,主张用伊斯兰教规范国家、社会和个人的一切活动,从而实现国家与民族的复兴[16],成员多来自城市中下层和农民,二战爆发时达百万之众[14]121。青年埃及党由不满华夫托党保守软弱的激进派民族主义青年创建于1933年,成员多为城市青年和学生。它崇尚武力,强调宗教和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反对西式民主,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色彩浓厚[3]372-378。这些新兴组织不仅旗帜鲜明地反对英国,而且还将斗争矛头对准本国的统治势力,认为华夫托党、国王和现有制度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埃及独立和社会经济改革问题[17]296,吸引了中下层民众的广泛支持,严重削弱了华夫托党的社会基础。

在新兴民众组织的推动下,二战后埃及国内罢工、游行、暗杀活动频繁,政局动荡,民族主义高涨,独立斗争向暴力反抗转变。1951年底至1952年初,由各民众组织组成的游击队与英军之间冲突不断,民众运动失控[17]306,宪政秩序濒临解体。战后华夫托党的衰落从根本上说是两次大战期间埃及社会经济领域的严重危机和华夫托党自身的阶级实质所决定的。

一方面,君主立宪制时期埃及依然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二战前埃及经济处于人口过剩、工业发展停滞的危机状态。数据显示,埃及人口1897年到1947年增长近两倍[17]313。而同期耕地面积仅增加了1.3倍[14]75。30年代经济危机导致农产品价格大跌,农业工资下降。二战期间,化肥进口和棉花出口大幅减少更加大了危机的程度。人口压力和农业危机造成土地稀缺、兼并加剧、地租疯涨和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其结果是无地农民增加、生活水平下降和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均。1950年埃及71.6%的农村人口仅占有全国耕地面积的13%,而不到0.1%的人口却占有耕地近20%[14]75。与此同时,埃及工业发展却没有多大起色。1939年工业产值比重约为8%,1950年为10%[18]。二战期间一度繁荣的战时经济吸引大量农民进城,劳工队伍扩大了3倍多[14]86。但战后埃及工业重新陷入困境,约25万人失去了与战争相关的工作。民众收入下降而生活花费却不断攀高,1952年的民众生活花费达到1939年的3.31倍[17]329。经济状况恶化和新旧矛盾叠加促使中下层民众借助激进化甚至暴力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穆斯林兄弟会和青年埃及党的出现以及战后宪政秩序的瓦解正是这种不满的结果。

另一方面,华夫托党本质上是一个地主阶级主导的政党,大地主在包括华夫托党在内的埃及历届政府阁员中所占比例都在60%以上[14]79。地主运用手中权力反对任何形式的土地再分配,拒不推行全面的社会经济改革,特别是拒不解决农民的土地改革问题和工人的最低工资与工会组织合法性问题。同时,华夫托党领导人长期将民族主义运动限制在议会道路之内,民众的政治参与仅仅局限于争取独立和支持议会政党选举。此外,华夫托党内部不存在保证组织有效运作的民主机制和凝聚力量的思想学说,少数精英贵族长期把持领导权力,普通党员、青年人和激进主张无法得到表达,必然导致分裂和离心倾向的出现。而党员注册和缴费制度的缺失,党员与支持者界限不明,也使得它在应对新兴政治组织竞争时显得虚弱无力。最后,华夫托党一直无法兑现其争取完全独立的承诺。1950年1月,最后一届华夫托内阁执政后与英国就进行了长达19个月的谈判仍无果而终。无奈之余,华夫托党只得单方面宣布废除1936年条约和1899年英埃共管苏丹条约,但这并不能改变英国控制埃及的现实。实践表明,华夫托党既不能解决社会所面临的经济困局,也无法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和宪政民主,它和旧制度一起走到了历史尽头。

结语

立宪君主制时期埃及君主议会分权的二元体制是当时英国、埃及王室与地主阶级政党权力斗争的产物,缺乏民主制度运行所需的经济和阶级基础。华夫托党是在埃及追求民族独立和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双重转型过程中诞生的混合型政党组织,兼具民族解放运动组织和阶级政党的双重属性。当社会经济发展和阶层分化有限而民族矛盾又异常尖锐时,华夫托党的民族性和阶级性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阶级性隐藏于民族性之中,因而得到较广泛的社会支持。反之,当社会矛盾复杂、阶层分化剧烈而民族矛盾又久拖不决时,阶级性与民族性就发生严重错位,并制约民族性任务的推进和完成,从而削弱其社会基础。总之,华夫托党早期赢得的普遍支持源于其一定程度的时代先进性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全民性诉求,后期日益衰落则归因于经济危机与社会分化的严重、民众政治的兴起以及地主阶级与贵族统治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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